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老年肾综合征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HFRS)重症预警指标及护理对策.方法 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科收治的146例临床和实验室确诊的老年HFRS患者.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将其分为轻症组(轻型、中型)(n=64)和重症组(重型、危重型)(n=82).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症状和体征等临床资料.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HFRS重症预警指标,并提出相应护理对策.结果 重症组入院时发热、纳差、胸闷/气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尿量减少、皮肤黏膜出血、球结膜水肿、肾区叩击痛及多期重叠发生率均高于轻症组(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出现胸闷/气短、恶心/呕吐、尿量减少、皮肤黏膜出血和多期重叠是老年HFRS重症预警指标.结论 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中需重视老年HFRS重症的预警指标,疾病早期出现胸闷/气短、恶心/呕吐、尿量减少、皮肤黏膜出血及多期重叠的患者,病情往往向重症进展,需早期干预并采取针对性的个体化护理措施.

目的:探讨外周血嗜酸粒细胞(EOS)不同的分类方法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入住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就诊的134例AECOPD患者的住院时间、机械通气频率等临床资料，血细胞分析、降钙素原(PCT)、凝血指标、白蛋白(ALB)、肺功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纤维蛋白原/血清白蛋白(FAR)，血小板/淋巴细胞(PLR)等辅助检查结果。分别根据外周血EOS两种不同节点值，即EOS百分比为2%和绝对值计数为100/μl，将所有患者分为非EOS增多型和EOS增多型，比较2种分类方式下，患者临床特征、炎症指标及预后相关因素的变化。结果:以住院日、机械通气率反映患者转归，EOS%<2%、EOS<100/μl的患者住院日更长、机械通气率更高，预后更差，纤维蛋白降解产物、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NLR、FAR、PLR、PCT、肺动脉高压合并率均较EOS%≥2%、EOS≥100/μl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种分类方法在反映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EOS可作为评价AECOPD的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一项重要指标，非EOS增多型患者预后较差，不同节点值分类(EOS%为2%和EOS为100/μl)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

目的:探讨早期（入院72 h内）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2020年1月17日至2月14日温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收集并统计分析。根据入院首日淋巴细胞有无减少〔淋巴细胞计数（LYM）<0.8×10 9/L为淋巴细胞减少〕、入院第3天与入院首日LYM差值（ΔLYM）是否小于0将患者分为4组：第1组为入院首日LYM正常、ΔLYM≥0；第2组为入院首日LYM正常、ΔLYM<0；第3组为入院首日LYM降低、ΔLYM≥0；第4组为入院首日LYM降低、ΔLYM<0。将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30 d内出现重症（包括重型、危重型）作为研究终点。重型、危重型参考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分型标准。比较4组患者一般资料、实验室相关指标及进展为重型/危重型的差异；采用Cox回归分析早期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发生重型/危重型概率的相关性；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来评估不同淋巴细胞分组患者发生重型/危重型的情况。 结果:共纳入104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后30 d内进展为重症21例（占20.2%；重型17例，危重型4例）。4组患者间年龄（ F＝5.061、 P＝0.003）、入院首日白细胞计数（WBC， Z＝10.850、 P＝0.013）、入院首日C-反应蛋白（CRP， Z＝-4.449、 P<0.001）、入院首日LYM（ Z＝43.132、 P<0.001）、入院第3天LYM（ Z＝40.340、 P<0.001）、重型/危重型发生情况（ χ2＝18.645、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第3组和第4组患者年龄较大；第3组入院首日WBC、LYM最低；第4组入院首日CRP最高，入院第3天LYM最低，出现重型/危重型的患者较多。针对入院后30 d内出现重型/危重型的概率，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第4组发生重型/危重型的概率是第1组的12.7倍〔风险比（ HR）＝12.732，95%可信区间（95% CI）为3.951~41.025， P<0.001〕；将年龄、CRP、白蛋白（ALB）及淋巴细胞分组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第4组发生重型/危重型的概率是第1组的6.4倍（ HR＝6.398，95% CI为1.757~23.301， P＝0.005）；而第2组、第3组发生概率与第1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第4组发生重型/危重型的概率显著高于第1、2、3组（Log-Rank检验： χ2＝42.617， P<0.001）。 结论:早期淋巴细胞动态变化与新冠肺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入院首日即出现LYM下降且72 h内持续下降的患者发生重型/危重型的概率较高。

伴随家庭睡眠呼吸暂停监测（HSAT）技术的进步以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家庭诊疗模式临床循证数据的增加，采用不同种类生物信号采集技术的HSAT设备越来越广泛应用于成人OSA的诊断。HSAT应用于OSA的诊断需结合全面的睡眠及临床评估；HSAT可用于临床评估高风险的中重度单纯OSA患者的诊断，但不能用于排除诊断；对于合并严重心肺疾病、脑血管疾病、神经肌肉疾病等伴发疾病或疑诊合并其他类型睡眠疾病的患者首选多导睡眠监测（PSG），HSAT用于上述疾病状态下OSA诊断需考量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伴发疾病、患者个人的倾向性、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及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等因素，在遵照基本诊疗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选取适宜的诊断工具；对于行动不便或病情危重需尽快启动干预治疗的OSA患者，可考虑应用HSAT；HSAT可用于合并存在心脑血管疾病等高危人群的OSA筛查；对于OSA的非气道正压通气（PAP）治疗，建议采用多通道诊断级别HSAT或PSG评估疗效；OSA患者启动PAP治疗后如果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体重波动，或依从性良好、但症状复发或持续无缓解，或新发心血管疾病或原有心血管疾病恶化，可复查HSAT或PSG；鉴于目前HSAT监测设备自动判读的准确性有限，须对原始数据进行人工回顾判读；HSAT设备类型的选择、结果的正确解读及据此制定的诊疗方案需由睡眠专业医生指导实施；鉴于尚缺乏足够的临床验证，目前不推荐消费者级别的睡眠监测设备用于成人OSA的诊断。

目的:通过急诊血流感染（bloodstream infection，BSI）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就诊于北京某三甲医院急诊科的血流感染患者141人，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病原学资料。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患者年龄中位数为69岁（四分位间距61，81），男性88人（62.4%）。所有患者中115人（81.6%）需要接受重症监护治疗，47人（33.3%）合并休克，病死率38.3%。单因素分析发现，基础疾病、特殊用药史、多部位感染、中心静脉置管、合并休克和需要重症监护治疗与患者不良预后相关。急诊BSI最常见的来源是泌尿系统（29.8%）、肝胆系统（22.0%）和下呼吸道（21.3%）；菌种以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多见。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发现，基础疾病的数量，耐药菌感染及合并休克是急诊BSI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泌尿系统来源的BSI预后相对良好。结论:急诊BSI患者病情危重，死亡风险高，应根据患者基础疾病、感染来源、疾病严重程度、耐药菌感染风险早期启动合理抗感染治疗方案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凝血指标及炎性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在患者预后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1日至3月31日收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COVID-19患者67例，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分为普通组（ n=20）、重型组（ n=20）及危重组（ n=27），根据患者出院情况将危重组分为治愈（ n=12）和死亡（ n=15）。以患者好转出院或住院期间死亡作为观察终点。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采集患者静脉血并检测其血液中超敏肌钙蛋白I（hs-cTnI）、肌红蛋白（MYO）、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PT）、纤维蛋白原（FIB）、白细胞计数（WBC）、超敏C反应蛋白（hs-CRP）、铁蛋白水平，比较3组间的水平差异。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OVID-19住院患者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3组患者的红细胞、血小板（PLT）、FIB、血红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普通组、重型组和危重组的WBC、hs-CRP、铁蛋白、PT、APPT及D-二聚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危重组高于重型组和普通组（ P<0.05）。危重组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明显高于普通组及重型组，且危重型组中死亡患者NT-proBNP、CK-MB、MYO、hs-cTnI高于治愈患者（ P均 <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s-cTnI（ OR=1.053，95% CI 1.010~1.098， P=0.016）、D-二聚体（ OR=1.253，95% CI 1.026~1.531， P=0.005）是COVID-19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COVID-19危重型患者在入院治疗过程中伴随着凝血功能障碍及炎症因子的升高并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肌损伤，hs-cTnI、D-二聚体升高是COVID-19危重型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及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EWS）对二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预后的评估价值，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ICU收治的成人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按ICU临床结局将患者分为好转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以及入ICU时的血常规、心肝肾功能指标、凝血指标、血气分析，APACHEⅡ、SOFA、qSOFA和MEWS评分，应用有创机械通气（IMV）、连续性血液净化（CBP）等有无差异，并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导致死亡的相关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4种评分对ICU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126例患者，其中ICU死亡45例，好转转出81例。与危重症患者死亡相关的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间降钙素原（PCT）、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白蛋白（ALB）、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D-二聚体、pH值、HCO 3-、血乳酸（Lac），应用IMV、CBP以及APACHEⅡ、SOFA、qSOFA和MEWS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1.115，95%可信区间（95% CI）为1.025~1.213， P＝0.011〕、SOFA评分（ OR＝1.204，95% CI为1.037~1.398， P＝0.015）、MEWS评分（ OR＝1.464，95% CI为1.102~1.946， P＝0.009）及APTT（ OR＝1.081，95% CI为1.015~1.152， P＝0.016）为影响ICU危重症患者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APACHEⅡ、SOFA、qSOFA、MEWS评分均能预测ICU危重症患者的预后，其中SOFA评分的预测效能最强，其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08。4种评分计算所需的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7.333， P<0.001），其中MEWS评分所需的时间最短〔（1.03±0.39）min〕，APACHEⅡ评分所需的时间最长〔（2.81±1.04）min〕。 结论:APACHEⅡ、SOFA、qSOFA和MEWS评分均可用于评估危重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预测院内病死率。SOFA评分在预测严重程度方面优于其他评分；MEWS评分评估时间最短，可优先考虑。早期预警评分有助于二级医院早期发现潜在的危重症患者，为临床快速作出紧急决策提供帮助。

目的:观察肺超声评分(LUS)鉴别急性胰腺炎(AP)病情危重程度及预后评估。方法:前瞻性纳入2021年8月至2023年4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54例AP患者，根据严重程度将其分为中度急性胰腺炎(MAP)组和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组。根据SAP组出院时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于入院24 h内行肺部超声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观察各指标组间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采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检验LUS对AP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MAP组LUS低于SAP组[(10.23±2.29)分比(15.15±3.18)分， t＝－7.414， P<0.05]；MAP组APACHE Ⅱ评分低于SAP组[(5.80±1.63)分比(10.71±3.28)分， t＝－7.183， P<0.05]；MAP组PCT低于SAP组[(1.24±0.51) ng/ml比(15.35±13.98) ng/ml， t＝－5.539， P<0.05]；MAP组Lac低于SAP组[(1.10±0.59) mmol/L比(6.95±3.16) mmol/L， t＝－9.945， P<0.05]；MAP组PaO 2/FiO 2高于SAP组(331.50±32.86比174.17±39.08， t＝16.072， P<0.05)；MAP组ALB高于SAP组[(37.87±4.18) g/L比(28.43±4.38) g/L， t＝8.072， P<0.05]。预后良好组LUS低于预后不良组[(14.38±2.16)分比(18.50±3.21)分， t＝－3.753， P<0.05]；预后良好组APACHE Ⅱ低于预后不良组[(9.75±1.97)分比(13.75±3.33)分， t＝－4.239， P<0.05]；预后良好组PCT低于预后不良组[(9.80±4.56) ng/ml比(26.46±19.65) ng/ml， t＝－3.286， P<0.05]；预后良好组PCT低于预后不良组[(9.80±4.56) ng/ml比(26.46±19.65) ng/ml， t＝－3.286， P<0.05]；预后良好组Lac低于预后不良组[(5.87±2.44) mmol/L比(9.13±3.46) mmol/L， t＝－2.678， P<0.05]；预后良好组PaO 2/FiO 2高于预后不良组(187.81±29.49比146.88±46.34， t＝2.740， P<0.05)；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患者ALB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8.072， P>0.05)。LUS对于鉴别MAP与SAP的评估价值较高，AUC＝0.934(95% CI：0.832~0.984)，敏感性87.5%，特异性83.3%。LUS评分对于预测预后良好与预后不良具有一定评估价值，AUC＝0.879(95% CI：0.681~0.975)，敏感性75%，特异性93.7%。 结论:LUS与急性胰腺炎病情危重程度具有强相关性，对鉴别急性胰腺炎分型及预后评估具有良好价值。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产前诊断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的转运救治机制与临床实践效果。方法: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与北京市及周边地区8家产前诊断中心建立合作网，以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合作网接受产前咨询的CDH孕妇为研究对象。产前转运救治机制包括：产前以新生儿外科与产科为主导，协同超声影像科、遗传科组成专家小组进行不定期多学科会诊，对产前发现畸形患儿的诊断与预后进行评估；同时对分娩时间、分娩方式、出生后处置及转运、治疗等问题进行商讨，初步确定病情危重程度，分析出生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最优个性化诊疗方案。结果:共88例CDH孕妇接受产前咨询，最终经绿色通道转运收治63例。63例中，男41例，女22例；足月儿52例，早产儿11例(中位出生胎龄34周)；出生体重(2 978.73±607.69)g；产时气管插管22例(34.9%)，产房内高频呼吸机辅助呼吸22例(34.9%)。9例二氧化碳分压大于70 mmHg，54例小于70 mmHg。产前评估为重度CDH 31例，中度CDH 32例。产前诊断孕周(27.69±5.33)周。左侧膈疝53例，右侧膈疝10例。肝脏疝入15例。58例行手术治疗，术后存活率为87.9%(51/58)；5例产前评估为极重度膈疝，出生后虽经全面抢救仍无法改变呼吸循环衰竭状态而死亡。58例采用手术治疗的患儿中，开放手术8例(13.8%)，腔镜手术50例(86.2%)；无疝囊35例，有疝囊23例；术中发现B级缺损20例(34.5%)，C级和D级缺损共38例(65.5%)。使用补片修补膈肌者占10.3%(6/58)。结论:先天性膈疝治疗水平的提升有赖于产科、儿科密切合作。新生儿外科专业转运团队在产前参与诊断和评估、产时进驻产房共同完成生后抢救及转运工作、以及后续有效的手术治疗和围术期管理，对改善先天性膈疝患者预后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