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药物地理是探究历史时期药材尤其是道地药材产地分布和变迁情况、分布变迁的特点、规律，以及未来分布变迁趋势的学术研究，是用历史地理的理论方法研究中药资源的新学术领域，属于交叉研究。在国家大力发展交叉学科、高度重视中药资源开发的当下，历史药物地理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历史时期武陵山区药材产地分布变迁研究（618—1840）》即是历史药物地理研究的一部力作 ［1］。该书作者胡安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全书约23万字，由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基于《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设计以"探究我国桑蚕历史文化"为主题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围绕"苏州丝绸博物馆邀请你拍摄一部介绍我国桑蚕历史的宣传片,该如何实施?"这一驱动问题,将生物学、地理学、语文、劳动教育、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充分融合,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第四纪气候波动以及地理和环境隔离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植物的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和地理分布格局.该研究采用分子谱系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药用植物半夏19个居群共212个个体的3个叶绿体片段psbK-psbI、atpF-atpH和trnL-F进行分析,探究半夏的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地理分布格局模式及成因,并探讨其居群历史动态.结果表明:(1)半夏总单倍型多样性Hd为0.882,总核苷酸多样性π为1.23 × 10-3,在物种水平上表现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2)分子方差分析(AMOVA)结果显示,半夏遗传变异主要发生在居群间,显著的遗传分化(FST=0.909,P＜0.001)和较低的种群内遗传多样性(HS=0.134);种群间遗传分化系数NST=0.913＞GST=0.855(0.01＜P＜0.05),表明叶绿体单倍型具有明显的谱系地理结构.(3)中性检验结果显示,Tajima's D值、Fu and Li's D值以及Fu and Li's F*值均为不显著正值,Fu's Fs值为不显著负值且失配分析曲线呈双峰,表明半夏居群整体没有经历过扩张事件.(4)单倍型地理分布显示,西南地区和中-东部地区具有单倍型多样性较高,并存在特有单倍型,故推测第四纪冰期时在这两个区域存在冰期避难所.总之,通过3个叶绿体基因对不同区域半夏的分析,阐明了其遗传多样性、遗传结构和地理分布格局,为半夏优良种源的分子筛选和保护提出了科学的建议和保护策略.

泛青藏高原地区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高寒植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热点,也是研究地球环境演化与生物多样性演变过程的理想地区.该地区已经开展了大量谱系地理、生物地理学和进化生态学研究,对我们认识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演化及其维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对青藏高原各地块构造演化历史研究的加深,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已经逐步迈入到地质-气候-生物过程的交叉研究.本文分析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地质构造演化的最新研究进展,区分了青藏高原腹地、喜马拉雅和横断山,然后从青藏-喜马拉雅-横断山地区高寒植物多样性的起源及演化节奏、高寒植物的成分来源和区系交流以及高寒植物多样化的驱动因素等3方面总结了该地区高寒植物多样性的演化历史.最后,我们进一步提出在洲际或全球尺度上探讨不同地区高寒植物多样性演化历史的异同和联系,以及对高寒植物适应性进化策略的研究,以期深入理解高寒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成因及其维持机制.

全球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保存着约 3.9 亿份植物标本,这些标本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近 20年来,随着标本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植物标本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数字植物标本不仅为标本传统的用途提供了便利,而且衍生出了新的研究主题和方向.鉴于目前中文文献中缺乏数字植物标本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概述及所面临挑战的分析,该文概述了全球植物标本数字化的现状,并对数字标本在生物地理学、入侵生物学、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学等领域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综述.主要集中在以下 5 个方面:(1)生物地理学研究中物种分布格局及其成因;(2)编制入侵植物名录、重建入侵历史和预测入侵风险;(3)气候变化情景下植物分布格局的变迁机制;(4)生物多样性编目和保护区规划;(5)其他相关应用(如农业和民族药物学等).最后,针对数字植物标本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同时提出开发将数字标本与其他学科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工具,为植物学及相关学科提供参考.

自 2017 年参加"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植物子平台以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室除了数字化植物标本以外,还挖掘、整理了贵州师范大学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历程.经过 3 年的艰苦努力,最后向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提供了10 044份信息齐全的植物标本.通过此次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彻底摸清了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植物标本的家底,盘活了标本室的库存,使得老一辈植物地理学家黄威廉等老先生 60 余年的科研成果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植物标本的数字化工作,挖掘整理出老一辈精彩的植物标本采集史和学术故事.在标本数字化的过程中,学生和老师都对植物标本以及植物标本背后的故事有了新的认识,对植物标本数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蟹类是潮间带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重要代表,也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之一.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典型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在东亚海洋生物地理区划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该区域潮间带蟹类物种丰富度的了解有限,其区系特点尚不明确.本文基于对该保护区内16个样点的采样调查,结合东寨港历史分布记录种的整理和校对,更新了东寨港潮间带蟹类物种名录,并对其区系特点进行了分析.野外共采集蟹类标本207号,分属17科39属64种.其中23种为东寨港新记录,包括海南省新记录的突额薄板蟹(Elamena rostrata)和细爪拟相手蟹(Parasesarma ungulatum).至本研究止,东寨港共记录潮间带蟹类22科63属115种,包括7种历史记录存疑种.研究结果表明,东寨港潮间带蟹类区系具典型的东亚暖水性性质,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系成分占绝对优势,且和中国南海北部大陆沿海区系的关系较密切,与两广、福建等地沿海同属中国亚热带近海底栖动物区系.本研究可为保护区的物种编目、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南海北部生物地理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生物多样性的海拔格局一直是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红外相机对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垂直带的兽类和鸟类开展连续10年的野外监测,分析了保护区当前鸟兽多样性及受胁情况,并通过整合水平与垂直分布的多样性格局开展热点与空缺分析.2012-2021年间共设置了 116个红外相机点位,相机累计拍摄85,164个工作日,获得可识别独立有效照片21,194张,共记录到兽类24种,鸟类50种.兽类受威胁物种比例较高,为45.83％.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RAI)最高的5种兽类为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小麂(M.reevesi)、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 pyrrhomerus)、鼬獾(Melogale moschiata)和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而红颊獴(Herpestes javanicus)和水鹿(Rusa unicolor)RAI最低,仅各拍摄到1次.RAI最高的4种鸟类是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和白眉山鹧鸪(Arborophiila gingica),有42种鸟类的RAI指数小于1,主要来自雀形目、鴷形目和鸮形目.广义加性模型结果表明,兽类和鸟类的物种丰富度与海拔显著相关,呈典型的"中峰格局",中海拔(1,000-1,400 m)物种丰富度较高.β多样性分析表明低海拔和高海拔与其他海拔段之间的分类相异性最高,中海拔段之间的相异性相对较小.热点与空缺分析表明,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主要集中分布在3个热点地区,且全部分布于中高海拔;同时部分区域具有较高的鸟兽多样性,但并未包含在保护区范围内.总体看来,当下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仍面临较为严峻的保护压力.在南岭国家公园建设大背景下,我们建议当地管理部门:(1)以物种为单元,针对重点物种制定保护管理政策,特别是大中型兽类;(2)充分重视保护区中高海拔地段的生境管理,维持区内完整的气候与生物垂直带谱;(3)建立多营养级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关注人为干扰、环境因子、功能特征、种间互作网络和进化历史等综合因素对野生动物分布格局的长期影响.

利用叶绿体基因(trnL-trnF和rpl16)对青藏高原地区的18个唐古特虎耳草(Saxi fraga tangutica Engl.)居群(209个个体)进行谱系地理学研究,以揭示唐古特虎耳草的现有遗传结构及其历史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从209个个体中共检测到74个单倍型,且只有单倍型H5在居群中广泛分布,71.62％的单倍型为居群特有单倍型.(2)分子变异分析(AMOVA)显示,91.85％的遗传变异来源于居群内,居群间遗传分化不明显(FST=0.081);遗传分化系数NsT (0.109)大于GsT (0.097,P＞0.05)但不显著,表明唐古特虎耳草在其整个分布范围内没有明显的谱系地理结构.(3)中性检验表明,Tajima's D(-2.045 07,P＜ 0.05)和Fu&Li'D*值(-3.629 27,P＜0.05)均为显著的负值,结合单峰的错配分布曲线,表明该物种经历过近期扩张.研究推测,唐古特虎耳草在第四纪冰期时可能存在多个微型避难所,由于第四纪冰期气候的反复波动,使得原来连续的居群片段化,避难所内的居群单独进化,从而形成了大量特有单倍型;唐古特虎耳草居群对第四纪冰期气候波动的反应可能更多的表现为垂直海拔高度的迁移,而非大规模的水平迁移.

云南是生物多样性高度富集的地区,其植物种类占中国植物种类的一半以上,几乎包含了欧亚大陆的各种主要植被类型,其错综复杂的生物区系是如何形成与演化的,这个基本问题目前尚未得到解决.本文结合云南的历史地质事件,从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上对云南植物区系的起源与演化研究进行了介绍.研究发现,云南植物区系具有一个远古的热带起源背景,在第三纪热带、亚热带性质的东亚植物区系基础上,随着喜马拉雅的隆升,世界性和北温带植物区系成分在北部地区渗透、迅速形成大量物种,使北部地区演化成为现今以世界性和北温带分布的科、属占优势的温带植物区系;在南部地区,因印度支那地质板块向东南亚逃逸,热带亚洲成分渗透、发展,演化成为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的热带植物区系;云南中部地区第三纪东亚植物区系成分有更多的保持与承袭.对云南南部、中部和北部植物区系系统发育关系(系统发育结构和β多样性格局)的研究支持了植物区系地理学上的推论.此外,思茅-兰坪(印度支那)地质板块自晚始新世以来发生顺时针旋转可能导致了云南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一些物种对应分布格局的形成;云南南部与东南部热带地区的植物区系可能因具有不同的地质背景和演化历程而发生了显著的生物地理分异.在晚第三纪各地质事件的影响下,云南植物区系在一个热带、亚热带性质的第三纪东亚植物区系基础上发生了歧化,演化成为现今的南-北、东-西生物地理分异明显的植物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