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总初级生产力是定量描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分析气候时空滞后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对植被总初级生产力(GPP)的影响,以当年气象数据组(CC)、10年平均气象数据组(MC)和邻域气象数据组(FM)分别代表气候波动性、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异质性,以及地形数据为自变量,构建随机森林模型,模拟了 2000-2014年的历史时期的GPP值以及2015-2021年在SSP126、SSP245、SSP370和SSP585排放情景下的GPP值,计算模拟解释率,因子贡献率,最终确定最佳气象数据组.结果表明(1)地形因子中坡度对GPP的影响最大,气象因子中降水量对GPP的影响最大,整体而言GPP与地形因子较气象因子相关性强,是地形再分配气象因子的结果;(2)各时期GPP模型之间交叉模拟值与MODIS数据对比发现模型解释率R2均达到0.80以上,表明所建预测GPP的随机森林模型稳定性较强;(3)历史气象数据的GPP模型结果显示CC对当年GPP的解释率更高,表明气候波动性更好地展现当年气象与GPP间的关系;(4)基于历史时期和4种未来气候情景下3个气象数据组建立的模型之间交叉模拟,结果表明MC预测模型的解释率最高,表明该数据组稳定性最强,反过来采用4种未来气候情景下3个气象数据组的模型模拟历史时期的GPP,结果表明MC与其他两个气象数据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充分表明植被GPP响应气候具有时滞效应,并其影响程度显著大于气候的空间异质性和波动性,即前9年的气候持续影响植被GPP;(5)统计3个气象数据组在历史时期出现的概率,可知MC出现概率高的区域占比比其他两个数据组的大,在林地、灌木和草本三种景观类型中也出现相同的结论,另外MC对中高海拔和陡坡的预测能力比其他两个数据组的强,表明中高海拔地区在分配太阳辐射等复杂过程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而平缓地区易受当年和气候空间异质性影响.因本研究以10年为平均值计算单元,最佳时间滞后效应可能会比10年短或更长,需要进一步探讨,结论为气候变化背景下GPP模拟预测提供了最佳气象数据组.

物种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为探究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百山祖园区(以下简称百山祖国家公园)内的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采用样带法在百山祖国家公园设置一组三条连续海拔梯度样带,连续海拔垂直样带相较非连续海拔分布的样地具有更多的优势,它具有更精确的检测能力和更灵敏的检测手段,能够更好的对任意海拔位置上物种、群落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及其机制进行研究.所建设样带宽30 m,总长3210 m,海拔范围为636.3-1928.04 m,总面积为9.63 hm2,在样带中进行植物群落每木调查.调查样带内所有胸径≥ 1 cm的木本植物个体,记录种名、胸径等,分析植物群落α和β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结果表明:在三条样带上,共记录木本植物260种、69914个个体,隶属于55科109属.物种丰富度、Shannon-Wiener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指数与海拔梯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地形因子中海拔对物种α多样性影响最大,坡度次之,坡向对α多样性影响较小.随着样地间海拔距离的增大,样地间β多样性指数(Jaccard相似性指数)都与样地间海拔距离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群落的Jaccard相似性指数随着样地间海拔距离的增大而减小,植物群落β多样性与海拔、坡度、坡向均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海拔的影响最大,坡度次之,坡向的影响较小.在海拔梯度上物种β多样性的周转组分占主导地位,各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差异由物种更替控制.研究结果为今后百山祖国家公园及其他亚热带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维持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认识山地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空间分异规律,对山地生态系统功能评估与土壤侵蚀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干旱区山地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空间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选取贺兰山不同坡向(西北、东南、东北和西南)和海拔梯度(1300-2800 m)的表层(0-10 cm)和表下层(10-20 cm)土壤为研究对象,测定了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和微团聚体组成,分析了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空间分异特征,揭示了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与地形,植被和土壤性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以＞2 mm和0.25-0.05 mm粒级团聚体为主.综合土壤粘粒分散系数(CDC)和粘粒分散率(CDR)分析,东北坡和西南坡土壤微团聚体稳定性较优于西北坡和东南坡.对于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稳定性指数,东北坡团聚体平均质量直径(MWD)和几何平均直径(GMD)最低,分别为1.56 mm和0.44mm,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稳定性最差.随海拔升高,土壤CDC和CDR减小,团聚度(DOA)增大,表层土壤GMD呈上升的趋势,而表下层土壤MWD和GMD值减小.冗余分析表明土壤理化性质是影响不同海拔和坡向下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其中土壤容重、毛管孔隙度、粘粒含量和交换性Mg2+是主要影响因子.

森林-草原生态系统交错带是森林和草原两种地带性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地带,景观类型多样,环境异质性强,边缘效应明显,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带.林草交错带特殊的生境导致地上与地下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关联比森林、草原、农田等生态系统复杂.本文综合评述了地形、生态系统养分内循环、全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干扰等因素对林草交错带植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了土地利用类型、氮沉降和大气CO2浓度升高、植物凋落物、土壤有机质及土层深度等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今后,应当加强局域尺度控制实验与跨环境梯度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揭示林草交错带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地理格局与生态学机制.具体包括林草交错带复合系统物种多样性对土壤酸化、火灾、凋落物组成、围封和放牧及多因子交互作用的响应规律,以及地上-地下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关联、退化生境修复与植被恢复等方面的研究,为林草交错带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参考.

目的:评估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联合角膜胶原交联术(CXL)治疗近视术后早期的生物力学变化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与单纯SMILE进行比较。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拟接受角膜屈光手术的近视和散光患者25例44眼，依据术眼术前Pentacam HR中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情况分为SMILE组和SMILE-CXL组。SMILE组为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正常者，接受单纯SMILE手术，共13例22眼；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为黄或红色且Corvis生物力学指数、角膜地形图联合生物力学指数<0.3者(除外圆锥角膜)接受SMILE联合CXL手术，为SMILE-CXL组，共12例22眼。2个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采用综合验光仪测定术前和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屈光度变化，包括球镜度、柱镜度及等效球镜度(SE)；采用Corvis ST测定2个组术眼术前及术后6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变化；比较2个组术眼术后安全指数和有效指数，其中安全性指数为术后平均B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有效性指数为术后平均U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 结果:术后6个月，2个组的裸眼视力较术前均明显提高且≥1.0，2个组术眼安全性指数和有效性指数、SE的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眼术后6个月第2次压平时间、最大压陷时间顶点和2 mm位置之间的形变幅度比值均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CXL组术后6个月与术前的变化幅度值小于SMIL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01、0.036)；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最大压陷深度、第1次压平速度、最大压陷时两峰间距、综合半径较术前均明显增加，最大压陷时角膜反向曲率半径、第1次压平长度、第2次压平长度、水平方向Ambr?sio相关厚度、角膜硬度参数、生物力学校正眼压均明显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上述角膜生物力学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早期安全性和有效性与SMILE接近。SMILE及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强度均下降，但SMILE联合CXL术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均优于单纯SMILE手术。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与智能脉冲技术辅助经上皮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SPT-TransPRK)术后早期视觉质量的差异和变化情况。方法:采用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21年2—5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行角膜屈光手术者92例92眼，均为右眼入组，其中SMILE组40例40眼，SPT-TransPRK组52例52眼。分别于术前及术后1个月、3个月检查受检者视力，计算有效性，有效性＝术后裸眼视力(UCVA)/术前最佳矫正视力；采用AR-1自动电脑验光仪测量屈光度；采用Sirius角膜地形图测量角膜高阶像差(HOA)，包括总HOA、球差和彗差；采用OQASⅡ视觉质量分析系统测量客观散射指数(OSI)，调制传递函数截止频率(MTF cut-off)，斯特列尔比(SR)，模拟对比度视力VA100、VA20和VA9(白天、黄昏、夜晚)。结果:术后3个月，SMILE组与SPT-TransPRK组UCVA、有效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880， P＝0.380； t＝0.920， P＝0.058)，SPT-TransPRK组术后表现为低度远视。术前、术后1个月和术后3个月SMILE组总HOA分别为(0.47±0.18)、(0.70±0.22)和(0.74±0.19)μm，SPT-TransPRK组分别为(0.40±0.14)、(0.98±0.35)和(0.94±0.22)μm；术前、术后1个月和术后3个月SMILE组球差分别为(－0.20±0.09)、(－0.44±0.14)和(－0.44±0.15)μm，SPT-TransPRK组分别为(－0.20±0.10)、(－0.71±0.23)和(－0.75±0.20)μm。2个组术眼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总HOA和球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HOA： F分组＝13.851， P＝0.001； F时间＝29.960， P<0.001.球差： F分组＝31.037， P<0.001； F时间＝48.005， P<0.001)，其中2个组术后角膜总HOA、球差均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个月和3个月，SMILE组术眼总HOA和球差均小于SPT-TransPRK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后1个月、3个月角膜彗差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组术后1个月OSI高于术前，MTF cut-off、SR和VA9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个月OSI高于术前，SR和VA9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PT-TransPRK组术后1个月OSI高于术前，MTF cut-off、SR、VA100、VA20和VA9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个月OSI、MTF cut-off、SR、VA100、VA20和VA9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术眼彗差、OSI、MTF cut-off、SR、VA100、VA20和VA9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和SPT-TransPRK均是矫正近视的有效方法，术后早期视觉质量相似，但相较SPT-TransPRK，SMILE引起更小的角膜总HOA与球差改变。

患儿，女，4岁，因"体检发现左眼验光异常1周"于2021年9月13日就诊于沈阳兴齐眼科医院。患儿身体及智力发育同同年龄儿童,无外伤史,家族中无相关眼病史,全身体格检查未见异常。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4，左眼0.15；眼压：右眼16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8 mmHg。验光呈现为多次验光结果的不一致，散光数值的大幅变化，查体：裂隙灯显微镜下右眼前节未见异常，左眼晶状体透明，前表面形态未见异常，双侧对称，后囊膜中央部呈不规则弧形，中央部向后突起，后囊膜透明，双眼眼底检查未见异常。眼轴：右眼22.17 mm，左眼21.94 mm。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显示：左眼晶状体后表面形态异常。角膜地形图提示：双眼角膜前后表面形态正常，见图1。临床诊断：左眼晶状体后表面形态异常。指导患儿家属引导患儿明确视力、检影验光等检查结果，确定患儿左眼视力为0.15，矫正无提高，检影验光为不规则散光，符合晶状体后表面形态异常诊断，建议择期行左眼"晶状体摘除+前段玻璃体切割+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患儿家属拒绝手术治疗，并于多家医院就诊后均拒绝手术治疗，返回我院要求单纯遮盖健眼，患眼行弱视训练。患儿于2022年2月及7月随访2次，左眼最佳矫正视力均无提高。

目的: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分析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巩膜镜的研究现状。方法:检索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巩膜镜相关文献，采用CiteSpace工具对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文献发文量、国家及机构分布、核心作者信息、刊文期刊分布及关键词聚类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共检索到340篇文献，相关文献分别刊载在54种期刊，平均每种期刊约6.3篇，涉及301位作者；该研究领域覆盖35个国家或地区，共256个研究机构；学科发展主要集中在美国、印度、西班牙、澳大利亚，主要研究领域为巩膜镜(巩膜接触镜)、眼表疾病、角膜水肿、小型巩膜接触镜等方面。近10年来，巩膜镜的研究热点变化趋势为从最初的巩膜接触镜与眼表疾病相结合的研究，到后续的眼表人工置换研究，再到角膜间隙及形状方面的研究。2013—2021年主要关注的主题为眼表疾病、巩膜接触镜及角膜水肿，而在2021年后，眼表疾病和角膜移植术的相关研究有衰落趋势。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巩膜镜相关的突现词主要包括：第1阶段为巩膜接触镜、移植、抗宿主病、假体装置等研究；第2阶段为眼表生态系统人工置换、不规则角膜等研究；第3阶段为角膜间隙、特有形状等研究。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和角膜地形图是巩膜镜研究和验配的常用检查。结论:目前巩膜镜主要应用于干眼、角膜扩张、角膜炎、角膜移植(特别是穿透角膜移植术后)和屈光不正；眼表人工置换、角膜间隙及形状是近年的研究热点。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