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 男性，48岁，因“双下肢静脉曲张6年”于2021年10月27日收入我院。患者6年前出现双下肢静脉曲张，伴下肢酸胀、水肿，劳累后加重，休息后减轻，患者3年前曾在外院行“左侧大隐静脉高位结扎+抽剥术”治疗左下肢静脉曲张。入院体检：患者发育正常，体形瘦长，胸腹壁未见静脉曲张，未见精索静脉曲张，双侧肾区叩击痛阴性，双下肢可见静脉曲张，右下肢足靴区皮肤可见轻度色素沉着，右下肢可见轻度水肿，左下肢可见手术切口瘢痕，右下肢脚踝、小腿、大腿腿围分别为21 cm、35 cm、52 cm，左下肢脚踝、小腿、大腿腿围分别为21 cm、33 cm、51 cm，右下肢屈氏试验阳性。实验室检查：红细胞计数4.08×10 12/L，血红蛋白130 g/L，白蛋白40.2 g/L，尿素氮6.9 mmol/L，血肌酐88.2 μmol/L，尿酸343.15 μmol/L，尿隐血（+++），尿红细胞3 125个/μL，尿微量白蛋白0.15 g/L。右下肢静脉造影提示，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右髂静脉压迫综合征（图1A）。主动脉CT血管造影检查提示，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右髂静脉受压狭窄（图1B~1D）。

目的:探讨髂静脉狭窄动物模型的建立方法。方法:选用实验用白猪12只，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每组6只。实验组采用左髂静脉血管外贴附包绕石英管，在左髂静脉于下腔静脉汇入点下方1～2 cm及3～5 cm处结扎髂静脉，然后抽离石英管的方法，建立左髂静脉狭窄动物模型；对照组不行手术。实验组白猪在手术前及术后第30天行血管腔内超声(IVUS)检测左髂静脉汇入下腔静脉处左髂静脉内径，在术后第30天行髂静脉造影检查观察髂静脉通畅情况。在完成检查后处死两组实验动物，取出右髂静脉近心端2.0 cm、左髂静脉起始端至下腔静脉下段"人"字型血管，观察静脉壁病理组织学改变；应用Image-Pro plus图像处理软件测量实验组左髂静脉缩窄处、对照组相应处血管内膜厚度。实验组以左髂静脉直径狭窄率>30%作为模型制备成功的标准。观察并比较实验组手术前后左髂静脉内径的差异，以及两组动物左髂静脉内膜厚度的差异和组织病理学的改变。结果:实验组动物手术前左髂静脉直径为7.28～8.04(7.53±0.28)mm，术后第30天为3.72～5.02(4.39±0.48)mm，手术前后左髂静脉直径差值为2.32～3.88(3.14±0.57)mm，左髂静脉狭窄率为31.6%～51.1%(41.57%±6.85%)，均成功建立了髂静脉狭窄模型；手术前后左髂静脉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575， P<0.05)。术后第30天，实验组动物髂静脉造影显示右髂静脉均通畅，左髂静脉可见明显狭窄；静脉壁组织病理学检查显示：对照组未见异常，实验组血管内膜增生狭窄；实验组左髂静脉内膜厚度为(209.82±26.26)μm，大于对照组的(37.67±6.84)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539， P<0.05)。 结论:在实验白猪体内，采用左髂静脉血管外贴附包绕石英管、在左髂静脉于下腔静脉汇入点下方1～2 cm及3～5 cm处结扎髂静脉后抽离石英管的方法，可成功建立髂静脉狭窄动物模型。该方法具有简便、建模效果稳定的优点。

患者女，50岁，因发现左下肢蚯蚓状可复性团块1年余入院。患者左下肢浅静脉迂曲扩张，伴有左下肢酸胀沉重感、盆腔脏器坠胀感及发作性下腹隐痛不适等。下肢静脉彩色超声多普勒：左股静脉瓣膜反流时间>1.5 s。CT静脉造影（CTV）提示双下腔静脉、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处重度狭窄。左下肢静脉及下腔静脉顺行造影前后位投照显示左下肢深静脉通畅，行Valsalva动作时左股静脉及大隐静脉瓣膜可见反流，造影剂经左髂静脉自可疑左下腔静脉回流。左髂静脉顺行穿刺置管，部分造影剂经盆腔多个粗大侧支循环至右下腔静脉回流（图1）。跨越腹主动脉段左下腔静脉重度狭窄，与CTV检查结果相符合（图2）。静脉测压显示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段以下）下段静脉压为18 cm水柱，总下腔静脉静脉压约为5.5 cm水柱。诊断为双下腔静脉，左肾静脉上段左下腔静脉重度狭窄。以12 mm×40 mm球囊对左下腔静脉狭窄段行球囊扩张成形术，扩张成形后置入14 mm× 120 mm支架，再以14 mm× 40 mm球囊对支架进行后扩张，造影显示狭窄解除，造影剂回流迅速，原粗大盆腔侧支循环基本消失（图3），再次静脉测压显示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段以下）下段静脉压约为7 cm水柱，总下腔静脉静脉压约为6 cm水柱。

目的:探讨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左侧髂总静脉受压迫情况，以及左髂总静脉狭窄与性别、年龄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3年11月—2019年2月在南通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下肢静脉CT造影(CTV)的263例左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CTV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144例、女119例，年龄18～88(61.9±11.9)岁。将患者按年龄分为18～45、46～55、56～65、66～75和≥76岁组。在CTV矢状位重建图像上，分别测量左髂总静脉受压点及受压点近心端、远心端各1 cm处的前后径D1、D2、D3，并计算左侧髂总静脉狭窄率(Dsr)。比较不同性别、年龄组间左侧Dsr。依据左侧Dsr值将狭窄程度分为Dsr<25%、25%≤Dsr<50%、Dsr≥50%，评估不同狭窄程度与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263例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Dsr为22.0%(13.5%，31.8%)，其中Dsr≥50% 21例(8.0%)，25%≤Dsr<50% 77例(29.3%)，Dsr<25% 165例(62.7%)。男性18～45、46～55、56～65、66～75、≥76岁组Dsr分别为34.6%±16.7%、25.8%±14.8%、20.0%±11.6%、16.6%±10.9%、17.2%(13.8%，21.1%)，女性分别为24.6%(21.7%，41.8%)、24.4%(19.9%，33.0%)、27.6%±18.2%、22.7%±18.6%、16.9%±13.5%。总体女性患者Dsr大于男性患者( Z＝－2.165, P<0.05)。相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比较，仅56～65岁组女性患者Dsr大于男性患者( t＝－2.199, P<0.05)，其余各年龄组Dsr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男性不同年龄组间比较：Dsr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818, P<0.01)；两两比较显示，18～45岁组的Dsr明显大于其余各年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其余年龄组间Ds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女性患者不同年龄组间Ds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842, P>0.05)。男性、女性及总体Dsr均与年龄呈负相关( r男性＝－0.305、 r女性＝－0.244、 r总体＝－0.272, P<0.01)。左侧髂总静脉狭窄程度与不同年龄组间存在线性趋势关系，且为负相关(χ 2＝13.215, R＝－0.225, P值均<0.01)。 结论:随着年龄的增大，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左侧髂总静脉狭窄严重程度逐渐降低；年轻男性患者Dsr最大。对左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应检查左髂总静脉受压情况，狭窄率≥50%时应同时行左侧髂总静脉血管腔内治疗，解除左侧髂总静脉压迫情况。

目的:对比分析血管内治疗不同侧别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NIVCS）的临床疗效和治疗特点。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6月—2021年6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NIVCS患者60例，其中男29例、女31例，年龄29~74（51.4±11.8）岁。按照病变部位的侧别不同分为2组，左侧NIVCS 30例纳入L组、右侧NIVCS 30例纳入R组，2组均接受血管内治疗。对比2组患者基线资料；观察比较2组患者术后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支架置入患者的球囊直径和长度、支架直径和长度等围术期指标；评估患者术前及术后12个月的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VCSS）；术后第6、12个月对支架置入患者行下肢深静脉彩超或下肢顺行静脉造影检查，观察髂静脉支架术后6个月和术后1年通畅率，以及与支架相关的并发症。结果:2组NIVCS患者性别构成、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下肢慢性静脉性疾病临床-病因-解剖-病理生理学分类系统（CEAP）分级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60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其中18例行单纯球囊扩张成形术，42例接受球囊扩张联合支架置入治疗。2组患者的球囊直径、球囊长度、术前髂静脉狭窄率、术后1小时髂静脉狭窄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L组和R组患者术后1 h髂静脉狭窄率［4.0（3.0，6.0）、4.5（3.0，6.0）］均低于术前［95.0（89.8，98.0）、95.0（90.0，96.0）］，组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79、-4.79， P值均<0.001）。L组球囊直径为（13.4±1.5）mm，大于R组的（12.3±1.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5， P值<0.05）；L组支架长度为（60.0±8.9）mm，小于R组的（79.1±13.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2， P值<0.05）。术后随访10~14（12.7±0.9）个月，2组60例患者临床症状均得以改善或完全恢复正常，L组术后第12个月有1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组和R组术前VCSS评分分别为12.5（11.0，13.3）分和12.0（11.0，13.0）分，术后第12个月VCSS评分分别为4.0（3.0，5.0）分和4.0（3.0，5.0）分，组间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85、-0.12， P值均>0.05）；L组和R组术前VCSS评分均高于术后第12个月，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4.81， P值均<0.001）。髂静脉支架6个月通畅率为100%（42/42），1年通畅率为97.61%（41/42）。患者随访期间均无支架移位和脱落等其他严重并发症。 结论: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NIVCS，采用血管内治疗均能取得良好的中短期疗效，且手术的安全性高。与右侧相比，治疗左侧NIVCS时选择的球囊的直径更大、支架的长度更小，并且支架直径较球囊直径小；治疗右侧NIVCS时选择的支架直径较球囊直径大。

目的:探讨输尿管易发生医源性损伤的部位和修复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3例输尿管医源性损伤患者的病例资料，男20例，女23例。中位年龄39(16，64)岁。损伤位于左侧26例(60.5%)，右侧16例(37.2%)，双侧1例(2.3%)；输尿管上段8例(18.6%)、中段8例(18.6%)、下段27例(62.8%)。损伤长度(5.9±2.4)cm。7例于术中诊断，表现为输尿管管腔结构破损、离断或被结扎，术区出现广泛渗液，输尿管镜下可见脂肪组织。36例延迟诊断，表现为腰腹部疼痛13例，发热12例，腹膜刺激征9例，阴道流液9例，血尿5例；泌尿系增强CT或静脉尿路造影检查示造影剂外溢10例，肾积水或输尿管扩张27例，发现患侧肾肿瘤1例；行引流液肌酐检查7例；行肾动态显像检查发现单侧肾无功能1例。妇科手术损伤13例均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结直肠外科手术损伤12例，术中诊断7例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5例延迟诊断，先行肾造瘘术，其中4例于6个月后完成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1例行输尿管膀胱重吻合。泌尿外科手术损伤18例，其中10例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2例行肾输尿管切除术，3例行自体肾移植术，1例行阑尾代输尿管手术，2例应用口腔黏膜补片修补。43例中，29例发生在7处易损伤部位，妇科手术损伤部位常见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骨盆漏斗韧带、子宫动脉交汇或毗邻处，分别为4、5、3例；结直肠外科手术损伤部位分别为输尿管与肠系膜血管平行段4例，输尿管与结肠毗邻处2例，输尿管与输精管交汇处3例；泌尿外科手术损伤部位分别为输尿管与髂外动脉交汇处和肾盂输尿管连接处各4例。其余14例损伤部位不具有规律性，与上述易损伤部位不重合。结果:本研究43例术后随访18(11，47)个月，其中41例能正常排尿，无血尿、尿外渗、胁腹疼等症状，尿常规、尿素氮、血肌酐检查均正常。泌尿系B超检查示轻度肾积水13例，随访中积水程度未见缓解或加重。1例自体肾移植术后出现输尿管膀胱吻合处再狭窄，行球囊扩张后积水缓解。1例先行肾穿刺造瘘，6个月后术中探查发现左输尿管末端被Hem-o-lok夹夹闭3/5管壁，右输尿管与乙状结肠形成内瘘，取左右侧膀胱皮瓣各3 cm行双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结论:医源性输尿管损伤易发生部位共7处，妇科手术易发生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骨盆漏斗韧带、子宫动脉交汇或毗邻处；结直肠外科手术易发生于输尿管与肠系膜血管平行段、与结肠毗邻处、与输精管交汇处；泌尿外科手术损伤易发生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交汇处和肾盂输尿管连接处。输尿管损伤的治疗需根据损伤原因、位置和长度综合考虑。对于长度较短而程度较重的输尿管损伤，行输尿管吻合或输尿管膀胱吻合术。对于长度较长的损伤，行自体肾移植、其他组织代输尿管手术或采用Boari皮瓣、颊/口腔黏膜移植等。修复手术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无张力吻合，不过度破坏输尿管的血供，输尿管应裁剪到血供较好的部位。

男，61岁。因“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5 h，溶栓后确诊主动脉夹层1 h”于2021年11月15日入住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既往高血压史10年，近日未规律服用降压药及检测血压。患者于入院5 h前出现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遂就诊于当地医院卒中中心，颅脑 CT 未见出血，查体右上肢肌力5级，右下肢肌力4级，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颅脑核磁弥散加权成像（DWI）显示左侧额叶异常信号，左侧大脑前动脉远端狭窄，基底动脉重度狭窄。3 h前查体见右上肢肌力正常，右下肢肌力下降至2级，伴有疼痛不适，持续不能缓解，考虑急性脑梗死加重，予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0.9 mg/kg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患者右下肢肌力进一步下降至1级，末梢皮温下降，足背动脉未触及，行超声心动图及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主动脉夹层可能性大。主动脉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证实为主动脉夹层表现（Debakey I型，见图1），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右侧髂内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闭塞。为手术治疗急转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查体：体温36.3 ℃，脉率6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105/52 mmHg（1 mmHg=0.133 kPa）；意识清醒、双侧瞳孔正常，口角无歪斜，伸舌居中；胸腹部查体无异常；右下肢肌力1级，右下肢浅感觉减退，皮温低，足背动脉未触及，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术前检查：凝血酶原时间（PT）27.7 s，国际标准化比值2.27，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1.9 s，纤维蛋白原0.32 g/L，D-二聚体17.97 mg/L。积极输注冷沉淀、血浆及人纤维蛋白原对症治疗后复查凝血功能：PT 16.6 s，国际标准化比值1.52，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3.6 s，纤维蛋白原1.72 g/L。急诊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支持下行右冠状窦成形+主动脉根部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治疗，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予以自体血回输并大量血制品输注，术后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心脏射血分数（EF）50%左右，血压控制尚可，尿量正常，右侧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术后右股部及小腿肿胀进行性加重，血管超声检查提示腹主动脉及右股动脉血流尚可，足背动脉血流量较前明显减弱。实验室检查肌红蛋白持续升高至3 000 μg/L，考虑再灌注损伤引起右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11月17日予外科手术切开减张治疗，术中见肌肉缺血水肿并部分坏死，术后血压80/40 mmHg，EF 40%，肌酐持续升高至497 μmol/L，并出现无尿，考虑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功能衰竭、心源性休克合并分布性休克，予去甲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联合肾上腺素0.5 μg·kg -1·min -1抗休克、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清除肌红蛋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11月21日患者意识转清，心率90~110次/min，平均动脉压70~85 mmHg，尿量10 mL/h左右，肠鸣音未闻及，腹胀明显，左下腹压痛及反跳痛。结合术前主动脉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不除外缺血性肠病及消化道穿孔可能。复查腹腔CTA提示：肠系膜上动脉重度狭窄（见图2）、肠系膜下动脉远端闭塞、腹腔膈下游离气体（见图3）、降结肠、部分乙状结肠可见肠壁积气（见图4），考虑缺血性肠病、肠穿孔。急诊行结肠部分切除+横结肠造口术。术中见降结肠下段、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达腹膜反折上约1.5 cm处肠壁散在片状坏死灶并穿孔（见图5），左下腹及盆腔可见大量浑浊腹腔积液。予大量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并留置引流管。术后血流动力学难以维持，去甲肾上腺素2.0 μg·kg -1·min -1、垂体后叶素2 U/h、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持续泵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EF28%，膀胱腹压检测35 mmHg以上，考虑脓毒性休克、脓毒性心肌病、腹高压综合征。建议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及开放腹部刀口减压治疗，患者近亲属拒绝，最终循环难以维持于2021年11月25日死亡。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CT(MSCT)多平面重建(MPR)无下肢症状的髂静脉压迫人群的髂静脉压迫特征和分型。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6月—10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腹部或下腹部MSCT增强扫描中发现存在髂静脉压迫的200例无下肢疾病症状受检者，其中男92例、女108例，年龄18～92岁。分析受检者的左、右侧髂静脉的压迫类型、压迫点个数、最大压迫部位及发生率；测量最大压迫部位髂静脉短径、面积、近远端1 cm髂静脉面积、压迫范围、髂总静脉与下腔静脉的夹角，计算最大压迫部位髂静脉狭窄率。应用SPSS 25.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和χ 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指标：(1)比较左、右侧髂静脉压迫的部位及定量指标测量值；(2)左侧及右侧髂总静脉压迫的不同年龄、性别、面积、狭窄率的差异；(3)左、右侧髂总静脉不同狭窄程度时的性别差异；(4)髂静脉压迫分型的基本特征及各型之间定量特征。 结果:(1)最大压迫部位：位于左髂总静脉180例、右髂总静脉56例、下腔静脉分叉处10例、左髂外静脉7例、左髂总静脉分叉处3例和右髂外静脉1例；左髂总静脉受压占比(90.0%)较右髂总静脉(28.0%)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58.909, P<0.01)，但不同年龄段(<65岁与≥65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58, P>0.05)；左、右侧髂静脉压迫的面积、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正交断面上左、右侧髂总静脉最大压迫部位短径分别为(6.0±2.6)、(8.3±2.8)mm，压迫范围分别为(11.2±2.1)、(10.0±2.4)mm，同侧髂总静脉与下腔静脉延长线的夹角分别为38.8°(20.2°)、17.7°(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2)在<65岁和≥65岁年龄段者的女性的左、右侧髂总静脉受压面积均小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狭窄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左、右侧髂总静脉狭窄程度≥25%和≥50%时，男女性别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髂静脉压迫分型：Ⅰ型，左髂总静脉单一压迫占20.5%(41/200)；Ⅱ型，左髂总静脉双重压迫，占36.5%(73/200)；Ⅲ型，左右髂总静脉双侧压迫，占23.5%(47/200)、Ⅳ型，其他压迫类型，占19.5%(39/200)。各型间年龄、性别、狭窄率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压迫点个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无下肢症状的髂静脉受压人群MSCT多平面重建显示髂静脉受压部位不固定，左侧髂总静脉受压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右侧髂总静脉受压，可将髂静脉受压情况分为四种类型(Ⅰ～Ⅳ型)，其中以Ⅱ型左髂总静脉双重压迫最为常见。

患者女，74岁。因右下肢间歇性跛行1年，右足疼痛伴麻木1 d入院。该患者右下肢跛行病史1年，行走200米左右即出现右小腿疼痛不适，休息后缓解。入院查体：右足及右小腿皮温低，右足潮红，右侧股动脉、腘动脉、足背及胫后动脉不能触及。左侧股动脉及以下动脉可触及有力搏动。入院时右侧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0.21。入院前超声检查示：右侧股动脉股骨干下段、腘动脉全段及左贮备动脉腔内可见不均匀稍低回升充填，可见微弱血流信号通过。入院诊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血栓。入院后急诊切开取栓，术中发现右侧股动脉纤细，有搏动，Forgarty双腔取栓导管向上下取栓，均未能取出血栓。行下肢动脉CTA检查见：双侧永存坐骨动脉（persistent sciatic artery，PSA）起始于双侧髂内动脉，右侧髂内动脉远端及部分PSA管腔低密度实质充填。左侧腘动脉未见异常，右侧腘动脉低密度影，重度狭窄（图1、2）。科室讨论后在DSA下再次行手术治疗。逆行穿刺左侧PSA，选择5F-50 cm溶栓导管放置右侧髂内动脉血管中段，经过右侧PSA至右侧腘动脉P2段，返回病房行导管溶栓治疗。次日复查见：右侧髂内动脉远端显影扩张至2 cm，长约5 cm，右侧PSA及右腘动脉内密度不均，血栓残留，应用8F导管吸栓，取出血栓20 ml，并应用6~120 mm美敦力球囊扩张导管分次扩张右侧PSA及右侧腘动脉狭窄段，扩张后造影效果不佳。术后抗凝（低分子肝素4 100 IU/次，Q12 h肌肉注射）、扩血管用药（前列地尔10 μg+生理盐水100 ml，每日一次静脉滴注），术后1周右下肢缺血症状逐渐缓解。出院时查体：右足及右小腿皮温良好，右侧腹股沟区可触及动脉搏动，右腘动脉、足背及胫后动脉不能触及。出院时右侧ABI：0.82。

目的:基于肺动脉联合下腔静脉CT血管成像技术，评估髂静脉压迫综合征（IVCS）并急性髂股静脉血栓患者的肺栓塞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20年6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的166例急性左髂股静脉血栓患者的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一站式”肺动脉联合下腔静脉CT血管成像。按有无IVCS分为IVCS组（101例）和无IVCS组（65）例，比较2组患者一般资料，左髂总静脉狭窄率，下腔静脉漂浮血栓、盆腔粗大侧支静脉、肺栓塞发生情况，肺动脉栓塞指数，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IVCS组肺栓塞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IVCS组与无IVCS组左髂总静脉狭窄率［分别为（68±8）%、（25±14）%， t=-25.300， P<0.001］、下腔静脉漂浮血栓的发生情况［分别为25/101、31/65，χ2=9.310， P=0.002］、下腔静脉漂浮血栓长度［分别为17.2（10.9，27.8）mm，27.4（20.1，55.9）mm， Z=-2.316， P=0.021］、肺栓塞发生情况（分别为43/101、41/65，χ2=6.651， P=0.010）、肺动脉栓塞指数［分别为10.0%（5.0%，17.5%）、22.5%（10.0%，30.0%）， Z=-3.49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IVCS组中，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左髂总静脉狭窄率［β=-1.964，OR（95%CI）0.140（0.031~0.638）， P=0.011］、下腔静脉漂浮血栓［β=1.212，OR（95%CI）3.360（1.566~7.209）， P=0.002］是肺栓塞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下腔静脉漂浮血栓对肺动脉栓塞指数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b=0.352， t=2.410， P=0.021）。 结论:IVCS并急性左侧髂股静脉血栓患者肺栓塞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均低于无IVCS患者，有无下腔静脉漂浮血栓是影响肺栓塞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