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肝转移的总体发生率约为9.9%~18.7%，异质性大，患者5年生存率<20%，尤其是甲胎蛋白阳性胃癌和胃肝样腺癌伴肝转移患者预后更差。目前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和日本胃癌学会均未制定专门针对此类患者系统完善的诊疗策略。本文就胃癌肝转移的分类、诊断（血清学、影像学、病理学）、治疗（手术、药物）等方面作一系统综述。

目的:建立基于血清标志物联合检测的肝细胞癌（HCC）患病风险预测模型C-GALAD Ⅱ，并对其预测价值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了8家医院及体检机构2018年4月至2020年10月收集的229例肝癌患者、2 317例慢性肝病患者和982名健康人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和血清检测信息等。队列按照6∶4分层随机抽样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在训练集上通过Logistic逐步向后回归建立预测模型，并在测试集上对模型效果进行验证。另收集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2021年3—7月临床数据，包括84例肝癌患者和204例慢性肝病用于模型的外部独立验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的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度评估模型的效能。结果:通过Logistic逐步向后回归，年龄、性别、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AFP-L3%）、异常凝血酶原、血小板和总胆红素作为肝癌患病风险的预测指标进入模型，在测试集上验证模型所得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54，敏感度为88.04%，特异度为94.85%，在外部独立验证集的AUC为0.943，敏感度为89.29%，特异度为90.2%，性能优于其他已发表模型。结论:C-GALAD Ⅱ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个体罹患肝癌的风险，为肝癌的血清学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3种类型，其中肝细胞癌占75%~85%，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对肝细胞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是提高肝癌疗效的关键。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在肝细胞癌监测和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型血清生物学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异常凝血酶原/脱-γ-羧基凝血酶原、高尔基体蛋白73、Dickkopf相关蛋白1、醛酮还原酶-AKR1B10、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液体活检及微小RNA等被推荐用于肝细胞癌监测研究，有些已被列入肝细胞癌指南的辅助诊断工具。本文对这些肝癌新型生物标志物的相关基础研究及临床进展进行总结，供临床参考。

目的:探讨血清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在慢性肝病中的表达及对肝癌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3年10月至2019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住院治疗的肝病患者341例，包括慢性肝炎88例、肝硬化97例、肝癌145例(初发60例、复发39例、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后23例、手术和射频治疗后23例)、慢加急性肝衰竭11例，比较不同组别患者之间AFP和AFP-L3(%)水平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分析AFP-L3(%)对肝癌的诊断效能。结果:肝炎、肝硬化、慢加急性肝衰竭、肝癌(初发)患者血清AFP-L3(%)和AFP的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c＝28.384、9.913， P＝0.001、0.019)；两两比较显示肝癌(初发)患者血清AFP-L3(%)水平均高于肝炎、肝硬化患者( P均<0.05)，血清AFP水平高于肝硬化患者( P<0.05)，但AFP-L3(%)和AFP与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均差异不大( P均>0.05)。肝癌复发患者AFP-L3(%)和AFP水平均显著高于肝癌手术和射频治疗者( P均<0.05)。肿瘤大小、TNM分期影响血清AFP水平( P均<0.05)，但病因、肿瘤大小和数量、癌栓、CTP评分和TNM分期等多种病理因素均不影响血清AFP-L3(%)水平。血清AFP-L3(%)对肝癌的鉴别诊断价值优于AFP( Z＝2.637， P＝0.008)；AFP-L3诊断肝癌的最佳截断值为6.10%，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76.63%、61.29%。 结论:血清AFP异质体对肝癌的诊断价值优于AFP，其受病理因素的影响较小。为提高诊断效率，可通过大样本的验证建立可靠的Cut-off值。

目的:研究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α-L-岩藻糖苷酶（AFU）和甲胎蛋白异质体3（AFP-L3）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为临床研究提供指导。方法:选取杭州市大江东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65例为原发性肝癌组，良性肝病患者59例为良性肝病组，健康体检者70例为对照组进行研究。观察三组受检者AFP-L3、AFU水平，比较其单项、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及其与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原发性肝癌组血清AFP-L3、AFU水平分别为（30.15±2.92）%、（71.62±3.02）U/L，均明显高于良性肝病组的（6.28±0.82）%、（15.07±2.14）U/L和对照组的（2.78±0.61）%、（8.55±1.27）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174.744， F2=45.492，均 P<0.05）；良性肝病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27.751， F2=21.415，均 P<0.05）。原发性肝癌组联合检测阳性率为93.85%，AFP-L3检测阳性率为76.92%，AFU检测阳性率为84.62%，联合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单项检测阳性率（χ 2=7.372， P<0.05）；原发性肝癌组AFP-L3检测、AFU检测以及联合检测阳性率均明显高于良性肝病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98.959，χ 22=110.483，χ 23=139.423，均 P<0.05）；良性肝病组AFP-L3检测、AFU检测以及联合检测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14.268，χ 22=18.632，χ 23=12.252，均 P<0.05）。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AFP-L3和AFU水平与肿瘤直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1.655， t2=1.522，均 P>0.05）；与淋巴结是否转移、TNM分期以及是否有癌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33.265， t1=27.936， t1=31.834； t2=22.467， t2=21.599， t2=28.478，均 P<0.05）。 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AFP-L3、AFU水平显著升高，两者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的阳性率，对指导后续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基于临床及超声特征，构建肝细胞癌(H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2年内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根治性肝肿瘤切除术的405例HC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27例，女性78例，年龄60(53，66)岁。将患者分为两组：训练组( n＝283)和测试组( n＝122)。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复发，283例训练组患者分为复发组( n＝73)和未复发组( n＝210)，122例测试组患者中，2年内复发33例，2年内未复发89例。收集患者的年龄、微血管侵犯、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肿瘤数目、增强均匀度等资料。在训练组中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与术后复发相关的危险因素，并联合各项因素构建预测HCC复发的列线图模型。校准曲线用于比较训练组及测试组中预测情况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小( OR＝0.976，95% CI：0.953～1.000， P＝0.004)、AFP-L3( OR＝1.066，95% CI：1.014～1.120， P＝0.012)和PIVKA-II( OR＝1.000，95% CI：1.000～1.001， P＝0.042)越高、肿瘤数目多发( OR＝0.399，95% CI：0.225～0.706， P＝0.038)、增强不均匀( OR＝0.472，95% CI：0.243～0.916， P＝0.045)的HCC患者，肝部分切除术后复发的风险增加。基于上述变量构建的列线图在训练组中模型C指数为0.87(95% CI：0.81～0.93)，测试组中模型C指数为0.83(95% CI：0.77～0.89)。列线图模型在训练组及测试组中预测HCC患者肝部分切除术后2年内复发的校准曲线拟合程度高，预测情况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结论:基于术前临床和超声特征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对H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2年内的复发风险进行预测。

目的:探讨生物学标志物联合检测在早期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意义。方法:采取回顾性研究模型，选取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经病理诊断的住院早期原发性肝癌患者60例（早期肝癌组），选取同期收治肝硬化患者60例（肝硬化组）、肝炎患者30例（肝炎组）、健康体检者30名（健康对照组）。所有入组者均测定甲胎蛋白（AFP）、维生素K缺乏Ⅱ诱导蛋白（PIVKA-Ⅱ）、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和高尔基蛋白73（GP73）等肝癌生物学标志物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比较各指标单独和联合检测在早期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差异。结果:早期肝癌组的AFP-L3、AFP、PIVKA-Ⅱ和GP73水平均高于肝硬化组、肝炎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IVKA-Ⅱ诊断早期肝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最大，为0.776；AFP-L3诊断早期肝癌的特异度最高，为82.2%；GP73诊断早期肝癌的灵敏度最高，为80.0%。4项指标联合诊断早期肝癌的AUC为0.922，均高于单一指标；灵敏度达91.7%。 结论:肝癌生物学标志物AFP-L3、PIVKA-Ⅱ、AFP和GP73等在早期原发性肝癌诊断中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联合检测对诊断早期原发性肝癌及评估肝脏受损程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背景与目的:近年来靶向药物治疗迅速发展,已成为治疗晚期肝细胞癌(HCC)的重要手段.但一线靶向药物索拉非尼治疗HCC应答率低,靶向药物治疗HCC的临床方案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提高的难题.本研究探讨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中晚期HCC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患者免疫功能、肿瘤标志物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5月-12月湖北省中医院收治的137例中晚期不可切除的HCC患者临床资料,其中61例单纯口服阿帕替尼治疗(靶向组),76例在口服阿帕替尼基础上,同时给予卡瑞利珠单抗静脉滴注(靶免组).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与疾病控制率(DCR);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甲胎蛋白(AFP)、高尔基体蛋白73(GP-73)、甲胎蛋白异质体3(AFP-L3)水平;肝肾功能指标与不良反应情况;随访12个月,统计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情况.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肝肾功能指标、免疫与肿瘤标志物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靶免组 ORR 与 DCR 均高于靶向组(40.79％vs.16.39％,P=0.02;60.53％vs.39.34％,P=0.014);靶免组CD3+、CD4+、CD4+/CD8+高于靶向组,CD8+低于靶向组(均P＜0.05);靶免组AFP、GP-73、AFP-L3低于靶向组(均P＜0.05);靶免组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低于靶向组(均P＜0.05);靶免组皮肤毛细血管增生症发生率高于靶向组(42.11％vs.18.03％,P＜0.05),其余不良反应发生率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均随访12个月,靶免组中位PFS明显长于靶向组(10 个月vs.6个月,x2=9.954,P＜0.05).结论: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HCC可上调T淋巴细胞水平,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有效延长生存时间,疗效优于单纯靶向治疗,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 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FP)、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高尔基体73(GP73)及异常凝血酶原(DCP)在慢性乙肝及肝癌诊治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3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金华医院就诊的肝癌患者78例(肝癌组)、慢性乙肝患者90例(慢性乙肝组)为研究对象,另择同期在本院健康体检者70名作为正常对照组.采集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检测血清AFP、AFP-L3、GP73及DCP.比较3组研究对象血清AFP、AFP-L3、GP73及DCP阳性率和水平;分析以上指标血清水平对肝癌的诊断效能;比较肝癌组患者手术前后以上指标的血清水平.结果 3组研究对象血清AFP、AFP-L3、GP73及DCP阳性率与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且血清GP73、DCP水平肝癌组＞慢性乙肝组＞正常对照组(均P＜0.05).AFP、AFP-L3、GP73与DCP诊断肝癌的AUC分别为0.745、0.916、0.753和0.785.其中AFP-L3的AUC最大,最佳截断值为9.35％,灵敏度为0.859,诊断效能较高;AFP的最佳截断值为9.37 ng/mL,特异度最高为0.900,但其灵敏度较低为0.564.肝癌组患者手术后血清AFP、AFP-L3、GP73及DCP水平均较手术前降低(均P＜0.05).结论 血清AFP、AFP-L3、GP73及DCP对慢性乙肝及肝癌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可能是肝癌患者术后预后的潜在预测指标.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早期无明显症状,常隐匿起病,但发展和转移极为迅速.多数肝癌诊断时已属晚期,病死率高.要达到早期诊疗效果,选择经济有效的诊断方法尤为重要.血清肿瘤标志物具有无创性、可重复分析、实时监测的特点,其在HCC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几年,HCC肿瘤标志物研究发展迅速,甲胎蛋白是临床上最常用的生物标志物,但其诊断效能并不理想.其他肿瘤标志物如甲胎蛋白异质体、异常凝血酶原、高尔基体蛋白-73、骨桥蛋白、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微小核糖核酸、肝素结合细胞因子等也进行了许多临床应用研究.联合这些生物标志物建立预测模型可提高HCC早期诊断效能,也是其治疗和疗效评价的潜在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