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内镜下钕铁硼磁环预标记结直肠肿瘤病灶辅助腹腔镜定位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1月—2021年10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拟行腹腔镜根治术的结直肠肿瘤患者51例。术前1 d在内镜下给予结直肠肿瘤病灶钕铁硼磁环预标记。腹腔镜根治术中将另外1枚钕铁硼磁环经腹腔镜套管送入腹腔，与之前的磁环隔着肠壁相互吸引聚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病灶的定位。记录患者基本资料、术前内镜下预标记情况和腹腔镜手术情况。结果:51例患者均经内镜将钕铁硼磁环顺利置于结直肠肿瘤病灶处并成功固定，其中按病变部位分为横结肠15例、降结肠12例、乙状结肠19例、直肠上段5例；按病变性质分为结肠癌21例、息肉癌变25例、侧向发育型肿瘤部分癌变5例。51例患者中有内镜黏膜切除术切缘阳性5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切缘阳性1例。所有病变于术中精准定位。术前标记用时（4.1±1.2）min（3~6 min），术中定位用时（1.5±1.1）min（0.9~5.3 min），标记及定位磁环均经腹腔镜取出体外。肿瘤病灶距近端、远端肠段切缘平均距离分别为5.5 cm、6.3 cm。无结肠黏膜损伤、出血、肠穿孔、局部炎症反应等并发症发生。结论:内镜下钕铁硼磁环预标记结直肠肿瘤病灶辅助腹腔镜定位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精准、安全等优点，且术中无需额外设备、器械，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目的:探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对预防慢性放射性肠损伤（CRE）术后吻合口漏和短肠综合征等并发症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合并肠狭窄和肠梗阻的小肠CRE可分为以下两种分型：（1）Ⅰ型：回肠末端病变，但在回肠病变与回盲部之间始终存在2~20 cm的正常回肠段；（2）Ⅱ型：病灶位于距离回盲部较远的小肠，病灶外的肠段通常广泛受损。最小化肠切除术适应证：Ⅰ型小肠CRE、直肠乙状结肠无放射性损伤、无结肠梗阻。禁忌证包括各种原因导致的盲肠远端狭窄性或穿透性病变、急诊手术、恶性肿瘤复发或复发性恶性肿瘤的放疗史、放疗与手术时间间隔<6个月、术前小肠切除史或腹腔化疗史。根据上述指征，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接受最小化肠切除术策略治疗的40例Ⅰ型CRE患者病例资料（最小化肠切除组，其中东部战区总医院13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16例，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1例）；同时纳入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40例接受切除肠狭窄病变及回盲部的Ⅰ型CRE患者作为历史对照（传统肠切除组，均来自东部战区总医院）。最小化肠切除组采用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即一期回肠部分切除+回肠-回肠吻合术+保护性小肠造口术。传统肠切除组采用回盲部切除+回肠升结肠吻合术。观察两组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术后恢复情况和手术前后生活质量变化。术后并发症严重程度采用Clavien-Dindo和综合并发症指数（CCI）评估。采用卡氏评分（KPS）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结果: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传统肠切除组相比，最小化肠切除组的小肠切除长度［51（20~200）cm比91（60~200）cm， Z=5.653， P<0.001］、术后全肠内营养时间［9（3~18）d比12（4~50）d， Z=2.172， P=0.030］和术后住院时间［17（9~24）d比29（13~57）d， Z=6.424， P<0.001］均更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20.0%（8/40）比28/40（70.0%），χ 2=19.967， P<0.001］，其中短肠综合征［5.0%（2/40）比25.0%（10/40），χ 2=6.274， P=0.012］、吻合口漏或瘘［2.5%（1/40）比22.5%（9/40），χ 2=7.314， P=0.014］和胸腔积液的发生率［7.5%（3/40）比25.0%（10/40），χ 2=4.500， P=0.034］均低于传统肠切除组。最小化肠切除组CCI指数也低于传统肠切除组［CCI>40：2.5%（1/40）比12.5%（5/40）， Z=18.451， P<0.001］。最小化肠切除组术后1个月和3个月的KPS评分均高于术前1 d［（79.9±4.7）分比（75.3±4.1）分，（86.2±4.8）分比（75.3±4.1）分，均 P<0.05］。在最小化肠切除组中，7例患者对目前的生活质量满意，随访时拒绝接受肠造口还纳手术；1例患者由于直肠出血暂缓造口还纳；其余32例于术后3~12个月行造口还纳术，其中26例行回肠-回肠吻合术，余6例切除造口至回盲部肠段，行回肠-升结肠吻合术。 结论:小肠最小化切除策略可以减少切除小肠的长度，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和严重程度，对改善放射性肠损伤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目的:了解和评价北京市不同医院病理科结直肠癌病理报告规范性程度及诊断差异，寻找解决方法。方法:通过结直肠癌规范化病理报告调查问卷、结直肠癌及相关癌前病变病理答题及上传结直肠癌取材报告3部分综合评估。结果:本次质控项目完整完成所有问卷的有54家，其中三甲医院34家，三乙医院15家，二甲医院5家。一共有42家医院病理科（77.8%，42/54）使用了规范化报告，在规范化报告要求的14项诊断指标中，所有单位均报告了结直肠癌组织学类型及肿瘤浸润深度；90%以上的单位均报告了肿瘤部位，且使用三径描述肿瘤大小，报告中均描述了切缘及脉管受累情况；但仍有62.2%的病例未报肿瘤出芽情况，22.7%的病例未报告神经侵犯情况。所有病例中，90.1%的病例均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了错配修复（MMR）蛋白缺失的状态；使用PCR及二代测序检查微卫星不稳定（MSI）状态的病例占比分别为7.1%及6.1%，同时检测MMR和MSI的病例数占比9.2%。结直肠癌及相关病变的病理诊断答题结果显示，对于绒毛管状腺瘤伴高级别异型增生、无蒂锯齿状病变、幼年性息肉的诊断正确率分别为85.2%、79.6%及90.7%。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大息肉的内镜黏膜切除术（EMR）切除标本，诊断、浸润癌级别、浸润深度、肿瘤出芽级别、脉管癌栓状况、基底切缘加侧切缘状况正确率分别为98.2%、94.4%、72.2%、85.2%、88.9%、90.7%。升结肠癌根治标本，诊断、环周切缘、肿瘤出芽级别、脉管癌栓（血管及淋巴管癌栓）、神经侵犯及癌结节正确率分别为96.3%、57.4%、72.2%、20.4%、53.7%、87.0%。54家参评单位中，45家单位上传的3份不同部位及分期的结直肠癌取材报告均为规范格式的取材报告。结论:北京市各级医院病理科大多数均已具备了结直肠癌规范化取材和报告的能力，然而部分医院仍需进一步加强室内质控，减少科室内报告水平的差异，提高科室整体水平。格式化报告的推广及针对本次质控问题组织统一的业务学习可能是解决目前问题的有效方案。

患者男，58岁，因“发现排便时带血2周”就诊。直肠指诊检查：距肛缘7 cm处直肠右前壁可触及溃疡型肿物，质韧，活动度一般，无法触及肿瘤上缘。肠镜检查提示距肛门口10 cm处可见1个环周隆起性增生病变，局部溃疡。实验室检查：血清CEA 2.29 ng/ml、AFP 2.05 ng/ml、CA19-9 5.8 U/ml。MRI检查示盆腔部分乙状结肠及直肠骶区肠壁弥漫性增厚并异常信号。胸部CT检查提示肝转移瘤。行腹腔镜下直肠肿瘤切除手术。术中在盆腔腹膜处可见多发肿瘤结节。根据探查结果行直肠前切除术、淋巴结清扫术、腹腹结节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直肠前切除术后大体标本呈溃疡性，大小5.0 cm×3.5 cm，切面灰红、质软，肉眼侵及浆膜层，见图1。光镜下见癌组织呈印戒状，片团状排列，有黏液湖形成（图2）。免疫组化检查示：CD56（+）（图3A），CDX-2（+）（图3B），Syn（+）（图3C），C-crbB-2（0），TP53（+），MLH1（+），MSH2（+），MSH6（+），PMS2（+），CgA（-），Ki-67≈70%。病理诊断：直肠杯状细胞类癌（GCC），基因检测提示为KARS野生型。根据CSCO指南决定行FOLFOX化疗方案和西妥昔单抗靶向治疗，随访6个月，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目的:探讨肠道膀胱内瘘的诊断和处理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断肠道膀胱内瘘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12例患者中直肠膀胱瘘5例，乙状结肠膀胱瘘4例，盲肠膀胱瘘1例，回肠膀胱瘘2例，其中1例女性患者并存阴道膀胱瘘。行CT检查6例，肠镜检查5例，膀胱镜检查6例，膀胱X线造影检查3例，肠道X线造影检查2例。11例接受手术治疗，5例为2次以上手术。1例术后死亡，2例行肠造口术后好转。1例行病变肠管切除术、膀胱修补术，3例行病变肠管切除联合部分或全膀胱切除术，4例行病变肠管切除、膀胱修补、横结肠或回肠造口术。全组12例患者中，1例术后死亡，1例未愈，10例痊愈，随访至今无复发。结论:肠道膀胱内瘘多继发于肠道肿瘤，临床表现大多为粪尿、尿路感染，CT、膀胱镜、膀胱X线造影或肠道X线造影检查为重要诊断手段，手术治疗效果良好。

男，年龄为9个月22天。生后10 d因黄疸、肺炎入住当地医院。抗感染治疗5 d后，患儿出现腹胀、便血、发热，体温最高39.4°C，反复波动，腹部B型超声及腹平片检查，考虑诊断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禁食、美罗培南联合氨苄西林及免疫球蛋白治疗后好转。正常奶粉喂养后，患儿仍有间断发热、腹胀。于出生后22 d转诊至当地上级医院，入院后检查显示C反应蛋白反复升高（波动于20~102 mg/L之间，参考范围<8 mg/L）。肠道造影提示乙状结肠略屈曲、降结肠局部充盈欠佳、多处肠狭窄。生后42 d行部分回肠、部分降结肠切除。术后肠道造影显示结肠脾曲局部狭窄，少量造影剂呈线样通过；横结肠略短，升结肠部分略窄。患儿于出生后4个月9天，因NEC术后反复发热（波动于38.5°C左右），C反应蛋白升高（波动于30~80 mg/L之间）3个月余就诊本院。患儿系G2P2，足月产分娩，出生体重3.6 kg，父母否认有任何重要的家族史。此次入院体格检查：腹软，可见一条横行长约10 cm的手术瘢痕，未触及包块，肝脾肋下未触及肿大。肠鸣音正常。余未见明显异常。肠道造影显示肠管走行呈术后改变，直肠壶腹部形态欠规则；结肠脾曲局部狭窄，少量造影剂呈线样通过；横结肠略短，升结肠部分略窄（图1A）。超声心脏检查显示心脏位置及连接正常，室间隔缺损0.47 cm（图1B），房间隔缺损0.66 cm（图1C）。实验室检查显示C反应蛋白为29 mg/L。于生后4个月23天行术中探查显示回肠末端肠管闭锁，失去连续性，近端呈盲断，扩张明显，直径约4 cm，远端可见一细小盲端，距回盲瓣约2 cm。升结肠及横结肠肠壁水肿增厚，打开肠腔见肠黏膜广泛炎症增生，结肠脾曲可见一狭窄，直径约5 mm。故行回肠、升结肠、横结肠切除术，回肠-降结肠吻合术。术后给予禁食、胃肠减压，抗感染补液支持治疗。目前术后2个月患儿恢复良好。

目的:总结儿童节段性结肠神经节细胞减少症的诊治经验及治疗效果，探讨适宜的手术方式。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普外科手术治疗的4例节段性结肠神经节细胞减少症患儿的相关资料。其中，男2例，女2例，无胎便排出延迟，均于学龄期出现便秘、腹痛、腹胀及呕吐症状。1例患儿于当地医院进行部分横结肠切除术，但手术后症状仍未缓解；1例患儿因"肠梗阻"于当地医院进行回肠造瘘。4例患儿中有2例入院时存在营养不良。所有患儿手术前进行肛门直肠测压及下消化道造影，手术治疗的同时进行肠壁多点全层活检。手术方式为结肠次全切除术。取切除的肠管近端、痉挛段及远端组织，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及钙视网膜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进行病理检查。结果:术前检查可见所有患儿存在直肠肛门抑制反射。下消化道造影结果显示患儿结肠形态一致，充盈相及排出相均显示降结肠-乙状结肠管腔节段性狭窄，近端横结肠明显扩张，移行段位于脾曲，远端直肠形态正常。患儿的肠道排钡缓慢，24 h后复查X线仍可见钡剂残留于扩张的横结肠中。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围手术期无并发症发生，术后一般情况良好并顺利出院。切除的肠道组织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降结肠-乙状结肠狭窄段肠道肌间及黏膜下神经丛稀疏，神经丛内神经节细胞明显减少或缺如，部分神经节细胞发育不良。随访时间分别为15个月，13个月，7个月及13个月，患儿术后便秘及腹痛症状消失，营养状况改善，体重由25.0 kg、25.5 kg、44.0 kg、20.0 kg分别增长至47.5 kg、31.5 kg、44.0 kg、22.0 kg。结论:节段性结肠神经节细胞减少症患儿肠道病变范围的确认应结合下消化道造影检查所示的肠道形态、肠壁多点全层活检及病理检查结果，手术单纯切除病变段肠道即可获得满意的预后。

(1)一般情况：患者男性，年龄93岁，身高170 cm，体质量53 kg，BMI 18.3 kg/m 2。因"直肠癌术后4年余，间断腹痛2个月"入院。患者4年前行腹部CT检查发现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占位，结肠癌可能，伴结肠梗阻。行电子结肠镜检查示：进镜10 cm可见环周不规则隆起阻塞肠腔，内镜无法通过，直肠10 cm活检，病理结果示中分化管状腺癌浸润，伴坏死。患者于2018年5月行全麻下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Dixon)，术后恢复可。2个月前间断出现腹痛，影像学检查提示横结肠脱垂，门诊以"直肠癌术后、结肠脱垂"收入院。患者自发病以来，精神差，睡眠不佳，尿频尿少，体质量无明显变化。

目的:评估术中不同的干预方式下直肠癌腹会阴切除术后造口旁疝的发生率及相应手术风险及预后。方法:纳入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普外科行直肠癌Miles术的患者共56例，经过医患双方的术前谈话共同抉择，依据手术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无预置补片，n=32）和试验组（预置补片，n=24）。试验组在腹直肌鞘膜下放置人工补片，对照组常规行乙状结肠造口术。随访≥6个月观察造口旁疝的发生率和手术近远期相关风险。结果:经过5年的随访（部分病例死亡或联系脱失），试验组术后总体造口旁疝发生率为41.70%低于对照组的71.90%（P=0.045），H2型造口旁疝发生率12.50%低于对照组的43.75%（P=0.026），试验组造口旁疝术后出现的中位时间为48个月，明显晚于对照组的10个月（P<0.001）。在安全性方面，试验组的造口感染、皮下积液、造口狭窄、造口脱垂、肠梗阻、肠漏等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98）。但长期随访观察发现预置补片组发生急症嵌顿造口旁疝（H2型）的风险增大。结论:预防性放置补片可显著降低术后造口旁疝发生率，延缓造口旁疝的出现时间，且未增加近期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但远期风险值得关注。

例1女,46岁,因膀胱部分切除术后5年、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后1年于2013年3月21日入院.查体:双肾区及下腹部无隆起,无压痛.辅助检查:泌尿系B超提示膀胱多发高回声占位,双肾轻度积水,双侧输尿管全程扩张.膀胱镜检查提示膀胱颈口及左侧壁多发菜花样、广基肿瘤.实验室检查:尿RBC 11.6个/HP,出凝血检查未见异常.完善检查后行开放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并直肠乙状结肠膀胱术,手术时间约7h,术中出血量约3 000 ml,术中、术后予输血治疗.术后第1天患者出现嗜睡、谵妄,右侧肢体活动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