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PS）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ocytosis, HLH），是由多种致病因素导致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系统异常激活、增殖，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子，进而引起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一系列炎症反应 [1]。HLH临床少见，病死率较高，持续发热、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 [2]。根据病因不同，分为原发性HLH和继发性HLH [3]。原发性HLH有明确的家族遗传病史和（或）存在遗传性的基因缺陷，多见于儿童期发病；继发性HLH主要由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导致。在成人HLH中，最常见的病因为恶性肿瘤，其中淋巴瘤最为常见 [4,5,6]。Rivieve等 [7]对162例HLH患者的研究中发现非霍奇金淋巴瘤是HLH的主要原因，占所研究对象的56%。根据我国的统计资料显示，非霍奇金T细胞或NK/T细胞淋巴瘤是最多见的类型，占所有恶性肿瘤相关HLH的69% [8]。淋巴瘤相关HPS（lymphoma 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LAHS）的诊断需要同时具备HLH的诊断条件和淋巴瘤的病理诊断依据，但是很多LAHS患者淋巴瘤的表现并不典型，容易导致诊断延误，因此在诊疗过程中需尽快查找淋巴瘤的证据，而病理活组织检查是确诊淋巴瘤的金标准 [6,9]。本文将2021年5月本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以HPS为首发表现的患者为确诊淋巴瘤行肝穿刺活检术后发生腹腔大出血导致休克抢救成功的病例（伦理审批号：IIT20220159A，患者知情同意豁免）进行分析总结，现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患儿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基因突变特征。 方法:选择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接受诊治的10例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ET组( n＝10)。患儿中位年龄为6.8岁；男性患儿为5例，女性为5例。选择同期于本院接受诊治的4例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ST)患儿作为对照，纳入ST组( n＝4)。患儿中位年龄为1.8岁，均为女性。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分析2组患儿的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查、骨髓涂片、骨髓活组织检查及相关基因突变检查结果。2组患儿年龄、血常规和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巨核细胞总数及其比例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性别、临床表现构成比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所有患儿临床资料收集均已获得患儿监护人知情同意。 结果:① ET组10例患儿中，伴神经系统症状者为6例，包括头痛者4例、头晕2例；其中1例同时伴肝大；其余4例无明显临床症状。4例ST组患儿中，伴发热症状或者前驱感染者为2例，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② 2组患儿外周血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压积(PCT)均较正常参考值范围增高，ET组患儿中位血小板计数为1 451×10 9/L[(1 193~1 831)×10 9/L]，高于ST组患儿的966×10 9/L[(677~989)×10 9/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04， P＝0.014)；中位PCT为1.28%(1.12%~1.63%)，亦显著高于ST组患儿的0.85%(0.62%~1.05%)，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56， P＝0.024)。2组患儿的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均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凝血功能相关指标中，ET组患儿中分别有4、4、4例出现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及纤维蛋白原(FIB)值低于正常参考值范围，而ST组患儿中分别为1、2、2例。2组患儿其余检查指标均正常。③ 2组患儿骨髓涂片结果均表现为中度增生活跃，粒、红系细胞比例正常。此外，4例ST组患儿的骨髓涂片中亦可见中性粒细胞核左移和感染相关细胞。2组患儿的骨髓活组织检查结果均表现为中度增生活跃，粒、红系细胞比例正常且巨核细胞多见，以分叶核巨核细胞为主。巨核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示，ET组患儿骨髓中位正常巨核细胞比例显著低于ST组患儿[49.5%(44.3%~61.0%)比71.1%(61.3%~85.0%)， Z＝-2.404， P＝0.014]。④基因测序结果显示，ET组10例患儿均不伴 MPL及 JAK2基因突变，其中有2例检测到 CALR基因突变，并且这2种 CALR基因突变均为明确与ET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此外，筛选出4种可能与儿童ET相关的基因突变，包括 KMT2A、 ASXL1、 CSF3R及 NF1基因突变。 结论: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患儿具有独特的临床和实验室特征，二代基因测序法发现可能与ET发生、发展相关的 KMT2A、 ASXL1、 CSF3R及 NF1基因突变，可为 JAK2 V617F基因突变呈阴性ET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但是本研究纳入患儿例数较少，并且缺乏ST男性患儿作为对照，存在一定局限性。ET患儿的临床特点、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其与ST患儿的鉴别要点，有待大样本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患者男，59岁，下肢水肿2个月，临床诊断肾病综合征，肾穿刺活组织检查的病理提示膜性肾病，神经表皮生长因子样1型(neural epidermal growth factor-like 1, NELL-1)蛋白(＋)。目前用氯沙坦治疗。膜性肾病指肾小球基底膜的上皮侧出现大量的免疫复合物沉积，可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膜性肾病，大多数是原发性膜性肾病。继发性膜性肾病一般由其他疾病导致，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系统性红斑狼疮，肿瘤等。患者为筛查肿瘤行 18F-FDG PET/CT显像，结果示右侧舌肌代谢增高，形态、密度未见异常，右侧茎突尖端及舌骨小角代谢增高、部分钙化(图1)。

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即噬血细胞综合征(HPS)，主要分为原发性HLH与继发性HLH，前者主要由HLH相关基因突变导致，后者主要由感染、肿瘤与自身免疫性疾病触发。HLH的主要特征为在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下，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引起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反应性增生，释放大量γ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TNF)-α等细胞因子，导致多器官、系统功能受损，并且进行性加重。HLH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肝、脾大与全血细胞减少，亦可表现为血清铁蛋白水平升高、高甘油三脂血症、肝功能异常、低纤维蛋白原血症及神经系统症状等。HLH是一种临床表现复杂、疾病进展迅速及病死率高的疾病，目前其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法尚在探索中。为了进一步了解HLH相关研究进展，并为其治疗方法的完善提供基础，笔者拟就近年HLH发病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介绍。

目的:评价真实世界中哌柏西利治疗激素受体(HR)阳性晚期乳腺癌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8—2020年接受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的66例HR阳性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 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构建预测哌柏西利治疗HR阳性乳腺癌疾病进展风险的列线图模型，使用一致性指数(C－index)和校准曲线进行内部验证评估模型的预测能力和符合度。结果:66例患者中，复发转移后未经内分泌治疗、一线内分泌治疗、二线及以上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分别占33.3% (22例)、42.4% (28例)、24.2% (16例)；肝转移者占36.4% (24例)；内分泌敏感患者占16.7%(11例)，原发内分泌耐药患者占27.3%(18例)，继发性内分泌耐药患者占56.1%(37例)。全组患者客观有效率为14.3%(95% CI：6.7%~25.4%)，临床获益率为58.7%(95% CI：45.6%~71.0%)。非肝转移( P＝0.001)、内分泌治疗敏感/继发耐药( P＝0.004)、复发转移后未行化疗或仅行一线化疗( P＝0.004)、哌柏西利治疗前最近一次免疫组化时间<3个月( P＝0.025)与更好的预后有关，肝转移( P＝0.005)及内分泌原发耐药( P＝0.016)是哌柏西利治疗后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独立危险因素。患者的临床特征(是否肝转移、是否内分泌原发耐药、转移后化疗线数、内分泌治疗线数、转移部位数目、最近一次免疫组化的时间)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6个月和12个月无进展生存概率的C－index分别为69.7%和72.1%。哌柏西利相关的主要不良反应为血液学不良反应。 结论: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HR阳性复发转移性乳腺癌疗效确切，安全性良好；肝转移和内分泌原发耐药的患者疗效欠佳，且是哌柏西利治疗后疾病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哌柏西利治疗HR阳性乳腺癌疾病进展风险的列线图模型可用于辅助临床决策。

肝切除术是原发性及继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的首选治疗方式，但肝切除术后肝功能衰竭（PHLF）的发生率仍然较高。术后余肝体积（RLV）和功能不足是PHLF发生的决定因素，因此，术前肝脏储备功能的准确评估对预防PHLF至关重要。CT等传统影像学方法预测RLV及其衍生指标（余肝比例、标准化余肝比例、RLV/体重、RLV/体表面积）是传统术前评估RLV是否满足安全肝切除术的重要方法。由于患者伴有不同程度基础肝病，导致相同体积肝脏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单纯以RLV作为评估肝脏储备功能的指标并不准确。 99Tc m标记的半乳糖人血清白蛋白、 99Tc m标记的亚氨基二乙酸及磁共振钆塞酸二钠等功能学显像技术能同时对RLV和余肝功能进行评估，较传统影像学方法更具优势。血清生化指标、临床评分系统、定量肝功能试验等各类肝功能评价方法亦是传统术前肝脏储备功能评估的重要方式，但其仅能评价术前肝脏的整体功能，不能对余肝功能进行预测。通过术中阻断待切肝脏血流和肝内血流后进行吲哚菁绿排泄试验，可实现对术后余肝功能的预测。此外，对于术前预估RLV过小的患者，可采用术前门静脉栓塞、联合肝脏分割和门静脉结扎的分阶段肝切除术等方式增加术后RLV。不同方法增长的单位体积的余肝功能并不相同，相比于将增长体积作为预测指标，能对余肝功能进行评估的功能学显像技术在预测增长后余肝功能方面的准确率更高。

目的:探讨肝癌患者围手术期营养风险和营养支持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507例肝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进行评估，≥ 3分为有营养风险，并统计营养支持情况。结果:507例患者中有营养风险82例（16.2%）。男性和女性有营养风险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3%（58/379）比18.8%（24/128）， χ2 = 0.838， P = 0.405]；原发性肝癌患者和继发性肝癌患者有营养风险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8.0%（63/350）比12.1%（19/157）， χ2 = 2.781， P = 0.117]；≥60岁患者有营养风险率明显高于<60岁患者[25.9%（62/239）比7.5%（20/2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31.819， P<0.01）。有营养风险患者年龄、营养不良发生率和术前营养支持率明显高于无营养风险患者[（65.3 ± 12.7）岁比（55.9 ± 8.9）岁、13.4%（11/82）比0和24.4%（20/82）比2.6% （11/4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有营养风险患者和无营养风险患者性别构成、肿瘤来源、术后营养支持率及手术前后白蛋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31例营养支持患者中，肠外营养（PN）1例，肠内营养（EN）30例；术后453例营养支持患者中，PN 297例，EN 27例，PN + EN 129例。 结论:肝癌患者围手术期营养风险的发生率较高，尤其对于老年患者应注意营养支持。NRS 2002是进行营养评估的有效工具，适用于肝癌患者围手术期营养风险筛查，可为临床营养治疗提供依据。

患者 女性，38岁，因“突发上腹部疼痛1 d”于2021年4月1日急诊入院。患者自诉1 d前无明显诱因突发上腹部疼痛，呈阵发性，无腹胀、腹泻，无恶心、呕吐，无发热、畏寒，大小便正常。既往无特殊病史。入院体检：血压201/113 mmHg（1 mmHg=0.133 kPa），急性痛苦面容，皮肤、巩膜未见明显黄染，腹平软，剑突下压痛，无反跳痛，Murphy征阴性，未触及包块，腹部叩诊鼓音，肠鸣音正常。实验室检查：游离甲氧基肾上腺素101.0 ng/L（正常参考值：0~62 ng/L），游离甲氧基去甲肾上腺素5 030.0 ng/L（正常参考值：0~145 ng/L），肿瘤标志物CA19-9 55.69 U/ml（正常参考值：0~37 U/ml），血清葡萄糖19.06 mmol/L，糖化血红蛋白11.1%，尿葡萄糖（4+）、尿酮体（3+），EB病毒壳抗原IgG抗体>750 U/ml（正常参考值：0~20 U/ml），EB病毒核抗原IgG抗体>600 U/ml（正常参考值：0~12.5 U/ml），EB病毒壳抗原IgM抗体35.20 U/ml（正常参考值：0~30 U/ml），IL-6 13.27 ng/L（正常参考值：0~7 ng/L）。立卧位醛固酮、立卧位血管紧张素、各时间点皮质醇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四项均未见异常。影像学检查：上腹部CT平扫+增强检查结果显示，腹膜后腔静脉旁可见一个椭圆形软组织团块影，增强扫描动脉期呈明显不均匀强化，内可见裂隙状低密度影，静脉期及平衡期稍有退出，肿块与肝脏1段关系密切，大小约6.1 cm×2.9 cm，邻近肝脏轻度受压（图1）；肝胆胰脾MRI平扫+增强检查结果显示，平扫期腹膜后见团块状影，T1WI呈低信号、T2WI呈高信号，内可见小结节状T2WI高信号影，扩散加权成像呈不均匀高信号，大小约6.0 cm×3.0 cm，增强期腹膜后病灶呈持续性渐进性明显不均匀强化，内见条状无强化区（图2）。术前诊断：（1）异位嗜铬细胞瘤；（2）继发性高血压；（3）血糖异常：继发性高血糖？2型糖尿病？

患者男，62岁，主诉颌面部间断疼痛、肿胀伴发热、张口受限5年，再发加重10 d。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及肝肾功能、血肿瘤标志物等均未见明显异常；平扫CT及增强MRI提示下颌骨及右侧髁突骨质破坏，周边伴少许软组织密度影形成，增强扫描病灶呈不均匀性轻度强化，考虑为肿瘤病变可能性大；进一步行 18F－FDG PET/CT显像，结果示右侧颞下颌关节病变部位FDG代谢明显增高(图1)，余全身其他部位FDG代谢未见异常改变，考虑恶性肿瘤性病变不除外。而后患者行外科手术，术中大体组织为质硬的骨样组织，切面灰白色，质韧，病理诊断为焦磷酸钙沉积症(calcium pyrophosphate deposition disease, CPPD；图2)。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消失、恢复良好，随访3年无复发。颞下颌关节CPPD较为罕见，鲜见 18F－FDG PET/CT检查的报道。本例FDG代谢明显增高，与文献报道的腰椎CPPD病例较一致 [3]。 18F－FDG PET/CT对原发性和继发性骨肿瘤的鉴别诊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对CPPD的诊断价值尚有待探究。

研究补骨脂素(psoralen,PSO)对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小鼠的肠道屏障及继发性肝损伤的改善作用.40只雄性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ontrol,Con)、模型组(model,Mod)、阳性药柳氮磺吡啶组(sul-fasalazine,SASP,200 mg/kg)、PSO低剂量组(PSO-L,20 mg/kg)和PSO高剂量组(PSO-H,40 mg/kg),通过自由饮用2.25％的葡聚糖硫酸钠盐(dextran sulfate sodium salt,DSS)7 d构建UC模型.实验期间记录小鼠的体重,疾病活动指数(disease activity index,DAI).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chain reaction,RT-qPCR)检测结肠中带状闭合蛋白-1(zonula occludens-1,ZO1)、闭合蛋白-1(Claudin-1)和闭锁蛋白(Occludin)的表达.生化试剂盒检测肝脏中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KP)和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含量.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肝脏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C 反应蛋白(C-reactive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含量.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肝脏 Toll 样受体 4(Toll-like receptor 4,TLR4)、髓样分化因子 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protein 88,MyD88)以及磷酸化核因子 κB(phosphorylated nuclear factor kappa-B,p-NF-κB)的表达.结果显示,与Mod组相比,经PSO治疗后,UC小鼠体重下降得到缓解、DAI评分下降、缓解了结肠长度的缩短;ZO1、Claudin-1和Occludin的mRNA的表达均上调;肝脏AST、ALT、AKP和LDH含量均下降;肝脏LPS、CRP、PCT、IL-6以及TNF-α含量均下降;下调了肝脏TLR4、MyD88以及p-NF-κB蛋白的表达.以上结果表明,PSO可以改善DSS诱导的小鼠肠道屏障功能,并通过抑制TLR4/MyD88/NF-κB信号通路改善继发性肝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