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盆膈上筋膜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中解剖定位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胃肠结直肠肛门外科进行taTME的22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及对应的手术录像资料。分析盆膈上筋膜在taTME中的定位作用。结果:遵循全直肠系膜切除原则，经肛门进行操作以盆膈上筋膜作为指引。22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手术时间（277.7±67.5）min，术中出血量（40.1±23.2）ml。淋巴结送检数（17.1±3.9）枚、肿瘤距远切缘距离为2.0（1.0~4.0）cm，所有病例标本切缘均为阴性，所有病例标本系膜完整，均符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标准。所有患者均未出现直肠穿孔、骶前出血、输尿管损伤等术中并发症。2例（9.1%）患者于术后1周出现吻合口漏，经非手术治疗后好转，顺利出院。所有患者均接受术后随访，中位随访时间12（5~24）个月。1例（4.5%）患者复发，其余21例（95.5%）患者无明显不适主诉，排粪功能与性功能均正常。结论:在taTME中，准确辨识盆膈上筋膜，有利于对盆腔自主神经束的保护，盆膈上筋膜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解剖结构。

目的:探讨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应用两种示踪剂通过子宫颈、子宫体联合注射（即两步法双示踪）进行前哨淋巴结（SLN）活检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因术前诊断为早期（Ⅰ~Ⅱ期）子宫内膜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共73例，其年龄为（54.2±3.3）岁；其中低危型56例，中高危型17例。按示踪剂注射部位不同随机（直接抽样法）分为3组：宫颈注射组（25例）：纳米炭1 ml于子宫颈3点和9点注射；宫体注射组（21例）：盆腔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确定病灶部位，亚甲蓝4 ml于病灶所在的子宫体部位分2点注射；联合注射组（27例）：子宫颈注射纳米炭（1 ml）联合子宫体注射亚甲蓝（4 ml）。所有患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若术后病理检查SLN为阴性则进一步行病理超分期检查。比较3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SLN检出率、SLN分布部位及SLN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并计算3组SLN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结果:（1）SLN检出率：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SLN总检出率为88%（64/73），双侧盆腔SLN检出率为67%（49/73），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为49%（36/73）。宫体注射组的SLN总检出率（71%，15/21）、双侧盆腔SLN检出率（43%，9/21）均显著低于宫颈注射组［分别为92%（23/25）、76%（19/25）］、联合注射组［分别为96%（26/27）、78%（21/27）； P均<0.05］；宫颈注射组的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28%，7/25）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联合注射组［分别为52%（11/21）、67%（18/27）； P均<0.05］。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淋巴结转移者9例，其中8例SLN阳性、1例SLN未检测出淋巴结转移，SLN检测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总敏感度为89%、阴性预测值为98%；其中宫颈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宫体注射组的敏感度为67%，阴性预测值95%。56例低危型患者中，仅1例SLN阳性患者术后病理证实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2%（1/56），SLN检测诊断低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17例中高危型患者中，8例（8/17）术后证实淋巴结转移，包括7例SLN阳性和1例SLN阴性患者，SLN检测诊断中高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88%、阴性预测值90%。（2）SLN分布部位：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共检出SLN 459枚，显影比例最高的部位为髂外33.3%（153/459），其次为闭孔25.3%（116/459）、腹主动脉旁19.6%（90/459）、髂总12.0%（55/459）和骶前9.8%（45/459）。宫颈注射组腹主动脉旁SLN占12.4%（21/169），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分别为27.4%（26/95）、22.1%（43/195）； P均<0.05］。（3）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64例SLN常规石蜡病理为阴性的患者中，检出4例淋巴结微小转移和1例孤立肿瘤细胞转移，SLN低体积转移（包括微小转移和孤立肿瘤细胞转移）率为8%（5/64），其中低危型患者2例，中高危型患者3例。 结论:SLN示踪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可作为低危型患者系统性淋巴结切除术的替代方案。两步法双示踪可以进一步提高SLN的检出率，尤其可以有效避免腹主动脉旁阳性SLN的漏检，对于中高危型或肿瘤累及宫底部的患者推荐使用。

目的:评价介入治疗乳糜漏的可行性、安全性、治疗效果，以及个体化手术方式的选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2年1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介入科收治的60例乳糜漏患者临床资料，包括乳糜胸37例、乳糜腹10例、乳糜尿4例、乳糜胸合并乳糜腹5例、乳糜胸合并心包积液2例、盆腔乳糜性积液2例。所有患者均保守治疗失败。患者均先行淋巴管造影，而后根据造影结果选择个体化手术方式。术后统计治疗效果和并发症，并进行随访。结果:淋巴造影成功55例，5例患者乳糜池和胸导管未见显影，造影成功率91.7%。单纯淋巴管造影23例、胸导管栓塞23例、乳糜池胸导管针刺毁损5例、直接淋巴管栓塞4例、胸导管球囊扩张成形5例。治疗后痊愈39例（65.0%）、有效14例（23.3%）、无效7例（11.7%），总体有效率88.3%（53/60）。并发症发生率8.3%（5/60），均为轻症并发症。失访患者4例，完成随访者56例，随访时长0.5~3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1个月。随访期间病情复发1例（2.0%，1/49）、死亡8例。结论:介入治疗乳糜漏安全、有效、并发症低。根据淋巴造影结果选择个体化手术方式，合理可行，疗效良好。

目的:探讨腹腔镜全胃联合胰体尾脾切除术治疗T 4b期胃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和远期疗效。 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胃肠外科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连续收治的侵犯胰体尾部原发性T 4b期胃癌并行腹腔镜或开放根治性全胃联合胰体尾脾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入组标准：（1）原发性胃癌，病理活检确诊为T 4b期腺癌；（2）胸部+腹部+盆腔增强CT提示肿瘤侵犯胰体尾部，未见远处转移病灶，术前评估潜在R 0切除可能；（3）体力状态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评分（ECOG）0~2分，身体一般状况可耐受手术。排除术中发现腹膜种植转移和肿瘤侵犯其他器官、或因其他原因改变手术方式者。所有手术均由同一外科团队完成，手术团队已有超过100例腹腔镜和100例开放胃癌根治术加D 2淋巴结清扫术的经验。手术方式的选择由手术医师与患者共同讨论并根据患者本人意愿决定。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腹腔镜手术组和开放手术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手术和围手术期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3年无病生存率的比较。 结果:共纳入37例患者，腹腔镜手术组21例，开放手术组16例，无腹腔镜中转开腹手术病例。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均 P>0.05）。腹腔镜手术组较开放手术组手术时间长[（264.0±35.1）min比（226.6±49.9）min， t=2.685， P=0.011]，术中失血少[（65.7±37.4）ml比（182.2±94.6）ml， t=-4.658， P<0.001]，术后肛门排气时间缩短[（2.8±0.7）d比（4.1±0.7）d， t=-5.776， P<0.001]，术后住院天数短[（13.3±2.8）d比（16.6±4.3）d， t=-2.822， P=0.008]。腹腔镜手术组与开放手术组术后并发症（包括吻合口漏、胰漏、腹腔脓肿、腹腔内出血和十二指肠残端漏）发生率分别为19.0%（4/21）和4/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05）。无术后吻合口出血、吻合口狭窄病例。腹腔镜手术组和开放手术组术后30 d病死率分别为0和1/16（ P=0.432）；两组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38.1%和37.5%（ P=0.75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由经验丰富的专科团队开展腹腔镜全胃联合胰体尾脾切除术治疗T 4b期胃癌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宫颈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PALN)转移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30日至2021年1月6日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宫颈癌根治术+盆腔和PALN切除术的宫颈癌患者的病理资料(727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肿瘤长径预测宫颈癌患者PALN转移的最佳临界值，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727例宫颈癌患者中，123例(16.9%)发生PALN转移。ROC曲线显示，肿瘤长径为4.2 cm时，预测PALN转移灵敏度为61.8%，特异度为64.9%。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长径、浸润深度>2/3肌层、脉管内癌栓、宫体受侵、阴道受侵、宫旁受侵、手术切缘阳性、卵巢转移、输卵管转移、盆腔淋巴结转移、髂总淋巴结转移与PALN转移有关(均 P<0.05)。以2.0 cm为肿瘤长径最佳临界值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宫旁受侵( OR＝2.210，95% CI：1.174~4.162， P＝0.014)、盆腔淋巴结转移( OR＝12.891，95% CI：2.902~57.268， P＝0.001)、髂总淋巴结转移( OR＝9.293，95% CI：4.597~18.787， P<0.001)是PALN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肿瘤长径>2.0 cm与PALN转移无关( P＝0.807)。以4.2 cm为肿瘤长径最佳临界值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肿瘤长径>4.2 cm( OR＝2.020，95% CI：1.061~3.847， P＝0.032)、宫旁受侵( OR＝2.148，95% CI：1.134~4.070， P＝0.019)、盆腔淋巴结转移( OR＝11.334，95% CI：2.534~50.704， P＝0.001)、髂总淋巴结转移( OR＝9.903，95% CI：4.831~20.297， P<0.001)是PALN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原发肿瘤>4.2 cm、宫旁受侵、盆腔淋巴结转移和髂总淋巴结转移是宫颈癌PALN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次手术前应充分评估肿瘤长径和髂总淋巴结转移情况，术后综合盆腔淋巴结和宫旁转移情况，有助于减小误诊率和漏诊率，并为个体化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依据。

目的:系统评价前哨淋巴结(SLN)检测在卵巢癌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检索发表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9日的关于卵巢癌SLN的研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及数据提取，计算SLN的显影率、灵敏度及阴性预测值。结果:纳入8项前瞻性单臂研究，异质性 I2＝57.41%>50%，且 P<0.1。共纳入96例卵巢癌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Ⅰ-Ⅱ期]，其中93例在SLN显影后完成系统性盆腔及腹主动脉旁淋巴清扫。常见示踪剂为 99Tc m、蓝染料或吲哚菁绿(ICG)，最常见的注射部位为骨盆漏斗韧带和卵巢固有韧带。SLN的显影率为88.5%(85/96)，平均数目为2～3个，76例指明SLN的位置分布，40.8%(31/76)仅位于腹主动脉旁，14.5%(11/76)仅位于盆腔，44.7%(34/76)位于腹主动脉旁和盆腔区。SLN可在肿瘤同侧或(和)对侧区域发现。SLN活检诊断早期卵巢癌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为90.9%(10/11)，阴性预测值为98.8%(82/83)。 结论:卵巢癌SLN检测是可行的，是否可有效预测卵巢癌的淋巴结状态仍需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淋巴漏和淋巴囊肿是泌尿外科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临床定义不明确，治疗方案多样而效果不确切，相关研究较少，无相关诊疗指南。本文主要对泌尿外科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淋巴漏和淋巴囊肿的发生机制、高危因素、临床诊断、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淋巴漏和淋巴囊肿发生机制包括淋巴液漏出和渗出；高危因素有高龄、开放手术和围手术期使用抗凝药物等；大部分患者通过营养管理、经皮导管硬化治疗等保守治疗可治愈；预防措施以封闭淋巴管及残端为主。

目的:探讨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治疗膀胱部分切除术(PC)后膀胱癌复发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0年8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收治的30例PC后复发行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例，女6例。中位年龄62.5(45.5～82.5)岁。30例中6例PC时行盆腔淋巴结清扫(PLND)。PC术后病理诊断均为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病理分期pT 2～3bN 0M 0期。术后5例行吉西他滨+顺铂辅助化疗，6例行辅助放疗，13例行辅助放化疗；30例均行膀胱维持灌注治疗。PC术后肿瘤局部复发中位时间9(5～29)个月，病理类型均为浸润性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cT 2～4N 0M 0期；肿瘤直径中位值3.5(2.5～4.5)cm，肿瘤数量中位值2(1～3)个。复发后均行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于右侧髂外动脉分叉处找到输尿管游离至膀胱壁，左侧从髂总动脉末端开始游离，顺序游离膀胱后、前壁，缝扎背深血管复合体，切断膀胱侧血管蒂，切断尿道后切除膀胱。采用标准PLND，既往已行PLND者不再清扫闭孔及髂血管周围淋巴结，仅向上清扫至腹主动脉分叉处，包括髂总血管、腹主动脉分叉及下腔静脉周围淋巴组织，以及骶骨前淋巴结。 结果:本组30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平均270(240～310)min，术中失血量中位值180(50～300)ml，围手术期无输血病例。淋巴结清扫数量中位值18(10～27)枚；4例淋巴结阳性，其中3例为2枚闭孔淋巴结阳性，1例为3枚闭孔及髂外淋巴结阳性。无严重术中并发症发生，无淋巴漏发生。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值4(3～7)d，住院时间中位值9(7～20)d。术后病理诊断均为浸润性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病理分期pT 2～4aN 0～2M 0期。术后13例行辅助性化疗。术后中位随访时间23(3～31)个月，2例盆腔复发，1例腹膜后淋巴结远处转移，此3例予辅助性化疗及放疗。 结论: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手术并发症少，复发转移率低，是PC术后膀胱癌复发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吲哚菁绿(ICG)荧光腹腔镜在膀胱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PLND)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8年6月—2019年10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膀胱癌患者59例，其中男25例、女34例，年龄(59.1±4.3)岁，均采用腹腔镜膀胱癌根治术+PLND术治疗。按腹腔镜类型分组：观察组24例，应用ICG荧光腹腔镜；对照组35例，应用常规高清腹腔镜。(1)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清扫淋巴结数、淋巴结清扫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漏发生率及淋巴漏持续时间、各区域分布的阳性淋巴结率等；(2)观察荧光显影标记转移性淋巴结的阳性和阴性预测值。结果: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观察组22例显影成功，2例显影失败者不纳入统计分析。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肿瘤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1)观察组患者清扫淋巴结数、术后淋巴漏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分别为(34.82±1.56)枚与(33.63±2.18)枚、9.09%(2/22)与37.14%(13/35)，观察组的淋巴结清扫时间长于对照组，分别为(63.05±4.83)min与(56.63±6.25)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观察组的淋巴漏持续时间6~8 d、平均7.45 d，短于对照组的8~11 d、平均9.46 d。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总阳性率、各区域分布的阳性淋巴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荧光腹腔镜对阳性淋巴结标示的阳性预测值35.64 %(103/289)，阴性预测值81.97 %(391/477)。 结论:ICG荧光腹腔镜在PLND清扫淋巴结数目和减少术后淋巴漏方面具有优势，并且对阴性淋巴结预测能力较强，可作为常规高清腹腔镜PLND的补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