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女，5 d，因"发现先天性心脏病4 d"入院。出生时Apgar评分1 min、5 min、10 min均为9分，出生后不久出现呼吸急促，进行性加重，当地医院给予"改善循环、维持动脉导管开放、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后转入我院。查体：心率136次/min，呼吸52次/min，上肢收缩压/舒张压56/41mmHg (1 mmHg＝0.133 kPa)，下肢收缩压/舒张压60/43 mmHg，体重3.8 kg，上、下肢血氧饱和度均为85%~90%，呼吸音粗，未及明显杂音。心电图未见异常。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检查，应用GE Vivid iq超声心动图仪，采用12S探头，频率4.5~12 MHz。TTE检查显示：右心室明显增大，左心室偏小(图1A)，下腔静脉增宽为7 mm，吸气末塌陷率约50%；四支肺静脉(直径3.9~5.6 mm)于左房左上方汇合(直径9 mm)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直径9 mm)，垂直静脉于肺动脉分叉上方水平梗阻，直径3.5 mm，峰值流速2.0 m/s(图1B)；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异常起源于主动脉左冠状窦(left coronary sinus，LCS)，开口位于左冠状动脉(left coronary artery，LCA)开口前方约1 mm处，起始段走行于主、肺动脉间的主动脉壁内且狭窄，内径约0.5 mm，范围长约6 mm(图1C)，然后绕主动脉前方向右走行，直径1.5 mm(图1D)，狭窄段呈高速五彩血流束(图1E)，峰值流速2.7 m/s(图1F)；动脉导管未闭直径2.0 mm，右向左分流；房间隔缺损直径6.4 mm，右向左分流。TTE检查结果：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心上型伴垂直静脉梗阻，RCA异常起源于LCS伴壁内走行、狭窄，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重度肺动脉高压。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结果：TAPVC(心上型)，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前梗阻(图2A)，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RCA异常脉起源于LCS，走行于主、肺动脉间(图2B)，肺动脉高压。术中所见：RCA发自LCS，与LCA开口相距1 mm，呈壁内走行；左、右肺静脉汇合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房间隔缺损直径7 mm，动脉导管未闭。术中行TAPVC矫治术、冠状动脉去顶术、动脉导管结扎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显示肺静脉汇入左房的吻合处峰值流速1.2 m/s，RCA起始处峰值流速1.1 m/s。术后第6 d撤机。术后多次TTE复查心脏功能及心内结构未见异常。术后第25 d顺利出院。

目的:探讨髂静脉狭窄动物模型的建立方法。方法:选用实验用白猪12只，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每组6只。实验组采用左髂静脉血管外贴附包绕石英管，在左髂静脉于下腔静脉汇入点下方1～2 cm及3～5 cm处结扎髂静脉，然后抽离石英管的方法，建立左髂静脉狭窄动物模型；对照组不行手术。实验组白猪在手术前及术后第30天行血管腔内超声(IVUS)检测左髂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处左髂静脉内径，在术后第30天行髂静脉造影检查观察髂静脉通畅情况。在完成检查后处死两组实验动物，取出右髂静脉近心端2.0 cm、左髂静脉起始端至下腔静脉下段"人"字型血管，观察静脉壁病理组织学改变；应用Image-Pro plus图像处理软件测量实验组左髂静脉缩窄处、对照组相应处血管内膜厚度。实验组以左髂静脉直径狭窄率>30%作为模型制备成功的标准。观察并比较实验组手术前后左髂静脉内径的差异，以及两组动物左髂静脉内膜厚度的差异和组织病理学的改变。结果:实验组动物手术前左髂静脉直径为7.28～8.04(7.53±0.28)mm，术后第30天为3.72～5.02(4.39±0.48)mm，手术前后左髂静脉直径差值为2.32～3.88(3.14±0.57)mm，左髂静脉狭窄率为31.6%～51.1%(41.57%±6.85%)，均成功建立了髂静脉狭窄模型；手术前后左髂静脉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575， P<0.05)。术后第30天，实验组动物髂静脉造影显示右髂静脉均通畅，左髂静脉可见明显狭窄；静脉壁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对照组未见异常，实验组血管内膜增生狭窄；实验组左髂静脉内膜厚度为(209.82±26.26)μm，大于对照组的(37.67±6.84)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539， P<0.05)。 结论:在实验白猪体内，采用左髂静脉血管外贴附包绕石英管、在左髂静脉于下腔静脉汇入点下方1～2 cm及3～5 cm处结扎髂静脉后抽离石英管的方法，可成功建立髂静脉狭窄动物模型。该方法具有简便、建模效果稳定的优点。

目的:探讨新型超声量表评估次大面积肺栓塞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计算机断层肺血管造影(CTPA)确诊为急性肺栓塞患者137例，选取77例作为实验集，其余60例作为验证集。依据2019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肺栓塞指南分为次大面积肺栓塞组(sub-PE组，71例)和小面积肺栓塞组(small-PE组，66例)。应用统计学方法在实验集中筛选出有意义的超声参数制成超声量表，再运用量表对验证集患者进行评分，绘制ROC曲线，评估新量表对sub-PE的诊断效能。结果:①一般情况：sub-PE组较small-PE组年龄稍大[(61.57±1.45)岁对(56.31±1.59)岁， P＝0.016]，其余一般资料数据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实验集：77例肺栓塞患者中sub-PE组41例与small-PE组36例。与small-PE组相比，sub-PE组右室前后径、肺动脉主干内径、右室/左室比值、三尖瓣反流速度、Tei指数、下腔静脉内径明显增大(均 P<0.05)，而右室前壁运动幅度、右房面积变化率、右室面积变化率、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下腔静脉塌陷率以及肺动脉血流加速时间明显减小(均 P<0.05)；通过实验集筛选出15项超声参数制成超声量表。③验证集由每组各30例组成，sub-PE组较small-PE组分值显著增加(11.63±3.87对4.43±1.96， P<0.001)；应用新型超声量表诊断sub-PE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6，以6.5为截断值时敏感性为90.00%，特异性为83.33%。 结论:新型超声量表为临床评价sub-PE提供一种综合可行的超声影像学方法。

目的:运用超声血流动力学检查老年急性心力衰竭(AHF)患者容量状态，并评估临床治疗后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老年AHF患者，运用超声评估存在容量过负荷并给予及时相应治疗者32例为A组，临床医师根据临床指标评估容量状态并立即给予相应治疗者32例为B组，比较超声明确患者容量过负荷状态与临床评估容量过负荷状态所需时间差异，自诊断AHF两组给予治疗48 h后，分析两组患者生命体征临床参数、检验项目及超声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差异。结果:A组超声明确容量过负荷所需时间明显短于B组临床评估出患者容量过负荷所需时间，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8±0.34)h比(9.21±2.57)h， t＝－17.722， P<0.05]。治疗48 h后A组生命体征临床参数心率、呼吸频率明显低于B组[(87.87±4.38)次/min、(20.78±2.28)次/min比(94.78±6.53)次/min、(24.15±2.02)次/min， P<0.05]；A组实验室项目脑钠肽(BNP)低于B组[(1122.00±132.07)ng/L比(1301.13±217.94)ng/L， P<0.05]；A组超声血流动力学指标二尖瓣流入侨乡期E波与内侧产生的舒张早期组织多普勒e'波比值E/e'(15.69±2.79)、下腔静脉内径(IVC)(1.77±0.16)cm、超声肺部评分(LUS)与B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03±1.15)分比(12.13±1.70)分， P<0.05]。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呼吸频率、E/e'、IVC是评估患者容量过负荷的独立预测因素，分别为呼吸频率( OR＝1.650，95% CI：1.104～2.466， P＝0.015)，E/e'( OR＝1.631，95% CI：1.065～2.498， P＝0.024)，IVC( OR＝1.714，95% CI：1.250～2.349， P＝0.001)。 结论:运用超声血流动力学能较早评估老年AHF患者的容量状态，早期给予治疗后病情改善较好，可以作为指导临床早期容量管理的循证依据，值得临床推广。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患者女，21岁，体检发现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atrial septal defect，ASD)，永存左上腔静脉。遂来我院拟行ASD封堵介入手术。术前超声会诊显示肝脾反位，房间隔中部可见回声失落，测缺损口大小9~11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示：房水平左向右分流；三支肝静脉汇合后回流右心房，腹主动脉左侧见静脉血管为半奇静脉(hemiazygos vein，HV)与之伴行，经膈肌向上走形，汇入部分显示不清；胸骨上窝探测，于主动脉弓降部左外侧见一内径为11 mm管道，管腔内可见蓝色自上而下的静脉血进入冠状静脉窦，冠状静脉窦扩张为21 mm。超声提示：肝脾反位；先天性心脏病，ASD(中央型)；下腔静脉异位连接(肝后段缺如，经HV向上走形，汇入部分显示不清)，永存左上腔静脉(图1)。建议术中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进一步确诊。

目的:分析成人急性呼吸困难中心源性肺水肿(CPE)和肺炎的心肺超声特征，并构建鉴别诊断模型。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11月至2022年5月河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突发急性呼吸困难患者743例，由超声医师甲使用肺超声12分区法扫查肺部，与另一位同年资超声医师乙共同解读并记录各区超声征象(包括A线区、B线区、肺实变区、胸腔积液区)，根据整体肺超声特点分为A模式和B模式，根据双侧肺野B线分布的连续性和对称性分为双肺连续性和非连续性B模式、双肺对称性和非对称性B模式。使用心脏超声评估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充盈压(E/e′)、右室是否扩张、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APSE)、下腔静脉呼气末内径(IVCD)，将各指标转化为二分类变量。根据最终临床诊断及治疗结果将疾病分为CPE组和肺炎组。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独立影响因素，根据偏回归系数β值作为权重进行赋值评分，以总评分建立鉴别诊断模型，采用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价模型的预测价值。模型构建后，由另一名超声医师(医师丙)独立采集30例CPE或肺炎患者作为外部验证数据，纳入该模型绘制ROC曲线并评价该模型的鉴别诊断效能。探究医师甲与乙、甲与丙之间对肺超声征象的观察一致性。结果:共纳入43个临床科室的743例患者，其中CPE组246例，肺炎组497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双肺连续性B模式、双肺对称性B模式、≥1个胸腔积液区、LVEF<50%、E/e′>14为CPE的危险因素(均 OR>1， P<0.05)，≥1个肺实变区、≥1个胸膜滑动消失区为CPE的保护因素(均 OR>1， P<0.05)。联合心肺超声指标β值权重评分对鉴别诊断CPE和肺炎的敏感性为0.939，特异性为0.956，AUC为0.986，外部验证数据的AUC为0.904。医师甲与乙、甲与丙之间对肺超声征象解读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均 P<0.05)。 结论:基于联合心肺超声指标的鉴别诊断模型对于CPE和肺炎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效能，可用于床旁心肺超声实践。

目的:运用Lasso回归构建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1月1日—11月30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 218例CHB患者的年龄、性别、实验室检测结果和肝脏超声结果，基于R语言caret包将患者按7∶3比例为训练集（853例）和内部验证集（365例）；纳入同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诊治的CHB患者作为外部验证集（185例）。采用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变量筛选和列线图模型的构建，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DCA）评价预测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和临床效用性。结果:年龄、血小板、γ-谷氨酰转移酶、前白蛋白、门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作为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预测变量（ P<0.05），基于上述指标构建列线图模型。内部验证集和外部验证集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34（95% CI 0.910~0.959）和0.881（95% CI 0.820~0.942）。校准曲线拟合度良好（内部验证集 P=0.881；外部验证集 P=0.478）。DCA显示模型临床效用较高。 结论:年龄、血小板、γ-谷氨酰转移酶、前白蛋白、门腔静脉内径和脾脏厚度为CHB患者发生肝硬化的风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和临床效用性。

我们回顾性分析89例左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 DVT)病例和210例非DVT病例的临床和影像资料，测量和计算左髂总静脉(LCIV)受压短径、受压程度、右髂总静脉(RCIV)内径以及左髂腔静脉夹角(left iliac -vena cava angle，LIVCA)。发现左髂腔静脉夹角小是双重髂静脉受压形成的主要原因。双重型LCIV受压往往比单一型LCIV受压更容易继发下肢深静脉血栓。

目的:观察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参数在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置入术前、后的变化，探讨TTE在LVAD置入术围手术期中的临床运用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置入LVAD的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基本信息，采集并分析LVAD置入前1周及置入后1个月的TTE参数及血清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2例置入LVAD的患者，均为男性，年龄（43.3±8.6）岁。置入LVAD后1个月，患者的左心房容积指数［（41.4±12.8）ml/m 2比（74.9±30.7）ml/m 2， P<0.001］、左心室舒张末容积指数［（152.1±35.3）ml/m 2比（205.5±35.7）ml/m 2， P<0.001］、左心室收缩末容积指数［（112.5±27.9）ml/m 2比（155.1±29.1）ml/m 2， P<0.001］、右心房横径指数［（23.7±3.5）mm/m 2比（27.2±5.8）mm/m 2， P=0.023］、右心室舒张末期前后径［（24.6±2.7）mm比（30.0±4.8）mm， P<0.001］、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11.5±2.9）mm比（14.6±2.8）mm， P=0.007］、肺动脉收缩压［（29.2±4.8）mmHg比（55.1±19.3）mmHg， P<0.001，1 mmHg=0.133 kPa］均较置入前降低。而主动脉窦部内径［（33.8±4.7）mm比（31.6±5.1）mm， P=0.007］、左心室射血分数［（26.3±3.0）%比（23.8±4.4）%， P=0.016］、右心室面积变化分数［（31.0±8.6）%比（23.8±5.5）%， P=0.004］均较置入前增加。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程度降低，下腔静脉吸气塌陷率增大（ P均<0.05）。NT-proBNP［（1 418.4±812.6）ng/L比（5 097.5±3 940.4）ng/L， P=0.004］及TBil［（12.4±5.4）μmol/L比（27.5±14.0）μmol/L， t=4.284， P=0.001］较术前明显降低。 结论:TTE显示LVAD置入后左心有效卸负荷，右心功能改善；TTE可在围手术期监测患者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变化，为临床评估LVAD治疗效果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