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63岁，以"发作性胸闷4 d"为主诉于2021年1月24日收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既往体健，无糖尿病、高血压病史。无食物、药物过敏史。入院查体：胸部及全身体格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示冠状动脉硬化，左前降支近段中重度狭窄，建议行冠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诊疗。入院诊断：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双侧颈总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于入院后第2 d行冠状动脉造影术，术中予1%利多卡因3 ml局部麻醉右手穿刺点，肝素钠3 000U全身肝素化，硝酸甘油200 μg缓解桡动脉血管痉挛，术中共用碘克沙醇注射液（造影剂）30 ml。31 min后术毕。术后患者诉双眼视物模糊，伴重影，无法行走，故立即用轮椅送至眼科门诊会诊，患者既往无复视、外伤、神经系统、Graves眼病、重症肌无力等病史。双眼视力1.0，眼前节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左眼鼻下方运动受限（-1），余方向眼球运动自如，右眼运动自如（九个眼位照片未能及时记录）。复视像检查：呈同侧垂直分离，向右下方分离最大，周边物像为左眼所见（见图1），歪头试验阳性。到诊约3 min后行同视机检查示：右下15°方位垂直斜视度最大，分别为L/R5°（右眼注视）、L/R8°（左眼注视），第一眼位垂直斜视度分别为L/R2°（右眼注视）、L/R4°（左眼注视）。诊断：左眼麻痹性上斜视（左眼上斜肌麻痹）。DSA术后约15 min后患者自感上述症状好转，术后约20 min上诉症状消失，患者未行头颅MRI检查及其他进一步检查。次日早上患者到眼科门诊复诊，眼球运动、复视像、同视机检查均未见异常。出院后6个月及9个月电话回访，患者诉复视消失后无复发。

(1)一般情况：患者男性，年龄84岁，身高169 cm，体重65 kg。因"间断胸痛1周"入院。患者于1周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间断胸痛症状，自述为发作性胸骨后疼痛，发作无规律，性质为绞痛，程度中等，尚可忍受，外院诊断为不稳定性心绞痛，为进一步治疗入住本院。

心血管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和健康寿命缩短的主要原因之一。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1]是指冠状动脉内不稳定的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糜烂继发新鲜血栓形成所导致的心脏急性缺血综合征，涵盖了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on-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NSTEMI）和不稳定性心绞痛（unstable angina，UA），是最重要的心血管急症之一，其中NSTEMI与UA合称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NSTE-ACS）。ACS常以胸痛起病，在数小时或数天内致死，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多因素疾病。早期诊断对于及时缓解心肌损伤、指导最佳药物治疗及血运重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早期干预也有助于减少严重并发症（如猝死、再次梗死以及心衰）的发生。

回顾性研究，连续选择冠状动脉(冠脉)支架术后再发心绞痛老年患者107例，测定患者氧化与抗氧化失衡和促炎与抗炎失衡标记物。结果显示老年冠脉支架术后再发心绞痛患者丙二醛、丙烯醛、肿瘤坏死因子-α、Toll样受体水平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3、对氧磷酶-1、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和内皮祖细胞水平降低。氧化与抗氧化失衡和促炎与抗炎失衡的标记物可能成为临床预测老年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术后再发稳定性心绞痛和再发不稳定性心绞痛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远期心血管事件的影响。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单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入选2015年6月至2020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的ACS患者，对所有入选患者行便携式睡眠呼吸监测检查。根据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将患者分为中/重度OSA组（AHI≥15次/h）及无/轻度OSA组（AHI<15次/h）。主要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即包括心原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缺血驱动的血运重建、因不稳定性心绞痛或心力衰竭再入院的复合终点。绘制两组患者发生MACCE的Kaplan-Meier曲线，分别于入组后1、2、3、4、5年比较两组MACCE的累积发生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ACS患者发生MACCE的独立预测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入选1 927例ACS患者，其中男性1 629例（84.5%），年龄（56.4±10.5）岁。中/重度OSA组1 014例（52.6%）。与无/轻度OSA组比较，中/重度OSA组患者的体重指数更高，既往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者、合并高血压者的占比更高（ P均<0.05）。两组的ACS类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中/重度OSA组接受PCI的比例及支架置入数量更高（ P均>0.05）。随访时间为2.9（1.5，3.6）年，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与无/轻度OSA组比较，中/重度OSA组MACCE累积发生率更高（34.0%比24.0%， HR=1.346，95% CI 1.100~1.646，log-rank P=0.004）；随访至第4、5年时两组的MACCE累积发生率差异出现统计学意义（分别为33.3%比22.9%， HR=1.397，95% CI 1.141~1.710，log-rank P=0.001；34.0%比24.0%， HR=1.341，95% CI 1.096~1.640 ，log-rank P=0.004）。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重度OSA（ HR=1.312，95% CI 1.054~1.631， P=0.015）是ACS患者远期MACCE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超过52%的ACS患者合并OSA，OSA是ACS患者远期MACCE的独立预测因素，且随时间延长其影响越明显。

目的:观察IL-36家族成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AHD)患者中的表达谱，探讨外源性IL-36对CAHD患者CD8 +T细胞功能的调控作用。 方法:研究对象为20例对照者和82例CAHD患者。CAHD患者包括稳定性心绞痛(stable angina pectoris, SAP)患者31例、不稳定性心绞痛(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UAP)患者27例、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患者24例。采集抗凝外周血，分离血浆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ELISA法检测血浆IL-36α、IL-36β、IL-36γ和IL-36受体拮抗剂(IL-36 receptor antagonist, IL-36RA)水平，分选CD8 +T细胞，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8 +T细胞中IL-36受体亚基mRNA相对表达量，流式细胞术检测CD8 +T细胞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 lymphocytes associated protein-4, CTLA-4)、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ymphocyte-activation gene-3，LAG-3)表达水平，ELISA法检测CD8 +T细胞培养上清中穿孔素、颗粒酶B、颗粒溶素、IFN-γ、TNF-α水平。使用重组人IL-36RA刺激对照者和AMI患者分选CD8 +T细胞，比较刺激前后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毒性分子和细胞因子分泌差异。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配对 t检验。 结果:血浆IL-36α、IL-36β和IL-36γ水平在对照组、SAP组、UAP组和AMI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MI组血浆IL-36RA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SAP组和UAP组[(1 159.57±297.83) pg/ml与(1 773.47±754.29) pg/ml、(1 600.12±740.48) pg/ml和(1 578.72±720.42) pg/ml， P<0.05]。CD8 +T细胞中IL-1受体6(IL-1 receptor 6, IL-1R6)和IL-1受体辅助蛋白(IL-1 receptor accessory protein, IL-1RAcP)mRNA相对表达量、PD-1和CTLA-4的表达、IFN-γ和TNF-α分泌水平在4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MI组CD8 +T细胞分泌穿孔素、颗粒酶B、颗粒溶素的水平高于对照组、SAP组和UAP组( P<0.05)。重组人IL-36RA刺激不影响对照者CD8 +T细胞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以及毒性分子、细胞因子分泌( P>0.05)。重组人IL-36RA刺激后，AMI患者PD-1 +CD8 +T细胞比例升高( P＝0.033)，但CTLA-4 +CD8 +T细胞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8)。重组人IL-36RA刺激后，AMI患者CD8 +T细胞分泌穿孔素、颗粒酶B、颗粒溶素的水平显著降低( P<0.05)，但IFN-γ和TNF-α分泌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MI患者中IL-36RA水平降低可能促进CD8 +T细胞分泌毒性分子，增强CD8 +T细胞活性，参与AMI发病。

目的:探讨动-静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在冠状动脉病变复杂高危有介入治疗指征患者（CHIP）中的应用价值。方法: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6月至2020年1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行VA-ECMO循环辅助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验结果、PCI经过、ECMO辅助治疗过程、术后并发症及预后。研究终点为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定义为包括心原性死亡、再发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恶性心律失常的复合事件。随访患者出院后12个月终点事件发生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本研究共入选31例患者，年龄（64.6±10.1）岁，其中男性19例。纳入患者均于术前辅助应用VA-ECMO、局部麻醉下预埋ProGlide血管缝合器迅速建立循环。其中，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9例（29.0%）、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10例（32.3%）、不稳定性心绞痛12例（38.7%）。术中置入支架（2.8±1.8）枚，VA-ECMO撤机时间为［24.0（2.0，88.5）］h。与术前检查结果相比，患者术后左心室射血分数明显改善［49%（42%，55%）比43%（35%，52%）， P<0.01］，血红蛋白及血小板计数水平均降低，肌酐及尿素氮水平升高（ P均<0.05）。术后24 h内血红蛋白下降>20 g/L者18例（58.1%），穿刺处渗血2例（6.5%），假性动脉瘤1例（3.2%），术后新发脑梗死1例（3.2%）。术中无死亡病例，院内死亡2例。所有患者术后均完成了12个月的随访，MACE事件的发生率为13.8%（4/29），其中死亡2例，再发心肌梗死入院1例，心力衰竭1例。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术后12个月的累积生存率为80.0%。 结论:CHIP介入治疗中应用VA-ECMO安全有效，具有可行性。

目的:评估收缩后缩短(PSS)在乳腺癌患者化疗后心脏损伤中的预测潜能。方法:本研究是一项针对乳腺癌患者化疗结束后随访观察发生心脏损伤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9年2－8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乳腺癌女性患者69例。借助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获取患者化疗结束后左室心肌各节段的收缩后应变指数(PSI)。PSI(%)定义为：[(心动周期中峰值应变－收缩期峰值应变)/心动周期中峰值应变]×100%。当PSI>20%时，提示存在有意义的PSS。终点事件为心脏损伤，可表现为心脏毒性、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不稳定性心绞痛和严重的心律失常，满足其中之一，即可认为出现终点事件。根据表现为PSS的心肌壁数，将患者分为三组：A组(无心肌壁表现为PSS)，B组(1个心肌壁表现为PSS)和C组(≥2个心肌壁表现为PSS)。根据PSI值的三分位数对患者进行分层：A层(第一个三分位数)，B层(第二个三分位数)和C层(第三个三分位数)。结果:在中位随访18个月(四分位数：Q 1为17个月，Q 3为18个月)中，有17例(24.64%)患者出现了终点事件。随着表现为PSS的心肌壁数目的增加和PSI分层级别的升高，出现终点事件的风险逐渐增加。在对混杂因素如年龄、高血压、收缩压、整体纵向应变和二尖瓣口舒张早期E峰/二尖瓣环舒张早期平均峰值运动速度e′(E/e′)等调整后，这种关联仍很显著(每增加一个表现为PSS的心肌壁数，风险比为1.96， P＝0.007；PSI每增加1%，风险比为1.44， P<0.001)。就预测能力而言，PSS和PSI的Harrell′s C指数分别为0.70和0.73(均 P<0.01)，提示为中等准确度。 结论:乳腺癌患者化疗结束后，PSS的存在可以对未来心脏损伤的发生提供独立的预后信息。

目的:探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冠状动脉CT血流储备分数（FFR CT）对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纵深型心肌桥患者血流动力学改变的评估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放射科行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CCTA）检查诊断为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纵深型心肌桥的113例患者资料。测量心肌桥的位置、长度、深度以及收缩期管腔狭窄率。利用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冠状动脉FFR CT软件计算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纵深型心肌桥的FFR CT值。以0.80为界，将所有患者分为FFR CT正常组（FFR CT>0.80）及FFR CT异常组（FFR CT≤0.80），分析FFR CT异常与左前降支纵深型心肌桥位置、长度、深度、收缩期狭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心肌桥长度、深度及收缩期狭窄率预测FFR CT异常的效能。 结果:FFR CT正常组（ n=79）和FFR CT异常组（ n=34）两组患者间年龄、性别及高危因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临床症状中，FFR CT正常组患者不稳定性心绞痛、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稳定性心绞痛占比分别约15.2%、41.8%、32.9%，FFR CT异常组患者以上临床症状占比分别约32.4%、23.5%、35.3%，两组患者不稳定性心绞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2， P=0.038），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稳定性心绞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42、0.06，均 P>0.05）。FFR CT正常组及FFR CT异常组患者纵深型心肌桥长度分别约（36±5） mm、（44±5） mm，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703， P<0.001）。ROC曲线显示纵深型心肌桥长度的最佳截断值为39.7 mm，曲线下面积为0.88（95% CI：0.81~0.95， P<0.001），其诊断FFR CT≤0.80的准确率为82.3%。 结论:FFR CT值在评估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纵深型心肌桥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方面有重要价值，且纵深型心肌桥的长度是影响FFR CT值的重要因素。

目的:分析青年初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住院患者危险因素的分布特点及11年间的变化趋势。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入选2007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首次诊断为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UA）的18~44岁的住院患者。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病史及实验室检查结果。ACS危险因素包括吸烟、血脂异常、超重/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结果:研究共入选患者7 106例，年龄（39.8±4.2）岁，其中男性6 593例（92.8%），包括STEMI患者 2 254例（31.7%）、NSTEMI患者 704例（9.9%）和UA患者 4 148例（58.4%）。ACS的危险因素中，患病比率最高的3个因素依次为血脂异常［85.8%（6 094/7 106）］、超重/肥胖［82.3%（5 850/7 106）］和吸烟［63.9%（4 545/7 106）］。入选患者中≥1个危险因素的比率为98.3%（6 885/7 106）。2007年至2017年11年间，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和超重/肥胖患病比率呈上升趋势，高血压从37.1%（111/299）上升到48.1%（498/1 035）（ P趋势<0.01），糖尿病从12.0%（36/299）上升到19.4%（201/1 035）（ P趋势<0.01），超重/肥胖从74.2%（222/299）上升到83.9%（868/1 035）（ P趋势<0.05）。 结论:血脂异常、超重/肥胖和吸烟是青年初发ACS患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大多数患者具有1个及以上危险因素。11年间青年初发ACS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和超重/肥胖患病比率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