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高原肺水肿(HAPE)引起肺部改变的CT定量参数变化.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1-12 至 2023-12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人民医院收治的 20 例HAPE患者影像学资料,对治疗前后胸部CT图像进行定量分析.CT定量评价指标包括左肺病变体积(LVLL)、右肺病变体积(LVRL)、病变总体积(TLV)、病变占总肺体积百分比(TLV/TL%).比较HAPE患者治疗前后 CT 定量指标的差异,分析治疗前 CT 定量指标与血氧饱和度(SpO2)和住院时间的相关性.结果 20 例HAPE共进行 40 次胸部 CT 扫描,平均间隔时间为(3.2±0.7)d.HAPE 患者治疗前 LVRL 显著大于 LVLL[(1267±484)cm3 vs.(888±544)cm3,P<0.05];治疗后 TLV 显著低于治疗前[(445±490)cm3 vs.(2156±802)cm3,P<0.001],治疗后TLV/TL%显著低于治疗前(13%±13%vs.49%±17%,P<0.001).治疗前LVLL、TLV、TLV/TL%与SpO2 呈负相关(r=-0.493,P<0.05;r=-0.567,P<0.01;r=-0.832,P<0.001),治疗前TLV/TL%与住院日呈正相关(r=0.553,P<0.05),SpO2 与住院日呈负相关(r=-0.486,P<0.05).结论 HAPE患者的右肺损伤较左肺严重,CT定量参数是评价HAPE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的有效指标.

目的:探讨局部放大重建在肺部小结节结构精准诊断上的价值。方法:使用常规胸部CT条件扫描质控模型Catphan500体模，关闭自动辐射剂量调节技术。根据扫描和重建方式不同分为改变扫描FOV组与改变重建FOV组，改变扫描FOV组控制扫描FOV分别为500 mm×500 mm、400 mm×400 mm、300 mm×300 mm、200 mm×200 mm、100 mm×100 mm，改变重建FOV组控制扫描FOV为500 mm×500 mm，分别在扫描FOV为500 mm×500 mm的条件下使用原始数据重建FOV为400 mm×400 mm、300 mm×300 mm、200 mm×200 mm、100 mm×100 mm的图像，控制其他条件均一致。观察Catphan 500体模高对比度分辨率模块，比较两组图像在不同扫描FOV或不同重建FOV下的线对数。回顾性分析2018年2月至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肺部小结节患者35例，均行胸部高分辨率CT平扫，使用原始数据重建图像，常规重建组的重建FOV为320 mm×320 mm，局部放大重建组的重建FOV为100 mm×100 mm，分别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价并采用秩和检验进行比较。结果:使用质控模型Catphan 500体模扫描时，随着扫描FOV或重建FOV的逐渐缩小，改变扫描FOV组与改变重建FOV组高对比度分辨率模块图像能显示的线对数逐渐增大，且保持一致。常规重建组的图像质量评分为（3.86±0.50）分，局部放大重建组（4.77±0.35）分，局部放大重建组评分高于常规重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5.763， P<0.05）。 结论:高分辨CT局部放大重建图像能取得与局部放大扫描一致的图像质量，局部放大重建图像质量优于单纯图像放大。

目的:探讨床旁超声显示双肺不对称征象的临床意义，以期对肺部疾病的诊治及肺部超声检查流程加以改进。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入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肺部超声提示双肺不对称征象患者的超声影像资料。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对肺部超声影像资料与临床诊断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共查阅535例重症患者的超声影像资料，排除无法获得清晰肺部超声图像及双肺对称征象患者469例，最终共66例在住院过程中超声显示双肺不对称征象的患者被纳入分析，其中以单侧胸膜滑动征消失或肺点为表现的气胸占25.76%（17例），以单侧局灶性B线、碎片征、组织样征为表现的肺炎占18.18%（12例），31.82%表现为单侧液性暗区的胸腔积液（21例），以单侧局部肺实变及支气管充液征等为表现的痰液阻塞致肺不张占12.12%（8例），以单侧肺搏动征为表现的气管插管过深占7.58%（5例），上述超声诊断均经X线胸片、胸部CT、纤维支气管镜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1例单侧局灶性B线患者转外院治疗，2例单侧胸膜滑动征消失或单侧肺搏动征患者猝死，临床未能明确诊断（占4.54%）。结论:肺部超声不对称征象提示患者存在需及时处理的肺部疾病；双侧对比的肺部超声检查流程有助于临床诊断。

目的:探讨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DA5）抗体阳性DM合并肺间质病变的高分辨率CT（HRCT）表现、实验室特点及临床特征，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程的相关性。方法:收集确诊抗MDA5抗体阳性相关DM患者27例，根据病程分为2组：急性/亚急性进展组（15例）和慢性进展组（12例）。回顾性分析患者肺部HRCT图像，记录肺间质性病变的部位、类型和出现的频次，同时收集患者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病程等临床资料及抗MDA5抗体、抗Ro52抗体、抗组氨酰tRNA合成酶抗体（抗Jo-1抗体）、ANA和肌酸激酶（CK）、ESR等实验室指标，对2组患者指标进行组间比较，分析其与临床病程的相关性。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①共分析27例患者肺部HRCT图像，合并间质性改变100%（27/27），单侧局限型分布占比48%（13/27），双侧局限分布型占比30%（8/27），弥漫分布型占比22%（6/27）。②肺间质改变HRCT表现中，磨玻璃影59%（16/27）、胸膜下弧线63%（17/27）及小叶间隔增厚56%（15/27）多发，蜂窝征发生率最低0（0/27）。③急性/亚急性进展组与慢性进展组比较，突出临床表现为胸闷[80%（12/15）与8%（1/12）， χ2=13.715， P<0.05]、呼吸困难[47%（7/15）与0（0/12）， χ2=7.560， P<0.05]。急性/亚急性组突出HRCT肺间质性表现为磨玻璃影高于慢性组[87%（13/15）与25%（3/12）， χ2=10.501， P<0.05]；慢性病程组突出肺间质HRCT表现为小叶间隔增厚高于急性/亚急性组[83%（10/12）与33%（5/15）， χ2=6.750， P<0.05]。④抗MDA5抗体（+++）指标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0%（12/15）与25.0%（3/12）， χ2=8.168， P<0.05]，抗Ro52（+）、ANA（+）、抗Jo-1抗体（+）、CK升高、ESR升高等指标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抗MDA5抗体阳性DM患者大多合并肺间质性病变，肺HRCT表现多样，本病确诊需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及病理检查。

目的:探讨能谱CT影像组学特征在鉴别肺癌结节与炎性结节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肺部能谱CT扫描的96例肺癌结节和45例炎性结节患者的资料。按照2∶1的比例随机分配为训练组（肺癌结节64例，炎性结节30例）和验证组（肺癌结节32例，炎性结节15例）。利用MaZda软件对训练组动脉期和静脉期70 keV单能量图像进行影像组学特征提取。采用费希尔参数法（Fisher）、分类错误率联合平均相关系数法（POE+ACC）和相关信息测度法（MI）对提取的特征进行筛选，得到3组最优特征子集。然后用线性（LDA）和非线性判别分析法（NDA）对最优特征子集进行分析，计算其鉴别肺癌结节和炎性结节的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精准率和F1分数。利用人工神经网络（ANN）建立预测模型，并对验证组两种病变进行鉴别。使用Delong检验比较不同的最优特征子集AUC的差异。结果:在动脉期，MI-NDA法选择的最优特征子集鉴别训练组肺癌结节和炎性结节的AUC最高，为0.888（95%可信区间0.806~0.943），其准确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3%、87.5%和90.0%。MI-NDA法与Fisher-NDA、（POE+ACC）-NDA法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941， P=0.052； Z=1.683， P=0.092）。在静脉期，（POE+ACC）-NDA法选择的最优特征子集的AUC最高，为0.846（95%可信区间0.757~0.912），其准确率、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2%、92.2%和76.7%。（POE+ACC）-NDA与MI-NDA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354， P=0.18），而与Fisher-NDA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23， P=0.015）。MI-NDA法选择的动脉期最优特征子集在训练组和验证组的AUC最高，分别为0.888（95%可信区间0.806~0.943）和0.871（95%可信区间0.741~0.951）。 结论:能谱CT影像组学定量特征可用于鉴别肺癌结节与炎性结节，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目的:通过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胸部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表现，为早期诊断和临床治疗提供影像学依据。方法:纳入2020年1月23日至2月22日于瑞安市人民医院就诊且咽拭子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的74例COVID-19患者，分析其临床资料及CT检查图像特点。结果:74例患者中，62例(83.8%)发热；59例胸部CT检查存在异常表现，15例CT检查无异常改变。从起病到CT检查的平均间隔时间为4.6 d。59例患者中，58例(98.3%)病变分布以外周为主，病变多发53例(91.4%)，单发结节灶5例(8.6%)；45例(76.3%)患者以磨玻璃影表现为主；病灶主要分布于肺部中下叶，共45例(76.3%)；支气管充气征21例(35.6%)，反晕征10例(16.9%)；其他少见改变有小空泡征3例(5.1%)，树芽征1例(1.7%)，复查发现淋巴结增大2例(3.4%)。结论:COVID-19患者的CT检查特征可在其早期诊断和随访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评估人工智能（AI ）对肺结节的检出及定性的诊断效能。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通过简单随机抽样选取2020—2021年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肺结节病例库中的355例患者[女性205例、男性150例，年龄（55.1±12.2）岁]的肺部CT图像并导入AI系统。将AI与3名初级职称医师的诊断结果进行对比，2名中级职称医师按照双盲原则对CT图像进行审核，并以2名中级职称医师的一致性意见作为真结节诊断的参考标准，比较AI与初级职称医师对肺结节检出的灵敏度。105例患者于术前CT引导下行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或肺组织切除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比较AI与副主任医师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率。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结果:355例患者的CT图像中共检出真结节1 072个，其中AI共检出真结节1 063个，漏诊9个，其灵敏度为99.16%（1 063/1 072）；初级职称医师共检出真结节1 009个，漏诊63个，其灵敏度为94.12%（1 009/1 072）。在肺结节检出方面，AI的灵敏度明显高于初级职称医师，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1.907， P<0.05）。105例患者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证实为恶性结节88例、良性结节17例。其中AI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真阳性86例、假阳性15例、真阴性2例、假阴性2例；副主任医师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真阳性83例、假阳性1例、真阴性16例、假阴性5例。副主任医师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均明显高于AI[94.12%（16/17）对11.76%（2/17），Fisher精确概率检验， P<0.05 ；98.81 %（83/84）对85.15%（86/101）， χ2=9.172 ， P<0.05]；副主任医师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灵敏度低于AI，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4.32%（83/88）对97.73%（86/88）， χ2=0.595 ， P>0.05]；副主任医师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阴性预测值高于AI，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6.19%（16/21）对50.00%（2/4 ），Fisher精确概率检验， P>0.05]；总的来说，副主任医师对肺结节定性诊断的准确率高于AI[94.29%（99/105 ）对83.81%（88/105）， χ2=8.796， P<0.05]。 结论:在肺结节的检出及定性诊断中，AI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但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较低。临床工作中，医师可以利用AI良好的灵敏度，帮助提高工作效率，但不能替代人工分析结果作为肺结节定性诊断的标准。

目的:研究短采集时间全身PET/CT显像对肺部和实质脏器图像质量及病变可检测性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0月至2022年4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全身PET/CT检查的60例肺结节(PN)患者[男31例，女29例，年龄(61.1±11.8)岁]和53例实质脏器病变(POL)患者[男29例，女24例，年龄(56.7±17.2)岁]的资料。PET采集时间为600 s，用采集的数据重建30、60、120、180、300、600 s的PET图像，即G30、G60、G120、G180、G300、G600组。使用5分Likert量表从图像整体质量、噪声和病变显著性3个方面对PET图像进行主观评分。客观分析指标包括纵隔血池SUV mean，肝脏SUV mean、标准差(SD)和信噪比(SNR)，病灶SUV max和靶本比(TBR)，采用Friedman检验比较组间各指标差异(两两比较行Bonferroni校正)。以G600组为标准，评估其他组的病变可检测性。 结果:PN患者各时间组和POL患者G120、G180、G300组在图像整体质量、噪声和病变显著性方面均可满足临床诊断需求(均评分>3分)。各时间组之间纵隔血池SUV mean(PN：中位值1.52~1.56，POL：中位值1.35~1.47, χ2值：10.23、11.02)和肝脏SUV mean(PN：中位值2.51~2.56，POL：中位值2.33~2.40, χ2值：8.35、8.9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肝脏SD随着采集时间的缩短而逐渐增加( χ2值：400.99、400.00，均 P<0.001； z值：-16.90~-3.15，均 P<0.003)，SNR随着采集时间的缩短而逐渐降低( χ2值：397.32、400.00，均 P<0.001； z值：2.98~16.90，均 P<0.003)。病灶SUV max(PN：中位值3.55~4.01，POL：中位值5.77~6.08, χ2值：8.58、3.02)和TBR(PN：中位值2.42~2.81，POL：中位值2.36~2.45, χ2值：9.83、3.69)在各时间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以G600组为参考，PN患者G30等各时间组和POL患者G120、G180和G300组的病灶检出率均为100%(81/81及80/80)。 结论:肺部采集时间为30 s及实质脏器采集时间为120 s的全身PET/CT图像可以同时保持图像质量和病变可检测性。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首次胸部高分辨率CT(HRCT）影像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3日至25日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确诊的106例COVID-19患者的首次胸部HRCT图像，对病灶分布、形态及周围受累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106例COVID-19患者首次肺部HRCT均发现病灶，单侧肺分布11例（10.4%），双侧肺分布95例（89.6%）；肺外周分布65例（61.3%），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41例（38.7%）；1个病灶8例（7.5%），2个病灶5例（4.7%），多发病灶93例（87.8%）；结节状病灶12例（11.3%），磨玻璃状病灶94例（88.7%），条索状病灶7例（6.6%），2种及以上形态共存病灶15例（14.2%）；累及一个肺叶10例（9.4%），累及2个及以上肺叶96例（90.6%）；纵隔淋巴结增大24例（22.6%）（>60岁患者19例，占79.2%），胸腔积液3例（2.8%），心包积液1例（0.9%），胸膜受累／增厚2例（1.9%）。>60岁患者多表现为多病灶，多形态，肺外周及中心同时分布，累及多个肺叶，纵隔淋巴结增大。结论:COVID-19患者首次胸部HRCT检查能发现肺部病灶，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胸部HRCT扫描检查在NCP的早期诊断中有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胸部超低剂量CT（ULDCT）应用深度学习重建（DLR）进行肺癌筛查的可行性，并比较其与ULDCT混合迭代重建（Hybrid IR）及常规剂量CT（RDCT）Hybrid IR的图像质量和结节检出率。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肺结节接受胸部CT检查的患者。对患者分别进行胸部RDCT（120 kVp，自动管电流）和ULDCT（100 kVp，20 mA）扫描，并采用Hybrid IR（AIDR 3D）重建RDCT图像，采用AIDR 3D和DLR（AICE）重建ULDCT图像。记录辐射剂量和结节数。使用主气管及左肺上叶的客观噪声、信噪比（SNR）、肺部总体及结节的主观图像评分评估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由2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采用Likert 5分制评分。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ULDCT与RDCT辐射剂量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Friedman检验对3种重建方法的定量指标、客观图像噪声及主观评分进行比较。 结果:共纳入45例，男17例、女28例，年龄32~74（55±11）岁。ULDCT的辐射剂量为（0.17±0.01）mSv，显著低于RDCT［（1.35±0.41）mSv， t=15.46， P<0.001］。ULDCT-AICE、ULDCT-AIDR 3D及RDCT-AIDR 3D图像在气管CT值、气管噪声、气管SNR、肺实质噪声及肺实质SNR的总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ULDCT-AICE的气管及肺实质图像噪声、气管CT值显著低于ULDCT-AIDR 3D（ P<0.05），与RDCT-AIDR 3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DCT-AIDR 3D、ULDCT-AIDR 3D、ULDCT-AICE总体图像质量和肺结节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57、117.20， P<0.001），其中ULDCT-AICE总体图像质量和肺结节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优于ULDCT-AIDR 3D（ P<0.05），与RDCT-AIDR 3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DCT-AIDR 3D、ULDCT-AIDR 3D、ULDCT-AICE方法检出结节的数量一致，均为72个。 结论:胸部ULDCT采用DLR重建可显著降低辐射剂量，且与Hybrid IR相比，能够有效降低图像噪声并提高SNR，并对肺结节的显示良好，图像质量及结节检出效果不弱于目前临床中常规使用的RDCT Hybrid 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