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容量过负荷是合并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或脓毒症的重症患者肾脏功能损害加重、肾功能恢复率降低和病死率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容量过负荷对肾功能的损害可能与肾静脉高压、肾间质水肿有关，并最终导致肾血流量和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然而，通过利尿剂或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进行液体清除会增加患者血容量不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组织器官灌注不足等风险。因此，CRRT期间对AKI患者进行准确的容量状态评估与管理至关重要。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专家组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及临床经验制定了《CRRT容量评估与管理专家共识》。专家组通过对此领域系统全面的文献检索、数据分析及专业讨论，构建了5个CRRT容量管理的专题：AKI患者容量失衡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及危害、AKI患者容量管理策略、AKI患者容量状态及反应性评估、CRRT容量管理的分级与应用和CRRT容量管理目标制定与CRRT处方。该共识旨在规范临床操作，降低AKI患者容量失衡的发生率并改善其预后。

颅脑创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患者术中维持适宜的血容量对预后有很大影响。有研究表明液体超负荷可导致组织水肿、肺损伤和创面愈合不良等并发症，液体量不足会增加低血压风险，减少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灌注，甚至导致器官功能衰竭。如何优化术中液体管理策略是麻醉科医师最常见问题之一。文章从液体选择（晶体液、胶体液、高渗盐水和甘露醇）、液体用量[开放性液体治疗、限制性液体治疗、目标导向液体治疗（goal directed fluid therapy, GDFT）]、血管内容量状态监测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阐述不同的液体管理策略，以期为TBI患者术中液体管理提供指导并为新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生物电阻抗（BIA）的液体负荷和营养状态指标与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江苏省人民医院MHD患者的临床资料。2022年4至10月期间收集南京市鼓楼区健康志愿者的BIA数据，确定细胞质量指数（BCMI）的分界值；参考既往研究，采用0.15作为多余水分和细胞外液比值（OH/ECW）的分界值。根据分界值将数据转换为二分类变量对MHD患者进行分组，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MHD患者706例，男407例，女299例，年龄（54±15）岁。根据BCMI是否<5.4 kg/m 2和OH/ECW是否≥0.15将MHD患者分为无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液体超负荷、营养不良、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共四组，各组分别有269、186、151、100例患者。随访时间［ M（ Q1， Q3）］33（26，37）个月，随访期间162例患者死亡。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四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52个月（95% CI：41~54个月）、46个月（95% CI：44~49个月）、37个月（95% CI：34~40个月）和34个月（95% CI：30~38个月），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1年生存率分别为95.5%、93.5%、92.1%和88.0%（ P<0.001），2年生存率分别为92.6%、87.1%、83.4%和77.0%（ P<0.001）。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无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组相比，营养不良组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18倍（ HR=2.18，95% CI：1.29~3.71， P=0.004）；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组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59倍（ HR=2.59，95% CI：1.48~4.54， P=0.001）。 结论:BIA的液体负荷和营养状态指标与MHD患者预后相关，与无液体超负荷和营养不良患者相比，营养不良和液体超负荷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目的:分析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内儿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PARDS）死亡风险因素。方法:对“肺表面活性物质治疗婴幼儿中重度PARDS疗效分析”所建立的临床数据库资料进行二次分析。回顾性病例总结2016年12月至2021年12月中国14家三甲医院PICU的101例中重度PARDS婴幼儿的死亡风险因素。根据患儿出PICU时情况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比较一般情况、基础疾病、氧合指数、机械通气等临床资料差异。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氧合指数预测病死率的准确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死亡风险因素。 结果:101例中重度PARDS婴幼儿中男63例（62.4%）、女38例（37.6%），年龄为（12±8）月龄。死亡组患儿23例，存活组患儿78例。死亡组中合并基础疾病及免疫缺陷患儿比例均高于存活组［52.2%（12/23）比29.5%（23/78），30.4%（7/23）比11.5%（9/78），χ 2=4.04、4.76， P=0.045、0.029］，肺表面活性物质（PS）使用率低于存活组［8.7%（2/23）比 41.0%（32/78），χ 2=8.31， P=0.004］。年龄、性别、小儿危重症评分、PARDS病因、机械通气模式、72 h内液体平衡情况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死亡组PARDS治疗第1~3天氧合指数值均高于存活组［11.9（8.3，17.1）比15.5（11.7，23.0）、10.1（7.6，16.6）比14.8（9.3，26.2）、9.2（6.6，16.6）比 16.7（11.2，31.4）， Z=-2.70、-2.52、-3.79，均 P<0.05］。死亡组治疗3 d后氧合指数改善程度较存活组更差［0.03（-0.32，0.31）比 0.32（-0.02，0.56）， Z=-2.49， P=0.013］。ROC曲线分析示第3天的氧合指数值对中重度婴幼儿PARDS死亡预测的准确度较好（曲线下面积=0.76，标准误=0.05，95% CI 0.65~0.87， P<0.001）；当氧合指数取值11.1时，灵敏度78.3%（95% CI 58.1%~90.3%），特异度60.3%（95% CI 49.2%~70.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小儿危重病评分和72 h内液体负荷情况后，未使用PS（ OR=11.26，95% CI 2.19~57.95， P=0.004）、第3天氧合指数值（ OR=7.93，95% CI 1.51~41.69， P=0.014）及免疫缺陷（ OR=4.72，95% CI 1.17~19.02， P=0.029）均为PARDS患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中重度PARDS婴幼儿病死率较高，合并免疫缺陷、未使用PS、确诊第3天OI值较高均为其死亡风险因素。PARDS确诊第3天氧合指数值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死亡。

脓毒性休克经早期充分的液体复苏后，过多的液体积聚在体内，可导致患者器官功能障碍和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肾脏替代治疗时间延长，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液体治疗降阶梯策略是脓毒性休克晚期阶段重要的液体管理措施，指通过限制液体输入、使用利尿剂和肾脏替代治疗等方法去除体内多余的液体，实现液体负平衡，以期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和降低病死率。本文围绕液体治疗降阶梯策略的提出、实施时机和终点、实施手段、与腹腔感染源控制的关系及其对器官功能和临床结局的影响等方面，就液体治疗降阶梯策略在腹腔脓毒性休克的研究现状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腹腔脓毒性休克晚期阶段的治疗提供指导，并探索新的治疗方向。

目的:探讨超早产儿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PDA，hsPDA）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7年7月至2020年4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收治的超早产儿（胎龄<28周）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有无hsPDA分为hsPDA组和无hsPDA组，计算2组患儿生后3 d内的累计液体超负荷水平（fluid overload，FO），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探讨超早产儿发生hsPDA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79例超早产儿，胎龄（27.0±0.9）周，出生体重（987±173）g，无hsPDA组23例，hsPDA组56例。单因素分析显示，血小板减少症（ P=0.044）、需要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治疗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 P=0.006）及高FO水平（ P=0.002）与超早产儿hsPDA有关；多因素分析提示需要PS治疗的RDS（ OR=5.933，95% CI 1.360~25.883， P=0.018）及高FO水平（ OR=1.261，95% CI 1.063~1.496， P=0.008）是超早产儿发生hsPDA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提示FO区分有无hsPDA的截断值为-0.2%（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85.7%、56.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712，约登指数=0.422）。 结论:需要PS治疗的RDS及生后3 d内高FO水平是超早产儿发生hsPDA的独立危险因素。需要PS治疗的RDS患儿在给予PS后应及时监测血流动力学变化。超早产儿早期液体管理中，应严格监测FO水平，个体化输液，避免过高的FO水平。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液体平衡与预后的时间相关性。方法: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 2.0（MIMIC-Ⅳ 2.0）中2008至2019年收治的脓毒症患者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年龄≥18岁、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2 d的脓毒症患者，计算患者入ICU 1~7 d每日液体平衡量和累积液体平衡量（CFB），并根据CFB将患者分为液体负平衡组（CFB%<0%）、液体平衡组（0%≤CFB%≤10%）、液体超负荷组（CFB%>10%）。将住院期间是否死亡定义为结局事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入ICU 7 d内不同CFB状态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之间的时间相关性。此外，对脓毒性休克患者、住ICU≥7 d的脓毒症患者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最终纳入11 437例脓毒症患者，其中男性6 595例，女性4 842例；年龄（64.4±16.4）岁；10 253例（89.6%）患者存活，1 184例（10.4%）患者住院期间死亡。与存活患者相比，死亡组患者年龄更大，体质量更轻，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和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更高，ICU住院时间更长，脓毒性休克发病率更高，使用有创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RRT）及血管活性药物的比例更高。在合并症方面，死亡组患者中充血性心力衰竭、肾脏疾病、肝脏疾病、肿瘤更常见。死亡组入ICU 7 d内每日液体平衡量均高于存活组；存活组和死亡组CFB随ICU住院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了年龄、性别、种族、SOFA评分、SAPSⅡ评分、合并症以及是否使用有创机械通气、RRT、血管活性药物后，入ICU第1天液体超负荷为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降低的保护因素〔优势比（ OR）＝0.74，95%可信区间（95% CI）为0.64~0.86， P＝0.001〕；而第3天液体超负荷是导致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增加的危险因素（ OR＝1.70，95% CI为1.47~1.97， P<0.001），并且在第4~7天均显示住院死亡风险逐渐增加。此外，对脓毒性休克患者和住ICU≥7 d的脓毒症患者分析得到相同的结果。 结论:入ICU第1天液体超负荷会降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然而从第3天开始会增加住院死亡风险。因此，在不同时间对脓毒症患者液体平衡进行管理可能会改善预后。

目的:探究气腹合并头高脚低位15°~30°条件下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V）预测老年患者液体反应性的准确性及诊断阈值。方法:择期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的老年患者80例。于气腹合并体位变动后5 min (T 1），静脉输注6%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钠注射液7 ml/kg，输注时间15~20 min。于T 1、容量负荷后5 min (T 2）时记录MAP、心率、心排血量（cardiac output, CO）、心指数（cardiac index, CI）、每搏量（stroke volume, SV）、每搏量指数（stroke volume index, SVI）和SVV。容量负荷后，以每搏量指数变化率（△SVI）≥15％为容量负荷试验阳性的标准，△SVI≥15％定义为有反应组（Rs组），△SVI<15％定义为无反应组（NRs组）。绘制SVV判断容量变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及95%CI。 结果:与T 1时点比较，T 2时点两组患者CI和SVI升高，SVV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s组T 2时点CO和SV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T 1时点比较，Rs组SVV高于NRs组，CI、SV、SVI和CO低于NR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心率、MAP组间及组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示：SVV区分容量负荷有无反应的阈值为16.5％时，灵敏度为95.9%，特异性为77.8%，曲线下面积（95%CI）为0.912 (0.838~0.987）。 结论:在本实验条件下，SVV仍保持判断容量治疗反应的准确性，但其诊断阈值升高。SVV的诊断阈值为16.5%。

目的:探讨加味半夏泻心汤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的疗效和胃功能学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选择2021年6月至2022年12月于温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符合罗马Ⅳ诊断标准的FD患者56例，采用加味半夏泻心汤治疗4周，采用上消化道症状严重程度指数评分评估临床疗效，采用标准液体营养餐胃负荷试验和标准固体餐胃排空试验评估胃功能，比较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的消化不良症状总积分、近端胃最大饱感阈值、近端胃初始饱感阈值和5 h固体胃排空率。观察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随访4周内不良反应事件(如恶心、腹泻、头晕、皮疹等)的发生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和配对 t检验。 结果:FD患者治疗后痊愈14例，显效22例，有效12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85.71%(48/56)。治疗结束时消化不良症状总积分低于治疗前[3.00分(1.00分，4.00分)比13.00分(8.00分，18.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7.96， P<0.001)；治疗结束时近端胃最大饱感阈值和5 h固体胃排空率均高于治疗前[(897.45±98.82) mL比(588.46±60.26) mL、(87.59±12.74)%比(36.59±15.9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9.98、18.70，均 P<0.001)；治疗前后的近端胃初始饱感阈值比较[(131.84±52.91) mL比(130.0±47.61) 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随访4周均未发现与研究相关的不良反应事件。 结论:加味半夏泻心汤可提高FD患者近端胃容受性和胃排空功能，改善消化不良症候群，临床疗效好且安全性高。

容量管理是临床麻醉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补液不足或液体过负荷均可引发术后并发症，延长患者住院时间。选择合适的补液时机，把握补液的量和速度，是容量管理的焦点和难点。临床上，患者容量反应性阳性或具有容量反应性常被视为需要补液的金标准 [1,2]。也基于此，国内外出现了多项优化的容量管理策略，如目标导向液体治疗 [3]、系统性多次容量反应性评估等 [4]。然而，这些策略忽视了补液对静脉及下游器官的影响。证据表明，即使容量反应性阳性的患者补液后仍然有液体过负荷的危险，如静脉淤血、器官血流瘀滞 [5,6]。因此，近两年，围绕多器官、全身性、系统性的容量耐受性的概念被提出 [7,8,9]。本文主要围绕容量反应性的局限性，容量耐受性的概念、评估、争议以及今后容量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