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与智能脉冲技术辅助经上皮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SPT-TransPRK)术后早期视觉质量的差异和变化情况。方法:采用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2—5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行角膜屈光手术者92例92眼，均为右眼入组，其中SMILE组40例40眼，SPT-TransPRK组52例52眼。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个月、3个月检查受检者视力，计算有效性，有效性＝术后裸眼视力(UCVA)/术前最佳矫正视力；采用AR-1自动电脑验光仪测量屈光度；采用Sirius角膜地形图测量角膜高阶像差(HOA)，包括总HOA、球差和彗差；采用OQASⅡ视觉质量分析系统测量客观散射指数(OSI)，调制传递函数截止频率(MTF cut-off)，斯特列尔比(SR)，模拟对比度视力VA100、VA20和VA9(白天、黄昏、夜晚)。结果:术后3个月，SMILE组与SPT-TransPRK组UCVA、有效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880， P＝0.380； t＝0.920， P＝0.058)，SPT-TransPRK组术后表现为低度远视。术前、术后1个月和术后3个月SMILE组总HOA分别为(0.47±0.18)、(0.70±0.22)和(0.74±0.19)μm，SPT-TransPRK组分别为(0.40±0.14)、(0.98±0.35)和(0.94±0.22)μm；术前、术后1个月和术后3个月SMILE组球差分别为(－0.20±0.09)、(－0.44±0.14)和(－0.44±0.15)μm，SPT-TransPRK组分别为(－0.20±0.10)、(－0.71±0.23)和(－0.75±0.20)μm。2个组术眼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总HOA和球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HOA： F分组＝13.851， P＝0.001； F时间＝29.960， P<0.001.球差： F分组＝31.037， P<0.001； F时间＝48.005， P<0.001)，其中2个组术后角膜总HOA、球差均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个月和3个月，SMILE组术眼总HOA和球差均小于SPT-TransPRK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后1个月、3个月角膜彗差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组术后1个月OSI高于术前，MTF cut-off、SR和VA9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个月OSI高于术前，SR和VA9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PT-TransPRK组术后1个月OSI高于术前，MTF cut-off、SR、VA100、VA20和VA9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个月OSI、MTF cut-off、SR、VA100、VA20和VA9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术眼彗差、OSI、MTF cut-off、SR、VA100、VA20和VA9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和SPT-TransPRK均是矫正近视的有效方法，术后早期视觉质量相似，但相较SPT-TransPRK，SMILE引起更小的角膜总HOA与球差改变。

目的：:对6~12岁儿童使用阿托品和复方托吡卡胺麻痹睫状肌前后的散光变化进行矢量分析，探讨不同睫状肌麻痹剂对学龄期儿童散光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门诊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的6~12岁儿童1 262例（1 262眼），按使用不同睫状肌麻痹剂分为阿托品组（530眼）和复方托吡卡胺组（732眼），均选取右眼作为研究对象。采用TOPCON KR 800型全自动电脑验光仪对所有儿童进行睫状肌麻痹前后电脑验光检查，记录球镜度、柱镜度和轴向。通过Thibos矢量分析方法将散光分解为J 0和J 45。睫状肌麻痹前后散光各矢量成分的差异比较采用 t检验，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一致性采用Bland-Altman图描述。 结果：:复方托吡卡胺组睫状肌麻痹后J 0成分增加0.04±0.13（ t=8.34， P<0.001）。进一步按散光程度和SE高低分组，阿托品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复方托吡卡胺组J 0差异在各组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J 45仅在高度散光组及近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8， P=0.031； t=-2.67， P=0.008）。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2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相关性高，Bland-Altman分析显示2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一致性均较好。 结论：:与阿托品相比，滴用复方托吡卡胺进行睫状肌麻痹后散光变化显著，特别是对近视或高度散光的学龄期儿童。

目的:分析华厦眼科医院收集的全国不同区域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校筛数据，明确青少年人群筛查性近视患病率及发病率，总结不同区域内中小学人群视力发展趋势。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对华厦眼科医院2019—2021年全国各地区中小学生视力健康校筛数据进行横断面及队列研究分析。以单眼裸眼视力<5.0且等效球镜度数<－0.50 D定义为筛查性近视。根据筛查总人次和人数概况、裸眼视力的分布情况、屈光度和近视患病率分布情况这3个维度，以性别、年级和地区层次，对中小学生视力、屈光度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筛查性近视患病率和发病率。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进行裸眼视力检查，自动电脑验光仪进行屈光检查，筛查流程一致。结果:总计19个省51个城市，4 027所学校，455.6万人纳入视力研究。中小学人群整体筛查性近视患病率为64.85%，其中小学阶段人群筛查性近视患病率为54.00%，初中78.18%，高中87.05%，不同年级筛查性近视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0.7， P<0.001)。不同性别人群筛查性近视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 557.5， P<0.001)。中小学人群1年内筛查性近视发病率为18.68%。华东、华中和华北、西南和西北、华南1年内中小学人群筛查性近视发病率分别为16.57%、6.07%、15.11%、9.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 200.9， P<0.001)。 结论:中小学生筛查性近视患病率和发病率较高，存在群体教育阶段差异及地区等差异，青少年近视科学防控要兼顾群体教育阶段及区域因素影响。

目的：:比较Spot双目视力筛查仪和自动电脑验光仪在近视筛查中结果的差异、相关性和一致性。方法：: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方法抽取徐州某学校6～19岁的学生共500人，分别用Spot双目视力筛查仪（VS100，美国伟伦公司）和自动电脑验光仪（KR800，日本拓普康公司）进行验光检查。记录睫状肌麻痹（1%复方托吡卡胺眼药水）前后2种设备的验光数据。采用配对 t检验来比较2种仪器所测得的SE值差异，用组内相关检验来比较检测结果的相关性。采用Bland-Altman一致性检验来分析比较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最终纳入498名学生。2种设备在不同程度的近视组中所测得的SE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Spot在近视学生中所得的SE值均较自动验光仪偏正（ P<0.001）。2种验光设备在睫状肌麻痹前后的SE值均呈高度相关（均 r>0.8， P<0.001）。2种设备检查SE结果差值90%的位点位于95%置信区间参考范围内，2种设备检查结果一致性良好。 结论：:无论是否行睫状肌麻痹，Spot在近视筛查中均有较好的可靠性。

目的:评估不同浓度和给药频次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短期使用对儿童眼部安全性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方法，连续纳入于2020年12月至2022年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近视或近视前期儿童72例72眼。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0.01%阿托品组、0.02%阿托品组和0.04%阿托品组，每组24例24眼。对所有受试者采用自动电脑验光仪行电脑验光，采用综合验光仪测量主觉验光，采用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眼压，采用光学生物测量仪测量眼轴长度，采用推进法测量调节幅度(AMP)，采用瞳孔仪测量瞳孔直径，采用标准对数近视力表测量33 cm处的近视力，采用Keratograph 5M行泪液评估并进行眼表疾病指数(OSDI)问卷调查。各组受试眼分别双眼点1滴0.01%、0.02%、0.04%阿托品滴眼液后每10 min测量1次瞳孔直径，至3次瞳孔直径不再变化时，测量各组眼部参数记录为单次用药后数据。各组受试者分别使用对应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晚1次，用药后1周测量眼部参数；随后0.01%阿托品组及0.02%阿托品组用药频率改为每日早晚各1次，0.04%阿托品组保持每晚1次，1周后测量眼部参数。均选取右眼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各组用药前后瞳孔直径、AMP及其他眼部参数变化。结果:0.01%阿托品组、0.02%阿托品组和0.04%阿托品组用药前瞳孔直径分别为(5.59±0.48)、(5.35±0.76)、(5.65±0.43)mm，单次用药后瞳孔直径分别为(7.00±0.68)、(7.17±0.58)和(8.40±1.71)mm，连续用药后1周分别为(6.67±0.62)、(6.56±0.65)和(7.60±0.69)mm，连续用药后2周分别为(6.96±0.49)、(7.04±0.53)和(7.60±0.36)mm，3个组用药前后不同时间点瞳孔直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分组＝9.430， P<0.001， F时间＝156.620， P<0.001)。0.01%阿托品组、0.02%阿托品组和0.04%阿托品组用药前AMP分别为(12.94±3.02)、(13.25±2.81)和(13.42±2.60)D，单次用药后分别为(11.62±2.61)、(11.53±2.06)和(9.64±1.93)D，连续用药后1周分别为(11.14±2.61)、(11.33±2.33)和(8.30±1.18)D，用药后2周分别为(9.99±1.81)、(8.72±1.25)和(8.76±2.12)D，3个组间AMP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分组＝2.800， P＝0.063)，用药后不同时间点AMP均较用药前降低，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61.400， P<0.001)。各组受试者等效球镜度、眼压、近视力、眼轴长度、首次泪膜破裂时间、平均泪膜破裂时间、泪河高度和OSDI问卷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分组＝0.030、0.630、1.420、0.580、0.140、0.120、0.340、0.142，均 P>0.05)。用药前后不同时间点等效球镜度、眼压、首次泪膜破裂时间、平均泪膜破裂时间、泪河高度、OSDI评分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12.560、4.730、4.720、5.220、3.720，均 P<0.05)。 结论:不同浓度阿托品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瞳孔散大及AMP下降，且浓度越高越严重，同时，增加阿托品给药频次，瞳孔散大及AMP下降程度也会加重，但并未发现不能耐受的不良反应。

目的：:调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白朗县小学藏族儿童近视、斜视的患病情况。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于2021年6月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白朗县的12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所有受检儿童均进行视力、眼位和眼球运动检查，对任一眼裸眼视力<0.9者，应用自动电脑验光仪在自然瞳孔下进行电脑验光，并进行主观试镜测得最佳矫正视力。采用等效球镜度（SE=球镜度数+1/2柱镜度数）计算屈光度，受检儿童任何一眼的近视度数≤-0.50 D则诊断为近视。让受检儿童注视5 m及33 cm调节性视标，采用遮盖去遮盖法和交替遮盖法检查有无斜视，并进行眼球运动检查，以确定斜视类型。采用 χ2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在受检的4 760名藏族儿童中，632例为近视，近视检出率为13.28%；其中低度近视421例（66.6%），中度近视195例（30.9%），高度近视16例（2.5%）；女生近视检出率（16.61%）高于男生（10.13%） （ χ2=33.15， P<0.001）；10~12岁组儿童近视检出率（25.40%）高于7~9岁组（2.92%） （ χ2=1 416.21， P<0.001）；在632例近视儿童中仅有54例已经配戴矫正眼镜（8.54%）。共检出斜视40例，斜视检出率为0.84%，其中共同性外斜视29例（占72.5%，其中间歇性外斜视14例，恒定性外斜视15例），共同性内斜视6例（占15.0%），其它类型斜视5例（占12.5%）。 结论：:采用自然瞳孔状态进行验光试镜为标准可能导致近视检出率比实际偏高，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白朗县小学藏族儿童的近视检出率仍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且该地区近视配镜矫正率较低。

目的:探讨处于不同遗传风险下的儿童少年近视屈光与近距离工作的关联。方法:于2016年9—12月，以天津市南开区和红桥区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两个区各1所小学和初中的553名6~14岁儿童少年为研究对象。使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测量屈光度并进行近距离工作情况问卷调查；对选定的近视易感基因中1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检测，并对个体的遗传风险（GRS）进行评分。根据遗传风险评分分组后，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近视与近距离工作的关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近距离工作与屈光度的关联。结果:553名对象的年龄为（9.8±2.5）岁，其中男生295名（53.3%）；近视的总体检出率为62.0%；等效球镜屈光度（SER）为（-1.30±1.85）D。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GRS低风险组中，与持续近距离工作时长<0.5 h者相比，持续近距离工作时长≥0.5 h者近视患病风险较高［ OR（95% CI）值为2.64（1.07， 6.52）］；GRS中度风险组中，随着每日使用电脑时长的增加，近视患病风险升高［ OR（95% CI）值为2.14（1.03， 4.77）］；GRS高风险组中，随着每日读写总时长的增加，近视患病风险随之增加［ OR（95% CI）值为1.27（1.01， 1.59）］。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GRS低风险组中，每日读写总时长和使用手机时长每增加1 h，SER分别下降0.18 D（95% CI：-0.30， -0.07）和0.95 D（95% CI：-1.51， -0.39）；GRS中度风险组中，每日读写总时长和使用电脑时长每增加1 h，SER则分别下降0.25 D（95% CI：-0.31， -0.18）和0.57 D（95% CI：-0.97， -0.18）；GRS高风险组中，每日读写总时长每增加1 h，SER则下降0.33 D（95% CI：-0.43， -0.22）。 结论:≥0.5 h的持续近距离工作、每日使用电脑时长、每日读写总时长和每日使用手机时长与儿童少年近视屈光有关联。

目的:基于江苏省学生常见病监测、队列及干预研究，探索学校环境监测与近视纵向数据的关联性。方法:采用以学校为单位的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整班抽取1~3年级的学生，对教室进行了学校环境监测，学生采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于散瞳（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情况下于2019、2020、2021年分别进行屈光度验光检查。同时还行眼轴长度监测。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索学校环境监测与学生近视发生发展的关系。结果:共有77间教室2 670名学生纳入了研究，2019-2021年学生右/左眼散瞳后屈光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P<0.001），右/左眼眼轴长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P<0.001），小学教室人均面积加权合格率由2019年的18.0%升高至2021年的26.0%，黑板面平均照度加权合格率由2019年的23.8%升高至2021年的26.4%，课桌面平均照度加权合格率由2019年的86.7%降低至2021年的77.5%（趋势 χ2检验 P<0.05）。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年级、性别、父母近视、饮食、睡眠、视近工作（坐姿、作业时间、电子移动设备、眼保健操）、户外活动后，人均面积1.36~ m 2是眼轴长度的保护因素（ HR=0.778，95% CI：0.659~0.918， P=0.003）；黑板平均反射比0.15~0.19是眼轴长度的保护因素（ HR=0.685，95% CI：0.592~0.793， P<0.001）；黑板平均照度150~、300~、500~ lx是眼轴长度的保护因素（ HR=0.456，95% CI：0.534~0.761， P<0.001； HR=0.794，95% CI：0.705~0.895， P<0.001； HR=0.690，95% CI：0.619~0.768， P<0.001）；黑板均匀度0.40~0.59是眼轴长度的危险因素（ HR=1.528，95% CI：1.018~2.293， P=0.041），黑板均匀度0.80~是眼轴长度的保护因素（ HR=0.542，95% CI：0.404~0.726， P<0.001）。课桌面均匀度0.40~0.59是眼轴长度的保护因素（ HR=0.820，95% CI：0.698~0.965， P=0.017）。平均照度150~、300~、500~ lx是屈光度的保护因素（ HR=0.638，95% CI：0.534~0.761， P<0.001； HR=0.911，95% CI：0.848~0.978， P=0.011； HR=0.750，95% CI：0.702~0.801， P<0.001）。课桌面平均照度500~ lx是屈光度的保护因素（ HR=0.855，95% CI：0.763~0.958， P=0.007）。 结论:学校环境监测指标，如人均面积达标、黑板及课桌面相关指标对学生近视发生发展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比较配戴多区正向设计离焦(DIMS)框架眼镜和角膜塑形镜对儿童近视进展的延缓效果。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近视儿童390例390眼，等效球镜度(SER)为－0.75～－6.00 D。依据患儿及其监护人意愿将受试者分为DIMS框架眼镜组、角膜塑形镜组和单光框架眼镜组，每组130例130眼，分别给予配戴DIMS框架眼镜、标准型或带散光设计角膜塑形镜及非球面设计的普通单光足矫框架眼镜，分别在戴镜前及戴镜后1年采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联合主觉验光测定受试眼SER；采用IOLMaster测量眼轴长度(AL)。最终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随访者共327例327眼，其中DIMS框架眼镜组107例107眼、角膜塑形镜组112例112眼、单光框架眼镜组104例104眼，均取右眼数据纳入分析。比较3个组受试眼戴镜前及戴镜后1年SER和AL及其变化量。DIMS框架眼镜组受试眼AL和SER变化量与基线资料的关系评估采用Pearson线性相关分析。结果:DIMS框架眼镜组、角膜塑形镜组、单光框架眼镜组不同时间点SER和AL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ER： F组别＝7.065， P＝0.009； F时间＝183.730， P<0.001.AL： F组别＝6.151， P＝0.014； F时间＝175.290， P<0.001)，戴镜后1年3个组受试眼SER和AL变化量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7.065， P＝0.009； F＝6.151， P＝0.014)，其中各组1年后SER和AL均大于基线时，角膜塑形镜组和DIMS框架眼镜组SER和AL及其变化量均明显小于单光框架眼镜组，DIMS框架眼镜组SER和AL及其变化量均大于角膜塑形镜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单光框架眼镜相比，配戴角膜塑形镜1年能分别抑制SER和AL进展58.3%和59.0%，配戴DIMS框架眼镜1年能分别抑制SER和AL进展46.9%和43.6%。戴镜1年单光框架眼镜组、角膜塑形镜组和DIMS框架眼镜组SER无变化的眼数占比分别为5.77%(6/104)、24.11%(27/112)和17.76%(19/107)，AL无变化的眼数占比分别为0.00%(0/104)、8.93%(10/112)和7.48%(8/107)，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316、8.676，均 P<0.001)。DIMS框架眼镜组AL变化量与年龄呈弱负相关( r＝－0.252， P＝0.006)。 结论:配戴DIMS框架眼镜对儿童近视的延缓效果不及角膜塑形镜，但明显优于配戴普通单光框架眼镜。

目的：:探讨眼压高低与儿童近视屈光度数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共纳入2017年3─7月在河南安阳城区开展的"安阳儿童眼病研究"随访的小学六年级学生2 126例，年龄为（12.2±0.4）岁。采用自动电脑验光仪测量睫状肌麻痹后的屈光度并计算等效球镜度（SE），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眼压（IOP），非接触光学测量仪Lenstar LS900获得眼轴长度、角膜厚度、前房深度和晶状体厚度等数据。将受检者的IOP按照三分位数，分为低[IOP<14 mmHg（1 mmHg=0.133 kPa）]、中（14 mmHg≤IOP≤16 mmHg）和高水平组（IOP>16 mmHg）。正视组的定义为-0.5 D≤SE≤0.5 D，远视组的定义为SE>0.5 D。近视组的定义为SE<-0.5 D，其中分为低度近视组（-0.5 D≤SE<-3.0 D）、中度近视组（-6.0 D≤SE<-3.0 D）和高度近视组（SE<-6.0 D）。统一纳入右眼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线性回归模型分析IOP与屈光度的关系。 结果：:所有受检者的IOP为（15.06±3.40）mmHg，SE为（-1.36±2.08）D。低、中和高IOP水平组的近视屈光度逐渐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863， P=0.021）。低IOP水平组的SE为（-1.22±1.96）D，明显低于高IOP水平组[（-1.52±2.22）D]（ P=0.021）。不同屈光不正类别的IOP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695， P=0.029）。远视组的IOP最低[（14.77±3.31）mmHg]，高度近视组的IOP最高[（16.32±3.55）mmHg]，2组的IOP相差1.55 mmHg（ P=0.047）。以IOP为因变量，校正相关因素后的线性回归模型中，显示较高的IOP与较高的近视程度明显相关（ β=-0.168， P=0.013）。 结论：:较高的眼压与较高的近视程度明显相关，眼压在儿童青少年近视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作用，但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