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64岁，因发现“左腋下肿块1个月”入院。查体：左腋下可触及约3.0 cm× 2.0 cm肿物，质硬，双侧乳腺未触及肿块。乳腺钼靶检查示：左腋下可见1个大小2.7 cm × 1.9 cm肿块，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左腋窝淋巴结肿大（图1）。全身检查未见远处转移征象。左腋下肿块穿刺病理提示：浸润性导管癌，考虑来源于副乳（图2）。免疫组化染色：Her2（3+），Ki67（约40%+）。采取Allred评分：ER=0分，PR=0分。左腋窝肿大淋巴结细针穿刺可见癌细胞。临床诊断：左侧副乳腺癌。8个周期化疗后行左侧副乳腺癌切除、左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肿瘤瘤床区见纤维组织增生伴胶原化和慢性炎细胞浸润，未见明确癌组织残留，Miller-Payne分级5级。左腋窝16枚淋巴结未见癌转移。术后患者完成放疗及1年靶向治疗，随访至今未见转移复发。

目的:比较开放式面罩联合光学表面监测系统(OSMS)引导摆位与闭合式面罩联合激光灯＋面罩标记引导摆位之间的平移和旋转方向误差，评估开放式面罩联合OSMS引导摆位方式在脑转移瘤大分割立体定向放射治疗(HSRT)的应用优势，并计算脑转移瘤患者在不同固定设备与摆位方式下计划靶区体积(PTV)的外放边界。方法:回顾性分析55例脑转移瘤患者HSRT的摆位数据，根据固定设备和摆位引导方式的不同，分为OSMS联合开放式面罩组(A组)、头颈肩封闭式面罩＋发泡胶组(B1组)和头颈肩封闭式面罩＋头枕组(B2组)。A组利用OSMS自动移床功能引导摆位，B1组和B2组利用激光灯＋面罩标记引导摆位。3组均通过锥形束CT(CBCT)骨性配准得到六维方向( x轴、 y轴、 z轴、 x轴旋转、 y轴旋转、 z轴旋转)摆位误差，并根据van Herk公式计算计划靶区的外放边界。 结果:共采集CBCT配准数据288套，其中A组六维方向摆位误差和3D矢量误差均最小，分别为(0.47±0.33)、(0.49±0.31)、(0.44±0.31)mm，(0.42±0.32)°、(0.48±0.31)°、(0.42±0.22)°和(0.90±0.39)mm；除 z轴旋转方向A组与B1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P>0.05)，其余方向与B1组和B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A组无平移方向≥2 mm，旋转方向≥2°的摆位误差。B1组 y轴、 z轴、 z轴旋转方向及3D矢量误差均显著小于B2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组3个方向PTV外放边界分别为1.32、1.19和1.22 mm，均小于另外两组。 结论:脑转移瘤HSRT中，与头颈肩封闭式面罩联合激光灯＋面罩标记引导摆位相比，应用开放式面罩联合OSMS引导摆位，可明显提高六维方向摆位精度，降低重复摆位率，减小PTV外放边界，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固定在乳腺癌直线加速器调强放疗中的摆位误差。方法:回顾性分析海安市中医院2017年7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72例接受乳腺癌保乳术后直线加速器调强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放疗固定方案将其分为真空垫组（24例）、乳腺托架组（27例）、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21例），采用锥形束CT分析固定摆位误差，计算总体误差均值和系统误差的标准差值，并分析影响固定摆位误差的相关因素。结果:乳腺托架组、真空垫组及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组间前后（Z）方向平移误差（2.11±0.41、2.67±0.26、1.79±0.21）、Z方向旋转误差（1.14±0.24、1.05±0.21、0.91±0.22）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45.86、6.21，均 P<0.05）；真空垫组Z方向平移误差高于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37， P=0.001）；乳腺托架组Z方向旋转误差高于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1， P=0.001）。乳腺托架组左右（X）、上下（Y）、Z方向的计划靶区（PTV）外放边界值分别为2.02、2.09、1.97；真空垫组X、Y、Z方向的PTV外放边界值分别为1.81、2.07、2.25；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组X、Y、Z方向的PTV外放边界值分别为1.13、1.51、1.4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量指数（BMI）（ OR=4.208，95% CI 1.438~12.312）、乳腺体积（ OR=4.023，95% CI 1.375~11.769）均是固定摆位误差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真空垫联合乳腺托架应用于乳腺癌直线加速器调强放疗的固定摆位，有助于减小固定摆位误差，但固定摆位误差同时受患者BMI、乳腺体积等因素影响。

患者女，38岁，因“体检发现子宫、附件包块10 d”入院。患者既往体健，有轻度痛经，无阴道不规则出血，12年前行剖宫产。体格检查：左侧附件区可扪及不易推动的包块。腹部超声：左侧附件区囊性团块，约5.0 cm×4.4 cm，边界清，左侧宫旁血管扩张；CTA：左侧附件区异常增粗血管影，考虑为子宫动静脉 畸形（uterine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UAVM），见图1。经多学科讨论后行子宫动脉栓塞（uterine artery embolization，UAE）治疗。术中造影证实为巨大UAVM，使用Glubran胶与碘油混合液以及弹簧圈对靶动脉进行超选择性栓塞（图2, 3）。术后2个月（图4）和2年盆腔CTA：左髂内动脉远段闭塞，UAVM消失。

目的:比较3种体位固定装置在前列腺癌精准放疗中的摆位误差，为盆腔肿瘤精准放疗固定装置的选择和靶区外扩边界（M PTV）提供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2015年4月至2020年12月133例需盆腔引流区照射的前列腺癌患者，采用1.2 m真空袋（39例）、1.8 m真空袋（44例）和本中心改进的个体化俯卧板（50例）固定。每位患者定位、放疗前均按流程进行肠道膀胱准备，每次治疗前锥形束CT与计划CT的配准采取相同配准框和算法，记录合格肠道膀胱的头脚、左右、腹背三个方向摆位误差，分析3种固定装置下3个方向摆位误差及相应M PTV数值，分析摆位误差与年龄、体重指数的相关性。 结果:3333组摆位误差数据得出，头脚、左右方向的1.2 m真空袋摆位误差均值（3.26、2.34 mm）均大于1.8 m真空袋（2.51、1.90 mm， P值均<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07 mm， P=0.066；2.10 mm， P=0.009）。腹背方向的1.2 m真空袋（仰卧）摆位误差均值（2.20 mm）小于1.8 m真空袋（3.33 mm ，P<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61 mm， P<0.001）。1.8 m真空袋各方向摆位误差均小于个体化俯卧板（ P≤0.028）。根据Van Herk外扩公式得出：1.2 m真空袋3个方向M PTV为4 mm左右，1.8 m真空袋和个体化俯卧板头脚、左右方向M PTV为3 mm左右，腹背方向>5 mm。摆位误差与年龄、BMI均不相关。 结论:摆位精准方面，1.8 m真空袋最优，个体化俯卧板次之；腹背方向仰卧位优于俯卧位。

目的:探讨老年综合评估(CGA)状态对老年直肠癌患者放疗摆位误差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纳入45例≥70岁拟行放疗的老年直肠癌患者，在治疗前对患者进行CGA。45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77岁，男28例，女17例。CGA状态良好组31例，不良组14例；俯卧位放疗35例，仰卧位放疗10例。放疗期间通过锥形束CT(CBCT)进行摆位校正，放疗第1周每天行1次，之后每周1次。将CBCT图像与定位CT图像进行骨配准融合，采集左右( x轴)、头脚( y轴)和腹背( z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共获得338套CBCT图像。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检验CGA状态和放疗体位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结果:全组患者在左右、头脚、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为(0.24±0.19)、(0.33±0.25)和(0.19±0.15)cm，头脚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明显大于左右方向和腹背方向( Z＝-4.86、-7.72， P<0.001)，左右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明显大于腹背方向( Z＝-2.79, P＝0.005)。CGA状态良好组和不良组患者在左右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为(0.21±0.17)和(0.30±0.22)cm( Z＝2.16， P＝0.031)。CGA状态良好组和不良组患者在头脚方向和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俯卧位和仰卧位放疗患者在腹背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为(0.17±0.13)和(0.27±0.19)cm( Z＝2.85， P＝0.004)。俯卧位和仰卧位患者在左右方向和头脚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老年直肠癌患者的CGA状态对左右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有影响，临床可能需要调整计划靶区来外扩边界。

目的:通过锥形束CT(CBCT)图像与定位CT图像的配准分析前列腺癌调强放疗摆位误差中三维匹配和六维匹配的差异性以及相关性。方法:选取2015年8月至2020年8月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49例前列腺癌患者的图像配准资料，每次治疗前执行1次CBCT扫描，整个疗程共获取637套CBCT图像。最后在医科达MOSAIQ系统中通过CBCT图像与定位CT图像的配准，分析旋转误差与平移误差间的差异，初步以旋转角度1°为界对旋转误差分组，分析其与平移误差的相关性，并探究体位固定装置外扩边界的肿瘤靶区外放边界值(MPTV)大小有无差异。结果:冠状位(Rtn)旋转误差与前后方向(Vrt)( r＝0.187， P<0.001)、矢状位(Pitch)旋转误差与Vrt( r＝0.183， P<0.001)和左右方向(Lat)( r＝0.142， P<0.001)、横断位(Roll)旋转误差与Lat( r＝0.116， P＝0.003)均呈正相关。旋转误差<1°时对平移误差基本上无影响( P>0.05)，旋转误差≥1°时，Rtn与Vrt( r＝0.208， P<0.001)和Lat( r＝0.116， P＝0.009)、Pitch与Vrt( r＝0.241， P<0.001)和Lat( r＝0.153， P＝0.005)均呈正相关，Pitch与Vrt呈现中等程度相关。Roll对Vrt、Lat、Lng(上下方向)均无相关性( P>0.05)。三维和六维配准在Vrt、Lat、Lng三个方向的MPTV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能使用六维数据应用于三维床的平移，旋转误差>1°时，对平移误差有明显影响。当旋转误差Rtn≥1°时，对治疗床的升降有明显影响，旋转误差Pitch≥1°时，对治疗床的升降及左右有明显影响。

探讨不同的体位固定方式对头颈部肿瘤摆位误差的影响及三种固定方式下头颈部肿瘤的外扩边界。研究发现三组患者在腹背方向（AP）、头脚方向（SI）、左右方向（LR）的摆位误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临床放射治疗中，头部以及上颈部靶区，三种固定方式均可。存在肩部靶区患者采用头颈肩真空垫加头颈肩热塑膜的固定方式。

目的:研究螺旋断层调强放疗(HT)靶区外沿纵向剂量跌落的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以便对临床关于计划衔接、靶区预处理以及执行效率等方面的应用进行指导。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12月份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治疗部收治的8例头颈部肿瘤患者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德国西门子SOMATOM Definition AS大孔径定位CT在获得层厚为1 mm的头颈部图像中勾画计划靶区和剂量跌落结构。在计划设计时射野宽度(FW)分别选择5.0、2.5和1.0 cm，螺距分布选择0.430、0.287和0.215，调制因子使用默认值1.8，剂量计算网格选择最精细0.195 cm×0.195 cm，其余计划参数都保持一致。按照不同参数分别进行计划设计，并将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统计分析。结果:研究显示同一射野宽度下不同螺距变化曲线重合，因而螺距对剂量跌落没有影响，不同射野宽度变化曲线相互独立说明射野宽度对纵轴双向剂量跌落有影响，靶区外沿纵向的剂量跌落速度与射野宽度成反相关系：即射野宽度越大剂量跌落速度越慢，半影区越大；反之射野宽度越小剂量跌落速度越快，半影区越小。当剂量跌落至处方剂量50%时距靶区纵向边界的距离近似约等于射野宽度一半，而对于距靶区边界不同距离处的剂量值可通过拟合公式计算得到。射野宽度和螺距对靶区的适形度指数(CI)和均匀性指数(HI)影响较小，相对而言射野宽度为2.5 cm时靶区最佳。总治疗出束时间随射野宽度和螺距的增大而逐步降低。结论:当靶区分段治疗需要考虑计划衔接、执行效率及沿纵向剂量跌落控制时，可选择最佳的射野宽度、螺距等计划参数或根据纵向剂量跌落公式对衔接处靶区进行内收处理，以达到理想的剂量分布。

目的:初步探讨MR加速器呼吸导航引导肝癌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的流程、可行性及应用优势。方法:回顾分析2021年9—12月10例使用MR加速器接受呼吸导航引导，行SBRT的肝癌患者临床数据。所有患者均行CT模拟定位和Unity MR定位，采集平扫、增强和4D CT，及T 1 3D、T 2 3D MR影像。选择4D CT呼气末端图像设计参考计划，治疗前采集呼吸导航（呼气末端）T 2 Navigator MR图像，并结合实时监控2D MR影像调整或修改靶区位置和形状，选择合适的在线自适应计划流程。目测定位CT、T 2 3D MR和T 2 3D Navigator MR图像显示肿瘤的清晰度；统计靶区体积变化；比较自适应计划和参考计划的剂量学差异；评估患者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在自由呼吸状态下，T 2 3D Navigator MR图像质量明显优于常规T 2 3D MR图像，可更清楚显示肿瘤及其边界。10例患者采用位置适应（ATP）和形状适应（ATS）自适应计划分别为37分次和22分次，3例患者肿瘤消退明显。自适应计划的靶区平均适形指数（CI）与参考计划无差异，但靶区外剂量跌落稍慢（ P<0.05），尤其是ATS计划较明显。ATP自适应计划的正常肝平均受量与参考计划基本一致，但平均机器跳数明显增加，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TS自适应计划的平均机器跳数、平均子野数和正常肝D mean和V 10 Gy比参考计划有所降低，V 5 Gy轻微增加，但均无显著差异。7例患者进行放疗后1个月和3个月疗效评价，野内病灶控制较好，放疗不良反应轻微，未见≥3级不良反应。 结论:MR加速器的呼吸导航提高了自由呼吸状态下肿瘤和MR影像的目测清晰度，在肝脏肿瘤的精准自适应放疗特别是立体定向自适应放疗中展现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