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病原菌培养阳性脓毒症（CPS）与培养阴性脓毒症（CNS）患者的特征和结局，以了解培养阴性对预后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死亡风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v0.4（MIMIC-Ⅳv0.4）中筛选出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确诊脓毒症前后24 h内病原菌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CPS组和CNS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资料及医疗操作等。在3个回归模型下，应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CNS与住院病死率的关系。利用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的影响。结果:共8 587例脓毒症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CPS组5 483例，CNS组3 104例。与CPS组相比，CNS组患者年龄更小〔岁：68（56，79）比70（58，8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进行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和使用血管升压素比例更高〔SOFA评分（分）：3（2，5）比3（2，4），机械通气：48.61%（1 509/3 104）比39.25%（2 152/5 483），肾脏替代治疗：13.69%（425/3 104）比9.68%（531/5 483），血管升压素：15.79%（490/3 104）比13.44%（737/5 483）〕，且ICU住院时间更长〔d：5（3，10）比3（2，6）〕，住院病死率更高〔25.00%（776/3 104）比18.53%（1 016/5 4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两组在性别分布、入ICU类型、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评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多种因素校正后，CNS是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441，95%可信区间（95% CI）为1.273~1.630， P<0.001〕。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没有显著影响，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是CNS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OR＝1.683，95% CI为1.328~2.134， P<0.05），CNS在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及院内死亡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Z＝5.302， P<0.001），中介效应占比为7.58%。 结论:CNS患者较CPS患者病情更重，预后更差。既往90 d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可能与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解释CNS高病死率的原因。

1-去氨基-8-D-精氨酸血管加压素(DDAVP)是血管加压素的合成类似物，可以增加血浆中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和凝血因子FⅧ的水平。与凝血因子相比，DDAVP具有价格便宜，可避免凝血因子抑制物的产生和血源性病原体的传播等优势。此外，皮下注射与鼻腔给药方式使得这类疾病患者可以居家使用DDAVP。对于轻、中间型血友病A，获得性血友病(AH)A，部分血管性血友病(VWD)，以及遗传性血小板疾病等出血性疾病患者，DDAVP是一种有效止血剂。笔者拟就DDAVP治疗出血性疾病及其相关不良反应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DDAVP的认识，以及为DDAVP在出血性疾病中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为提高对先天性肾性尿崩症（congenital nephrogenic diabetes insipidus，CNDI）的临床认识和诊治水平，回顾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5月—2020年5月收治的22例CNDI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及治疗效果。22例CNDI患者中男性占86.4%（19例）；年龄2个月~47岁，小于30岁者20例，大于30岁者2例。临床表现为自幼出现多饮、多尿，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生长发育障碍，部分患者出现血肌酐增高。15例（68.2%）患者有不同程度双肾及输尿管积水，残余尿增加。垂体磁共振成像（MRI）增强扫描显示，垂体后叶高信号未见明确显示5例，占22.7%，垂体后叶显示模糊6例，占27.3%。7例行基因检测为AVPR2基因突变。对疑似CNDI的患者应及时行禁水-加压素试验及基因检测明确诊断，早期治疗。

目的:分析院内心搏骤停（IHCA）患者的预后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发生IHCA并接受心肺复苏（CPR）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既往史、心搏骤停前相关指标〔心搏骤停前1 h神经功能、心搏骤停前24 h血红蛋白（Hb）、心搏骤停前1 h生命体征〕、首次CPR相关指标（实施时间、实施地点、初始心律、通气方式、是否除颤或使用复苏药物）、自主循环恢复（ROSC）相关指标（ROSC时和ROSC后1 h生命体征、心搏骤停后24 h Hb、IHCA次数）。比较ROSC与非ROSC患者及28 d神经功能良好〔脑功能表现分类（CPC）1～2级〕与神经功能不良（CPC 3～5级）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及具有临床意义的指标纳入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ROSC和ROSC后28 d神经功能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28 d神经功能影响因素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277例IHCA-CPR患者，最终实现ROSC 230例（占83.0%），未实现ROSC 47例（占17.0%）；与非ROSC患者比较，ROSC患者脑血管疾病史和使用肾上腺素比例更低，初始可除颤心律比例更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面罩+气管插管（以面罩为参照）有利于IHCA-CPR患者实现ROSC 〔优势比（ OR）＝2.895，95%可信区间（95% CI）为1.204～6.962， P＝0.018〕，而初始不可除颤心律则不利于IHCA-CPR患者实现ROSC（ OR＝0.349，95% CI为0.147～0.831， P＝0.017）。230例ROSC患者中，28 d神经功能良好42例（占18.3%），神经功能不良188例（占81.7%）；与神经功能良好患者比较，神经功能不良患者年龄更大，心搏骤停前1 h神经功能不良和低灌注、初始不可除颤心律、气管插管及使用肾上腺素、升压药、碳酸氢钠比例更高，除颤和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比例、心搏骤停前后24 h Hb更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 OR＝6.449，95% CI为1.837～22.642， P＝0.004）、年龄大（ OR＝1.054，95% CI为1.017～1.093， P＝0.004）、心搏骤停前1 h神经功能不良（ OR＝25.044，95% CI为2.737～229.169， P＝0.004）、心搏骤停前1 h低灌注（ OR＝3.880，95% CI为1.306～11.524， P＝0.028）、CPR期间气管插管（以面罩为参照； OR＝8.712，95% CI为1.402～54.141， P＝0.020）和面罩+气管插管（以面罩为参照； OR＝11.089，95% CI为3.482～35.320， P＝0.000）、IHCA次数>1次（ OR＝4.221，95% CI为1.249～14.226， P＝0.020）与28 d神经功能不良呈正相关，是不利于IHCA-CPR患者ROSC后28 d神经功能恢复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OR＝0.345，95% CI为0.134～0.890， P＝0.028）和心搏骤停后24 h Hb（ OR＝0.983，95% CI为0.966～0.999， P＝0.043）则与28 d神经功能不良呈负相关，是有利于神经功能恢复的保护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心搏骤停后24 h Hb预测IHCA-CPR患者ROSC后28 d神经功能不良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659（95% CI为0.577～0.742），最佳截断值为99.5 g/L（敏感度为76.2%，特异度为57.8%）。 结论:CPR期间除颤及气管插管对于IHCA患者至关重要；低Hb（<99.5 g/L应高度关注）、年龄大、心搏骤停前1 h神经功能不良和低灌注、IHCA次数>1次均与成人IHCA复苏患者不良神经学结局显著相关。

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 抑制剂(sodium glucose transporter 2 inhibitors,SGLT2i)是一类新型的肾脏靶向药物,通过抑制SGLT2 受体,减少原尿中葡萄糖的吸收,增加尿糖排泄,以非胰岛素依赖的方式降低血糖.大量证据表明SGLT2i在降糖作用之外还通过调节局部和全身的肾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胰高血糖素分泌、血管升压素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生成、线粒体裂变和溶解平衡等多种方式对肾脏提供保护作用.本文作者从以上细胞分子层面以血液代谢为基础围绕SGLT2i治疗2 型糖尿病及提供肾脏保护的作用进行详细论述.

目的 通过建立基于心肺复苏乌斯坦因(Utstein)评估模式的溺水数据库,分析秦皇岛地区溺水者的临床特征及影响溺水者存活的关键因素,为溺水急救和治疗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方法.方法 选取2019年6月-2022年11月秦皇岛地区医院收治的108例溺水者,收集溺水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溺水类型、既往病史、溺水者初始情况、急救人员是否心肺复苏、首次急救医疗服务(EMS)时间、首次心肺复苏(CPR)时间、现场护理结束(EOSC)时间、意识清醒时间、到达医院是否正在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持续时间、院内心肺复苏类型、生命体征(体温、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呼吸、外周氧饱和度)、院内首次监护心率(室颤、室速、无脉搏新店活动)、初次院内神经系统检查[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清醒、言语反应、疼痛反应、无反应评分(AVPU)]、血气[氧分压、二氧化碳分压、pH值、呼气末二氧化碳]、血乳酸水平、气道或通气(无、普通氧气、无创通气、有创通气、非常规有创通气)、肺水肿、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96 h体温(Tmax、Tmin)、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24 h血糖、血糖能否维持、低血压发作(收缩压≤90 mmHg)、持续升压药/正性肌力药支持、溺水并发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肺炎、胰腺炎、急性肾损伤、休克、多系统器官衰竭、败血症、电解质紊乱、葡萄糖紊乱)、出院后去向(其他医院、回家、康复疗养院、其他)、出院时情况(脑功能分级、GCS评分、AVPU评分、有无自主呼吸)、院内死亡原因(呼吸窘迫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颅内高压、电解质紊乱、急性肾衰竭、癫痫发作、败血症或心肌衰竭).采用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溺水者存活的危险因素.结果 存活组与死亡组的年龄、是否存在既往病史、有无目击者、有无脉搏/心跳、有无呼吸、首次EMS时间、首次CPR时间、EOSC时间、血乳酸水平、有无肺水肿、ROSC后96 h体温Tmax、ROSC后96 h体温Tmin、溺水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急性肾损伤、休克、多系统器官衰竭、败血症、电解质紊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既往病史、目击者、脉搏/心跳、有无呼吸、首次EMS时间、首次CPR时间、EOSC时间、血乳酸水平、肺水肿、ROSC后96 h体温Tmax、ROSC后96 h体温Tmin、溺水并发症均是溺水者存活的影响因素(P＜0.05).基于以上指标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分析显示,其具有较好的区分能力;Bootstrap验证也表明,模型的偏差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吻合良好.结论 本研究基于Utstein评估模式建立的溺水数据库有效地揭示了影响溺水者存活的多种危险因素.这些发现对于提高溺水者的存活率和改善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急救和治疗中,需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注和干预并掌握心肺复苏的重要性.

目的 探讨宫颈癌病人术后发生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capillary leakage syndrome,CLS)的病因、临床表现及处理措施,为临床医师提供可靠经验,提高此类疾病诊治水平.方法 分析1例2022年7月于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术前诊断为子宫颈原位癌而术后病理为浸润性宫颈癌的病人术后发生CLS的过程及诊疗经过,结合相关文献报道,总结宫颈癌病人术后发生CLS的机制及处理措施.结果 病人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手术结束恢复体位时出现血压下降,给予去甲肾上腺素升压,待血压升至100/60 mmHg返回病房后陆续出现胸闷、憋气及双下肢中度水肿,行CT检查提示大量胸腹腔积液,给予地塞米松、羟乙基淀粉、血浆及人血白蛋白改善毛细血管通透性,补充血容量,限制性补液并间断性给予利尿剂等处理,经过积极治疗后病人病情好转.结论 针对宫颈癌术后的病人,医务人员需严密观察,对胸闷、憋气、双下肢水肿等症状提高警惕,首先排除是否出现CLS,一旦确诊立即给予相应的处理.

目的 评估去甲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DA)治疗急性心肌梗死(AMI)后低血压状态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2013年1月—2021年12月收治的全部AMI后低血压状态的患者,在住院期间使用NE及DA分组,通过电子病案查询系统,采集患者基础临床资料及用药后6 h、12 h的血压、心率,是否发生心律失常,是否院内死亡等数据.结果 通过纳入排除标准,总共纳入患者120例,其中NE组72例,DA组48例.两组患者临床基线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用药前、用药后6 h、用药后12 h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用药后6 h血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住院期间,两组患者心律失常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患者院内死亡率有统计学差异(P=0.011).对不同结局患者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心肌肌钙蛋白T、再血管化时间、男性比例、原发性高血压发生率、2型糖尿病发生率、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年龄、左室射血分数、脑利尿钠肽、肌酐、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钾、白蛋白、前壁心肌梗死比例、再血管化比例、DA使用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使用NE较使用DA降低院内死亡风险(OR=0.177,P=0.013),前壁心肌梗死增加院内死亡风险(OR=9.268,P=0.005),再血管化治疗降低院内死亡风险(OR=0.139,P=0.007).结论 AMI后低血压状态的患者,使用NE与DA升压效果相当,但NE安全性更高,是该类患者的更优选择.

目的:分析血液病患者并发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布、耐药性及预后,为合理性用药及改善预后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山西省两家三甲医院血液科血流感染阳性标本的病原菌分布、耐药性及结局,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导致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影响患者结局的预后因素.结果:共分离出203株血培养阳性菌株,其中革兰阴性菌(GNB)141株(69.46％),主要为大肠埃希菌58株(41.13％)、肺炎克雷伯菌29株(20.57％)和铜绿假单胞菌18株(12.77％);产生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菌的大肠埃希菌占46.55％(27/58),产ESBL的肺炎克雷伯菌占37.93％(11/29),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阴性菌占10.64％(15/141).革兰阳性菌56株(27.59％),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8株(14.29％)、肺炎链球菌7株(12.50％)与金黄色葡萄球菌6株(10.71％),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株占33.33％(2/6),耐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株占87.50％(7/8).真菌6株(2.95％),均为念珠菌.多重耐药的革兰阴性菌(MDR-GNB)株占53.90％(76/141).粒细胞缺乏＞14 d是发生MDR-GNB感染的危险因素.30 d内全因死亡率为10.84％.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P＜0.01,OR=5.85,95％CI:1.80-19.07)和使用血管升压药物(P＜0.01,OR=5.89,95％CI:1.83-18.94)为患者30 d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血液病患者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广泛,多重耐药菌检出率高,应根据不同中心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脑血管痉挛(CVS)会引起脑血管的收缩,从而扰乱血管错综复杂的调控系统.它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后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迟发性脑缺血及神经功能障碍的驱动因素.目前临床上对于CVS的治疗选择还很少,药物疗法主要有诱发性升压疗法、钙通道阻滞剂、血管扩张剂、磷酸二酯酶抑制剂、他汀类药物、抗痉挛剂、促红细胞生成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等.非药物疗法主要有血管扩张剂的血管内干预、机械血管成形术等.CVS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阐明,尚无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用来治疗CVS.随着人们对其潜在发病机制认识和理解的扩大,可能会找到好的治疗靶点.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神经炎症和微凝块的形成是引起血管痉挛和迟发性脑缺血的新兴机制.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的疗法是调节一氧化氮或内皮素通路,并通过抑制痉挛的作用获益.钙通道阻滞剂的进一步研究也在进行中,以更好地了解有关血管痉挛的作用机制.尼莫地平能使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血管舒张,改善神经系统症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迟发性脑缺血,但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死亡率影响不大.因此,针对不同机制的联合治疗可能是更理想的方法.该文对近年来有关CVS的治疗方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