目前，部分“5+3”一体化学生在各阶段存在角色转换、专业知识和技术、沟通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临床思维和循证医学观念及临床科研思维、学习和工作态度等方面不同程度的认识、理解和应用问题。本文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现代临床思维培养渗透并贯穿于“5+3”一体化学生诊疗操作能力培训的始终，全程融入人文关怀、循证医学、学习态度、工作态度、对患者的态度，逐步完成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临床思维+诊疗操作能力的综合培养目标。

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外科学开展课程思政意义深远。本文选取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科轮转的浙江大学2019级"5+3"临床医学专业和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159名学生为对象，细化育人元素为"五爱六向"，充分挖掘外科学专业课程中的思政素材，形成全员、全过程、全课程"三全"育人教学形态，并以"三维一体"进行课程反馈。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在159名学生中，分别有150名(94.3%)、151名(95.0%)、146名(91.8%)、156名(98.1%)和152名(95.6%)学生认为外科学课程思政可促进人文关怀观念、医者的责任心、职业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对医学史的认识和临床创新意识。可见，外科学课程思政有利于医学生的精神塑造，提高课程满意度，保障教学质量。

目的:考察父亲教养投入的远端及近端影响因素，探讨原生家庭父亲教养、父亲自己的角色观念和教养投入的关系，以及父亲抑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父亲教养投入问卷、父亲角色观念问卷、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572名儿童(年龄12岁以下)的父亲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PSS 21.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父亲教养投入[(2.86±0.58)分]与其原生家庭父亲教养的冷漠[(7.30±3.86)分]呈负相关( r＝-0.175， P<0.01)，与关怀[(10.46±3.98)分]呈正相关( r＝0.291， P<0.01)，与父亲抑郁水平[(7.07±5.09)分]呈负相关( r＝-0.266， P<0.01)，与父亲角色观念[(61.52±5.92)分]呈正相关( r＝0.522， P<0.01)。(2)父亲角色观念在原生家庭父亲关怀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15，占总效应的35.71%)，在原生家庭父亲冷漠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16。(3)父亲抑郁水平对原生家庭父亲关怀与父亲角色观念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β＝-0.069， P<0.05)，对原生家庭父亲冷漠与父亲角色观念的关系也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β＝0.121， P<0.001)。J-N法简单斜率检验显示，两个模型中的简单斜率的大小和显著性随父亲抑郁水平的升高而呈现变化。 结论:在原生家庭中曾经受到的父亲教养，是父亲自己对孩子教养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两者关系中父亲的角色观念起中介作用，父亲的抑郁水平在其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中医调情志为视角，从古代书籍文献、临床应用两方面探讨中医调情志与叙事医学的相关性。研究认为中医调情志展现出以"病为本，工为标"的人本主义精神，"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诊疗模式，关注患者负面情感，尊重患者疾病感受，反思自我德行，建立医患伙伴关系，促进医患双方付诸积极地行动，上述医学人文精神和临床行为与叙事医学人文关怀理念，临床实践有共通之处。叙事医学的三个焦点"负面情感、共情和关联性"与其三个要素"关注、再现、归属"在中医调情志临床中的各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四诊合参以查情、关注倾听以共情，反思再现以辩情，调摄情志以舒情，针药结合以治情等方式，不仅能全面了解患者的心身状态、疾病感受、所需所想所愿，提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实现情志疗愈、心理慰藉和躯体康复，而且还凸显中医学整体观念，"形神合一、治神为要"的特点。医患初诊的情感共情，多轮复诊会面，高频反馈与沟通，使医患形成长期的情感联结，建立伙伴关系。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调情志，可以扩展叙事医学的临床路径，而叙事医学人文关怀理念和实践工具，为中医调情志人文关怀提供现代医学理论支撑和落地工具。两者融合发展对构建新型医患人文诊疗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目的 评价并探讨基于BOPPPS教学模型的临床基本操作实训课堂教案的应用效果和意义,为提升实训课教学效果提供实践经验.方法 以空军军医大学2019级与2020级五年制临床医学生为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149人)和实验组(151人).对照组实施传统实训教学.针对实验组学生,组织编写基于BOPPPS教学模型的实训课教案并经专家论证,在实验组学生中实施并反馈.通过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和综合实践能力进行评价,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评价比较2种不同教学模式下教案的应用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形成性和终结性考核成绩分别为(94.59±8.60)分和(92.19±2.10)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认为BOPPPS教学模式下的实训课在提高学习兴趣,促进团队协作,深化爱伤观念,锻炼动手能力,培养临床思维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结论 基于BOPPPS教学模型编写的实训课教案有助于教师依据课程目标开展实训教学,优化时间安排和教学实施过程,并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动手操作能力、团队协作意识、人文关怀素养及临床思维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目的 探究肝豆状核变性患者自我管理体验,为后续该群体自我管理项目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法,通过目的抽样对 12 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一对一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使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进行主题分析.结果 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真实自我管理体验可归纳为自我管理知识欠缺(自我管理认知偏差、对疾病知识深入了解的抗拒)、坚持自己的健康观(服药管理缺乏科学性、构建自己的饮食理念、保持积极心态和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压力与挑战(在乎自我形象、社会互动中断、经济负担沉重、就医过程的曲折与艰难、家庭支持力度不足)、社会支持促进疾病自我管理(医务人员专业援助、家庭成员关怀、社会包容环境).结论 肝豆状核变性患者自我管理存在诸多障碍,医务人员应加强患者健康观念,多途径解决患者自我管理阻碍因素,帮助患者减轻身心负担,促进自我调节.

目的 探究积极老龄化视角下上海农村居家老年脑卒中患者健康管理的障碍因素,为农村地区脑卒中健康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关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于2021年12月-2022年2月运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上海市农村老年脑卒中患者及其照顾者各11名、村卫生室医务人员15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农村居家老年脑卒中患者健康管理障碍因素可归纳为3个类属(健康层面的障碍因素;参与层面的障碍因素;保障层面的障碍因素)、10个主题(健康素养欠缺、健康观念陈旧,健康水平低下及健康状况复杂,就医意愿不足及健康行为缺乏,心理关怀缺位及心理支持匮乏,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较低,参与健康管理的渠道较少,参与健康管理的社会属性薄弱,医疗资源保障乏力,社会经济保障欠缺,社会及家庭保障缺位).结论 做好农村地区居家老年脑卒中患者健康管理,需要立足农村地区现状,因地制宜、多管齐下,以积极老龄化视角推进健康、参与及保障在农村健康管理中的指引作用,打破健康管理伪和谐现象,提升供给能力,强化需求导向,消解供需错位,实现农村老年脑卒中患者健康管理的正向循环发展.

目的 为社区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模式的建立提供参考.方法 对社区 1例伴多种慢性病老年患者开展居家药学服务,包括药物治疗方案的评估、处方精简、药物重整、用药指导、药学咨询、科普宣教、家庭药箱管理、健康行为干预等,并定期随访、评估.通过案例列举介绍社区家庭药师参与居家药学服务的内容和心得.结果 家庭药师在社区居家药学服务中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化的居家药学服务、良好的沟通和人文关怀可有效解决居家慢性病患者长期用药的相关问题.结论 开展社区居家药学服务有助于降低医疗成本,减少用药错误,提高用药观念,促进居家患者安全、合理用药.

目的:探讨消解数字化时代老年人就医困境的对策,为提升老龄社会治理能力和数字医疗服务效能提供借鉴.方法:从数字鸿沟视域归纳分析老年人在数字医疗服务中面临"不会用"、"不敢用"与"不能用"的多重数字困境,分别从现实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阐释老年人就医困境的生成.结果: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叠加并进是造成老年人就医困境的现实逻辑,基础设施与技术服务参差不齐是形成困境的技术逻辑,社会大环境与心理排斥的多重附加是导致困境的实践逻辑.结论:走出数字化转型下老年人就医困境之道在于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构建老年数字医疗服务理论框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供适老化个性化的老年数字医疗服务;坚持数字化与人性化相结合,构建融入人文关怀的老年数字医疗服务的社会支持生态圈.

目的 深入了解国内传统文化对安宁疗护实践的影响.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1年9月—2022年7月在北京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所临终关怀医院中选取8例疾病晚期患者、12名疾病晚期或去世患者家属,就疾病晚期治疗与照护过程进行一对一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分析、归类和主题提取.结果 分析得出4个主题及8个亚主题.①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家庭共担对患者医疗沟通与决策有影响:家属是患者医疗决策的主导者;家庭内部结构及关系影响医疗沟通和决策.②孝亲文化下的道德与情感交融对患者生命救治有影响:面对患者疾病晚期治疗,家属不轻言放弃;面对患者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选择,家属感到纠结和摇摆.③反向关怀观念下的家庭情感联结对患者表达个人需求有影响:患者不愿在疾病照护和丧事安排等方面给家属增加负担;患者从家庭利益和家庭责任的角度考虑治疗措施.④传统生死观对患者与家属沟通临终问题有影响:患者与家属间缺乏沟通临终问题的桥梁;患者与家属沟通临终问题时宜采取非正式和间接的方式.结论 在安宁疗护实践中,国内文化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医护人员需围绕患者及其家属的决策、患者与家庭的反向关怀和孝亲行为、家庭临终问题沟通等方面探索并提供适宜的、具有文化安全性的安宁疗护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