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 131I治疗后6个月行诊断性全身显像（Dx-WBS）期间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动态变化。 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接受 131I治疗的DTC患者85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67例，年龄（43.9± 12.0）岁；≥55岁患者18例、<55岁患者67例。所有患者均空腹服用 131I 148 MBq(4 mCi），2 d后行Dx-WBS。治疗后效果为极好反应者，即 131I治疗后刺激状态下甲状腺球蛋白<1 μg/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阴性）且影像学检查结果为阴性者（阴性组）48例，生化不全反应、结构不全反应及不确定性反应者（阳性组）37例。所有患者分别于服 131I后2、24、48 h时测定距体部1 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对3个时间点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并采用 t检验对不同性别、年龄及治疗效果组之间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进行比较。 结果:（1）服 131I后2、24、48 h时距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分别为（6.55±1.42）、（1.92±0.65）、（0.58±0.22） μSv/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07.30， P=0.000）；距离患者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2）不同性别组在服 131I后2、4、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龄≥55岁组在24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高于年龄<55岁组（ t=2.29 ， P=0.02 ），2 h和48 h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阴性组和阳性组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在各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DTC患者 131I治疗后服诊断剂量 131I后48 h时1 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WS533-2017《临床核医学患者防护要求》规定的1.40 μSv/h，达到国家规定的出门旅行要求，且不会对周围人群产生辐射损害。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的疫情防控是目前国家各行各业的首要、紧急任务。该病毒感染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空气传播及接触传播。儿童呼吸道异物是常见的耳鼻咽喉科急诊，高发年龄为1～3岁，常常引起气道梗阻，窒息，肺炎等并发症，部分可迅速危及生命。耳鼻咽喉科处理原则是急诊行直接喉镜+支气管镜检查+异物取出术。因手术操作过程中相关医务人员须与患儿近距离接触，术中患儿反应性咳嗽等可产生大量飞沫或气溶胶，结合手术操作的特点，总结了2019-nCoV防控期间呼吸道异物急症手术诊疗建议，供儿童耳鼻咽喉科同仁参考。由于疫情变化，以及对病毒的认知的变化，后期可能做相关调整。

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让公共卫生从幕后走到台前。在世界逐渐从疫情中恢复的今天，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代公共卫生仍存在许多挑战。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双重疾病负担依旧严峻；精神心理健康、伤害防护是重大健康问题，但缺乏足够的重视；环境健康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疾病负担的重要来源，亟需进一步管理和干预；以上健康问题对不同生命阶段人群的影响不同，构成了生命全过程人口健康问题。当前现状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或我国“健康中国2030”制定的目标仍存在较大距离。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携起手来，落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宗旨，共同应对当代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

目的: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术后首次 131I治疗后影响辐射剂量率降低的相关因素，并预估其住院隔离时间。 方法:选取2015年5月至2018年11月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住院并首次行 131I治疗的PTC患者167例，其中男性43例、女性124例，年龄（37.14± 12.00）岁。将所有患者按治疗剂量分为高剂量组（63例）和低剂量组（104例），于治疗后24、48、72、96 h时测量距离患者1 m处的辐射剂量率，将治疗后患者体内滞留 131I活度为400 MBq时的时间点定为出院时间。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影响辐射剂量率降低的相关因素。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或两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PTC患者首次行 131I治疗后的辐射剂量率随时间推移迅速下降，高剂量组治疗后的24、48 h辐射剂量率[（70.62±34.45）、15.64 μSv/h]明显高于低剂量组[（11.27±5.13）、2.03 μSv/h]，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3.581、?7.952，均 P <0.01）。81.0%（51/63）和90.5%（57/63）的高剂量组患者分别可在治疗48 h和72 h后出院，99%（103/104）的低剂量组患者可在治疗24 h后出院。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131I剂量和2 h摄碘率对高剂量组24 h辐射剂量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F=9.23，复相关系数 R2=0.212， P<0.01），高剂量组24 h辐射剂量率与2 h摄碘率和 131I剂量呈正相关；性别、24 h摄碘率和残甲法3对高剂量组48 h辐射剂量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F=34.45，复相关系数 R2=0.622， P<0.01），48 h辐射剂量率与24 h摄碘率和残留甲状腺体积呈正相关，与性别呈负相关； 131I剂量和24 h饮水量对低剂量组24 h辐射剂量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F=12.76，复相关系数 R2=0.186 ， P<0.01），低剂量组24 h辐射剂量率与 131I剂量呈正相关，与24 h饮水量呈负相关。 结论:PTC术后患者首次 131I治疗24 h后，影响其辐射剂量率降低的主要因素是服用 131I的剂量，而48 h后的主要影响因素是24 h甲状腺摄碘率、残留甲状腺体积和性别。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1 d和2 d左右。

目的:调查某铀矿周围与对照区（察布查尔县和乌鲁木齐市）饮用水的放射性水平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完全随机采集2020—2022年某铀矿周围（51份）和对照区[（察布查尔县（73份）和乌鲁木齐市（52份）]的饮用水样品共176份，测定其总α和总β放射性水平及放射性核素 238U、 232Th、 226Ra、 40K的浓度。比较不同区域（铀矿周围、察布查尔县和乌鲁木齐市）、不同水源来源（地表水、地表水＋地下水、地下水）、距铀矿不同距离（5、10、15、20、25 km）的饮用水的总放射性水平。采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和WHO推荐的方法分别估算饮用铀矿周围和对照区饮用水所致成年人的年有效剂量；采用USEPA提出的致癌风险因子评估居民终身致癌风险。对不同区域、不同水源、距铀矿不同距离的饮用水样品的总放射性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若分析显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时，进一步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不同区域饮用水样品中总α和总β放射性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13±0.04）Bq/L对（0.12±0.08）Bq/L对（0.08±0.03）Bq/L， F=9.854， P< 0.01]、[（0.17±0.06）Bq/L对（0.13±0.10）Bq/L对（0.10±0.03）Bq/L， F=10.522， P<0.01]。不同水源来源的饮用水样品中总α和总β放射性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2.849、1.352，均 P>0.05）。距铀矿不同距离的饮用水样品中总α和总β放射性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16± 0.02）Bq/L对（0.07±0.02）Bq/L对（0.11±0.02）Bq/L对（0.15±0.03）Bq/L对（0.14±0.03）Bq/L， F= 21.720， P<0.01]、[（0.24±0.04）Bq/L对（0.09±0.01）Bq/L对（0.19±0.01）Bq/L对（0.17±0.03）Bq/L对（0.13±0.04）Bq/L， F=46.364， P<0.01）。距铀矿5 km处的饮用水样品中总α和总β放射性水平均值均最高。176份饮用水样品的总α放射性水平均值为（0.11±0.06）Bq/L，0.5%的饮用水超过国家标准限值（0.5 Bq/L）。通过饮用水样品中总α放射性水平估算饮用该饮用水所致年有效剂量平均值为（0.040±0.003）mSv/年。通过饮用水样品中放射性核素 238U、 232Th、 226Ra、 40K浓度估算饮用该饮用水所致年有效剂量平均值分别为（0.030±0.004）、（0.018±0.003）、（0.084±0.04）、（0.005±0.003）mSv/年。饮用该饮用水所致居民终身致癌风险为1.75×10 -13~4.35×10 -11。 结论:某铀矿周围和对照区（察布查尔县和乌鲁木齐市）的饮用水放射性水平较低，饮用该区域饮用水所致年有效剂量和终身致癌风险较低，不会造成可观测到的不良健康效应，对周围居民所造成的健康风险较低。

目的:探讨 131I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患者全身辐射剂量代谢的影响因素，为辐射防护提供指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4至9月于3家三甲医院住院的72例DTC术后患者[男性27例、女性45例，年龄15~75(42.79±14.23）岁]的临床资料，其中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2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4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5例。根据服用 131I后48 h全身辐射剂量是否达到安全标准将患者分为安全组（48 h全身辐射剂量≤23.30 μSv/h）和危险组（48 h全身辐射剂量>23.30 μSv/h），比较各因素对全身辐射剂量代谢的影响。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t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对各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各单因素及多因素联合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其最佳临界值及诊断效能。 结果:危险组和安全组比较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甲状腺2 h摄碘率（ t=-2.56， P=0.01）、24 h摄碘率（ Z=-2.07， P=0.04）、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Z=-2.83， P=0.01）、游离甲状腺素（ Z=-2.70， P=0.01）、甲状腺球蛋白（Tg）水平（ χ2=6.80 ， P=0.01）、甲状腺超声提示是否存在甲状腺残留组织（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3）等6个指标显著影响了 131I治疗DTC术后患者的全身辐射剂量代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4 h摄碘率[ OR=1.27 (95% CI：1.03~1.57）]和Tg水平[ OR=2.51 (95% CI：1.21~5.20）]对全身辐射剂量代谢有影响（ P=0.03、0.01），24 h摄碘率和Tg水平越高的患者其48 h全身辐射剂量达到安全水平的可能性越低。24 h摄碘率+Tg水平（联合指标）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 (95% CI：0.65~0.87）、灵敏度为94.87%、特异度为46.88%、最佳临界值为-0.71。 结论:24 h摄碘率和Tg水平是 131I治疗DTC术后患者全身辐射剂量代谢的影响因素，利用这两个因素建立联合指标进行辐射剂量评估可为调整患者住院时长提供参考。

目的:调查飞行员飞机座舱噪声暴露情况，提出高性能歼击机座舱噪声防护防控措施建议。方法:在3种型号高性能歼击机（歼-A、歼-B、歼-C）地面试车发动机达到最高转速后5~180 s 时，用声级计测量座舱中飞行员（假人）耳位处以及飞机尾喷口右侧与纵轴夹角60°、距离2.5 m处的总声压级、A声级，以及31.5、63、125、250、500、1 000、2 000、4 000、8 000 Hz噪声的线性声压级。选取听力正常的青年男性志愿者10名，采用125、250、500、1 000、2 000、4 000、8 000 Hz倍频程中心频率窄带信号，分别测试其裸耳，佩戴甲、乙、丙（分别为进口、现役、新研制）3种型号飞行头盔有源降噪状态及无源降噪状态时的听阈，并计算甲、乙、丙各型号飞行头盔的声衰减值（裸耳听阈和佩戴飞行头盔听阈测量差值）。结果:歼-A、歼-B、歼-C地面试车发动机最大工作状态时的座舱飞行员（假人）耳位处噪声总声压级分别为102.2、100.4、111.2 dB；歼-B、歼-C尾喷口噪声总声压级分别为134.4、148.0 dB。歼-C飞机座舱噪声高于GJB 565A—2009的限值标准。经10名受试者测试，除4 000 Hz外，不同型号的飞行头盔在其他频率上的声衰减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35.49、38.93、32.37、33.50、23.96、27.81， P均<0.001）。歼-A、歼-B、歼-C飞机座舱噪声经乙型头盔的有源状态衰减后噪声暴露的总声压级分别为87.3、84.1、89.3 dB。 结论:高性能歼击机座舱噪声仍使飞行员处于较高声压级，对其听力健康和飞行效能构成潜在威胁。头盔降噪需进一步研究。头盔的主动衰减，降低噪声源的噪声水平仍然是防噪的主要目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防控是目前的头等大事，防控期间的各种措施对临床试验的正常进行将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眼科临床试验中各种检查需近距离接触，有较高的交叉感染风险。本文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临床试验项目的准则，疫情期临床试验工作的管理，包括受试者随访、疫情性严重不良事件(SAE)处理、申办方合作办的管理要求，以及眼科临床试验过程中对环境、受试者、检查者以及检查设备的要求和管理细则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期间的眼科临床试验研究者及受试者中有所帮助。

目的:估算在特定照射条件下不同年龄段儿童接受心血管介入诊疗时主要器官的受照剂量和有效剂量，探讨影响估算受照剂量的主要因素。方法:基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143号出版物提供的儿童参考人可计算体模数据，建立心血管介入诊疗的特定照射模型，利用蒙特卡罗方法与MCNPX 2.7.0软件模拟计算1、5、10和15岁儿童在接受心血管介入诊疗时主要器官的吸收剂量和有效剂量；为验证计算方法的可靠性，使用美国CIRS公司生产的5岁儿童物理模体ATOM 705-D进行器官剂量的测量验证。结果:我国标准推荐的1、5和10岁儿童参考人的身高和体重与ICRP的推荐值基本相同，我国标准推荐的15岁儿童参考人身高和体重与ICRP的推荐值最大相对偏差也仅为-1.9%和-5.7%；在焦点到影像接收器距离(SID)为90 cm、正方形视野(FOV)边长为30 cm、剂量面积乘积(DAP)为45 Gy·cm 2的照射条件下，5岁儿童体模照射野内主要器官剂量的计算值与测量值相差在±6.7%内；在相同照射条件下，儿童年龄越小，其主要器官剂量和有效剂量越大，4个年龄段儿童的有效剂量差异可达近5倍；器官剂量与DAP值的剂量转换系数不仅与儿童年龄密切相关，而且还受照射野面积大小影响。 结论:结合儿童参考人可计算体模和照射模型，蒙特卡罗方法可用来计算儿童心血管介入诊疗时的受照剂量；准确估算儿童心血管介入诊疗的受照剂量，需要DAP值、照射野面积和射束投照方向等信息。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清甲治疗后诊断性 131I SPECT/CT全身显像中，患者服 131I后对周围的辐射剂量及其变化规律，为辐射安全评价和职业防护研究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6至12月在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行诊断性 131I SPECT/CT全身显像的20例患者[男性5例、女性15例，年龄（45.7±11.7）岁，范围24.0~65.0岁]。采用X、γ剂量率仪分别测量患者服 131I后胸前体表不同时间（2、24、48、72、96 h）、距离胸前体表不同距离（1.0、2.0、3.0 m）的辐射剂量率，采用热释光探测器分别测量患者服 131I后第1~4天的辐射当量剂量。 结果:患者服 131I后2 h，胸前体表的辐射剂量率最高[186.12(135.52~201.01）μSv/h]，且随着服 131I后时间的延长和距胸前体表距离的增加，辐射剂量率均明显下降；服 131I后96 h以上胸前体表的辐射剂量率，以及任何时间距离胸前体表3.0 m处的辐射剂量率均可达到本底辐射水平。患者服 131I后，第1天对周围的辐射当量剂量为（1.19± 0.28）mSv（范围为0.90~1.66 mSv），从第2天开始及之后均较前1天不再明显增加。 结论:清甲治疗后行诊断性 131I SPECT/CT全身显像的DTC患者对周围的辐射剂量较低，且衰减较快，无需进行隔离；但是在服 131I的早期，患者体表辐射剂量较高，应避免长时间近距离接触他人，并做好内照射的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