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电热棒消融术在治疗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中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的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HSIL患者1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消融组［73例，行子宫颈鳞柱交接（SCJ）区的电热棒消融术］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组（77例，行子宫颈LEEP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及术后并发症，术后随访两组患者的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消退、子宫颈病变残留或复发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细胞角蛋白7（CK7）蛋白阳性SCJ细胞的变化。结果:（1）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年龄、孕次及术前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HR-HPV阳性率、阴道镜图像评估结果、转化区（TZ）类型（均为TZ完全可见的TZ-Ⅰ和TZ-Ⅱ型）、活检诊断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LEEP组术后，有9例（11.7%）显示手术切缘阳性，其中8例为子宫颈外切缘阳性，1例为子宫颈内切缘阳性且术后6个月复发而行二次LEEP术；消融组患者无切缘，无法评估。（3）中位随访时间为11.5个月（9.8，15.0个月）。术后复查TCT，消融组、LEEP组患者术后3、6、9、12、18个月随访时的TCT结果异常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复查HR-HPV，术后3个月随访时消融组HR-HPV阳性率显著高于LEEP组（分别为38.4%和18.2%； χ2=7.57， P=0.006）；而在术后6、9、12、18个月随访时两组患者HR-HPV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活检两组共计3例患者子宫颈发生HSIL；随访期间，两组均无一例进展为子宫颈鳞癌。（4）消融组、LEEP组各有40例患者检测CK7蛋白的表达，两组术前CK7蛋白阳性率分别为80.0%（32/40）、75.0%（30/40），术后CK7蛋白阳性率均下降［分别为12.5%（5/40）、17.5%（7/40）］，两组组内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而两组组间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电热棒消融术用于治疗TZ完全可见的子宫颈HSIL是安全、可行的，与LEEP术具有相同的疗效，均可以达到去除CK7蛋白阳性的SCJ细胞的目的。

目的:探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经肛微创手术（R-TAMIS）方式行直肠肿瘤局部切除术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3月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收治的7例直肠肿瘤行R-TAMIS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例，女4例；年龄为（60±7）岁。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恢复情况。（3）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分别于术后1、3、6个月随访，其后每6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术后30 d再入院、肿瘤复发及转移、死亡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4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术中情况：7例患者均顺利完成R-TAMIS，无中转开腹或腹腔镜手术。7例患者中，2例行直肠全层切除术，5例行黏膜下完整剥离肿瘤术；2例因直肠创面太大未缝合，5例切除病变后选择人工合成缝线缝合直肠创面；2例术中预置肛管，5例未安置肛管。7例患者术中出血量为15（2~50）mL；总手术时间为（91.4±18.4）min，其中经肛手术平台安置与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安装时间为（19.1±2.3）min，手术实际操作时间为（72.3±16.6）min；未发生尿道损伤等术中并发症。（2）术后恢复情况：7例患者术后第1天开始饮水并下床活动，术后第2天进食流质食物，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1（1~3）d。2例预置肛管患者于术后第2天拔除肛管。7例患者无术后并发症发生，术后住院时间为3（3~9）d。（3）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情况：7例患者中，3例绒毛状管状腺瘤；2例绒毛状管状腺瘤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部癌变，癌组织侵及黏膜下层（SM1期）；1例绒毛状管状腺瘤伴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部癌变，癌组织局限于黏膜内层（Tis期）；1例为中分化腺癌，癌组织侵及浅肌层（T2期）。7例患者手术标本切缘及基底部均无肿瘤细胞残留。（4）随访情况：7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1~42）个月。7例患者中，1例术后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为直肠腺癌，癌组织侵犯浅肌层，建议患者行补救性根治性切除术，患者拒绝再手术治疗，遂予以口服卡培他滨化疗3个疗程；6例患者未进行术后化疗。7例患者中，无术后30 d内再入院，随访期间无肿瘤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死亡病例。结论:直肠腺瘤及早期直肠癌患者以R-TAMIS方式行直肠肿瘤局部切除术安全、可行，近期疗效及短期肿瘤学疗效可靠。

目的:探讨并比较宫颈腺样基底细胞癌和腺样囊性癌的临床和病理组织学特点，提高临床及病理医师对该类病变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水平。方法:对2009年3月至2019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病理科诊治的9例宫颈腺样基底细胞癌和3例腺样囊性癌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详细复习临床资料，复阅全部病理切片，观察EnVision法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征，电话随诊其预后并查阅相关文献。结果:二者均以绝经后妇女多见（发病年龄43~74岁）。腺样基底细胞癌患者临床常无症状，多以体检时宫颈涂片异常就诊，阴道镜检查时常无肿块。而腺样囊性癌患者多以阴道异常出血就诊，阴道镜检查时常有肿块。组织学上两种病变的共同特点为肿瘤呈巢状生长，由基底样肿瘤细胞构成，细胞巢周围常有栅栏状结构。两种病变可以共存，也可与鳞状细胞癌或鳞状上皮内病变混合存在。不同点为腺样基底细胞癌多位于宫颈鳞柱交界区及上皮下，巢团中央伴鳞状分化，或呈双层腺样排列，细胞形态温和，核分裂象偶见，间质反应不明显；而腺样囊性癌细胞巢内肿瘤细胞多呈筛状排列，筛孔内见均质红染及蓝染分泌物，细胞异型性明显，核分裂象易见，有显著的间质反应，其中1例癌巢周围为肉瘤区域。二者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检测多呈阳性，9例腺样基底细胞癌中3例行HPV检测，5例行p16检测，均呈阳性表达；3例腺样囊性癌中2例行HPV检测，3例行p16检测，均呈阳性表达。电话随访截至2019年6月，随访时间2~37个月，9例腺样基底细胞癌中7例未出现复发转移，1例出现肺部毛玻璃样结节，1例术后32个月出现阴道残端复发。腺样囊性癌1例术后8个月出现肺部转移，并于术后2年死亡；另1例随诊6个月无复发、转移；1例失访。结论:宫颈腺样囊性癌和腺样基底细胞癌均是来源于宫颈储备细胞的肿瘤，与高危型HPV感染有关。因二者的临床处理方式和预后不同，应对二者进行仔细的组织学评估及免疫组织化学分析，作出准确的病理诊断。

目的:分析子宫颈腺样基底细胞癌（CABC）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诊治方法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3月31日至2023年3月31日13年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的CABC患者，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诊治方法及预后。结果:（1）近13年本院收治的子宫颈癌患者共4 055例，其中CABC患者11例，占0.3%（11/4 055）。11例CABC患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65岁（范围：55~74岁），均已绝经；仅1例患者以阴道流血为首发症状就诊，其余10例患者无明显症状。（2）11例CABC患者中，8例行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其中5例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11例均行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检测，其中2例阴性，9例阳性；8例行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均无异常；6例术后行免疫组化法检测，p16、细胞角蛋白、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和黏附分子5.2均阳性，CD 117阴性。确诊方式：11例CABC患者中，2例子宫颈活检诊断，5例子宫颈锥切术后诊断，4例子宫全切除术后诊断。11例CABC患者均合并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Ⅱ~Ⅲ，其中2例同时合并子宫颈鳞癌。（3）临床分期：11例CABC患者中，Ⅰa期1例、Ⅰa1期4例、Ⅰa2期4例、Ⅰb1期2例，均根据不同分期行相应范围的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其中6例行盆腔淋巴清扫术，均未发现淋巴结转移。11例患者均随访，截至2023年5月，中位随访时间为43个月（范围：21~85个月）；随访期内11例患者均无复发，中位生存时间为43个月（范围：21~85个月），其中1例患者为非原发病死亡，存活72个月，其余10例患者预后良好，均无瘤生存。 结论:CABC好发于绝经期后妇女，常伴CINⅡ~Ⅲ或者子宫颈鳞癌，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内镜下分片黏膜切除术[包括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MR)和多环套扎黏膜切除术(MBM)]治疗早期食管癌和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疗效，并探讨相关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01年3月至2017年5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行EMR或MBM治疗的371例早期食管癌或食管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的临床和随访资料，371例患者共416个病灶，分析内镜下分片黏膜切除术治疗早期食管癌的疗效，以及黏膜下层浸润深度、低分化鳞癌、有脉管浸润、基底切缘阳性等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EMR组和MBM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7.1%和17.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1.000)。全组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70.6个月，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3.9%，10年无复发生存率为87.8%。EMR组和MBM组各有2例患者在随访过程中于治疗瘢痕处复发，均通过内镜下治疗获得治愈性切除；5例EMR组和3例MBM组患者发生异时性多原发，5例早期通过内镜下治疗获得治愈性切除，3例为进展期食管癌，随访过程中死亡2例。5例EMR组和4例MBM组患者发生局部淋巴结转移，生存3例，死亡6例。5例EMR组和3例MBM组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生存3例，死亡5例。371例患者中，共有83例患者合并肿瘤浸润黏膜下层≥200 μm、有脉管浸润、低分化鳞癌、基底切缘阳性等不良预后因素，随访过程中淋巴结转移8例，远处转移8例。合并1种、2种和3种危险因素患者的5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93.6%、82.2%和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EMR和MBM治疗早期食管癌和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均可获得较好的疗效。术后应根据患者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合理选择后续治疗方案，以期在保证远期生存的同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子宫颈原位腺癌（AIS）基于切缘状态的分层管理方案。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术，术后病理诊断为AIS的患者249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探讨LEEP术后切缘状态与病灶残留的关系，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影响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病灶残留的相关因素。结果:（1）249例子宫颈AIS患者的诊断年龄为（40±8）岁（范围：23~71岁）。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19例有病灶残留，病灶残留率为7.6%（19/249）。其中，LEEP术后病理诊断为单纯AIS者69例，其病灶残留率为13.0%（9/69），LEEP术后病理诊断为AIS+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者180例，其病灶残留率为5.6%（10/18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68， P=0.046）；多灶性病变者33例，其病灶残留率为21.2%（7/33），单灶性病变者216例，其病灶残留率为5.6%（12/21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858， P=0.005）。181例术前行子宫颈管搔刮术（ECC）患者中，ECC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为14.0%（14/100），显著高于ECC阴性者［4.9%（4/81）； χ2=4.103， P=0.043］。（2）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LEEP术后切缘阳性者88例，切缘阳性率为35.3%（88/249）；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14.8%，13/88）显著高于切缘阴性者［3.8%（6/156）； χ2=9.355， P=0.002］。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LEEP术后152例行子宫全切除术、97例未行子宫切除术；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的年龄为（43±7）岁，显著高于97例未行子宫切除术者［（37±8）岁； t=6.518， P<0.01］；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中有生育要求者3例，占2.0%（3/152），显著低于未行子宫全切除术者［38例，占39.2%（38/97）； χ2=59.579， P<0.01］。152例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的患者中，18例有病灶残留，病灶残留率为11.8%（18/152），其中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显著高于切缘阴性者［分别为18.8%（12/64）、7.0%（6/86）； χ2=4.861， P=0.028］。97例LEEP术后未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范围：4~70个月），随访期内子宫颈AIS复发3例（3.1%，3/97），进一步行子宫全切除术，未发现浸润性腺癌。（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显示，切缘阳性（ OR=4.098，95% CI为1.235~13.595， P=0.021）、多灶性病变（ OR=5.464，95% CI为1.494~19.981， P=0.010）为影响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病灶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的管理，建议以切缘状态作为一级分层管理指标，以年龄、生育需求作为二级分层管理指标，结合病灶残留的高危因素综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患者女，49岁，因"经量增多2年，白带异常伴经期延长4个月"入院。入院前实施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71g/L；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检测阴性，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未见上皮内瘤样病变以及恶性细胞；鳞状细胞癌抗原阴性；肿瘤标志物：铁蛋白↓，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carbohydrate antigen，CA)125、CA199未见异常。入院时妇科情况检查：外阴发育正常，已婚已产式，阴道通畅，宫颈常大、轻度糜烂，前唇僵硬，范围约3 cm×3 cm×2 cm，后唇质中，双侧宫旁韧带无增厚，无压痛；子宫前位、常大，活动可，无压痛；双侧附件区未扪及异常。入院后常规超声示：子宫肌层内测及数个低回声结节，较大位于后壁，大小约32 mm×23 mm×32 mm，边界清，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显示结节内见点状血流信号；子宫内膜呈不均匀息肉样增厚，宫腔内见一稍高回声团块，大小约17 mm×12 mm×16 mm，CDFI显示团块内见少许血流信号；宫颈管内测及一低回声团块，大小约53 mm×26 mm×35 mm，CDFI可见团块粗大供血血管来自宫颈前唇(图1)。经肘静脉团注声诺维1.5 ml行超声造影示：注入造影剂后第13 s宫颈管内团块快速增强，第20 s宫腔内团块开始增强，均快于周围肌层，达峰时增强水平均高于周围肌层；后壁结节呈环状增强，与肌层同步，达峰时呈不均匀高增强，与周围肌层界限清晰；增强晚期，宫颈管内团块、宫腔内团块造影剂快速消退，与肌层界限清晰，后壁结节内造影剂消退缓慢(图2)。超声造影诊断：①宫颈管内团块，考虑宫颈癌(宫颈内膜、间质病变为主)并浸润宫颈前后唇；②子宫内膜不均匀增厚(部分区域呈息肉样增厚)，宫腔内团块，待排除子宫内膜与宫颈同源病变；③子宫肌瘤(肌壁间)。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增强结果示：子宫饱满，中央条片状低密度影，拟子宫内膜增厚；宫颈密实，密度欠均匀，增强扫描片状不均匀低强化影，可符合宫颈癌表现，未排除其他，请结合临床及超声检查；子宫后壁结节状稍低密度影，疑子宫肌瘤可能。行宫颈活检术，病理结果提示：(宫颈)癌，建议免疫组化染色进一步诊断。排除相关禁忌证后，患者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剖开子宫，宫腔内见多个息肉样赘生物，宫颈管见一个菜花样肿物，切面灰白质脆易碎，肉眼观浸润纤维肌层超过其1/2，肌壁间见3个灰白结节，切面灰白质韧呈编织状(图3)。术后手术标本病理检测，子宫峡部多次病理组织切片结果均提示未见癌。术后病理回报：①宫颈HPV相关性鳞状细胞癌，Ⅲ级，肿物浸润>1/2肌壁，宫颈管可见鳞状细胞癌，神经、脉管侵犯均(－)，癌细胞P-16(+)，Ki-67(热点区约70%+)，Syn(神经纤维+)，CD31(脉管+)，D2-40(淋巴管+)；②子宫内膜样癌，Ⅰ级，肿物浸润<1/2肌壁，神经、脉管侵犯均(－)，癌细胞ER(90%强+)，PR(90%强+)，HER-2(－)，Ki-67(热点区约30%+)，Syn(－)，CD31(脉管+)，D2-40(淋巴管+)，MLH-1(－)，PMS2(－)，MSH-2(+)，MSH-6(+)，提示肿瘤微卫星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功能缺陷(dMMR)；③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图4)。患者出院诊断：①宫颈恶性肿瘤(ⅠB3期，T1b3N0M0)；②子宫内膜恶性肿瘤(ⅠA期，T1aM0N0)；②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

患者男，54岁，因“发现胃黏膜病变2周余”于2023年3月29日就诊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患者院外体检胃镜检查结果提示黏膜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排除手术禁忌证后，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内镜下显示胃体小弯侧中段凹陷型病变，大约0.6 cm，术后病理提示腺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部癌变，诊断早期胃癌，依据根治度评价系统（eCura评价系统）为非治愈性切除，后追加胃壁局部组织全层切除+D1+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提示周围腺上皮轻度不典型增生，未见异形淋巴结。本病例的手术方式遵循超级微创理念，术后患者恢复良好，各项检查指标无特殊异常。出院3个月后，患者恢复良好，无复发或转移。该术式对治疗早期胃癌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目的:评价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纹身术(EUS-FNT)对较小(最大径≤3 cm)的胰腺病变腹腔镜胰腺远端切除术的术前定位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22年10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因最大径≤3 cm胰腺病变行腹腔镜胰腺远端切除术的患者资料。将行EUS-FNT辅助的腹腔镜胰腺远端切除术的8例患者，作为细针纹身术(FNT)联合腹腔镜组；行单纯腹腔镜胰腺远端切除术的14例患者，作为单纯腹腔镜组。观察EUS-FNT的成功率和并发症，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手术相关并发症、病变完整切除率。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描述性分析。 结果:FNT联合腹腔镜组患者病变位于胰体和胰尾各4例。单纯腹腔镜组患者病变位于胰体4例、胰尾10例。FNT联合腹腔镜组病变最大径小于单纯腹腔镜组[14.5 mm(10.8 mm，16.5 mm)比27.0 mm(23.5 mm，30.0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09， P＝0.001)。FNT联合腹腔镜组8例患者均成功实施EUS-FNT，于EUS-FNT后(98.4±8.8) min进行腹腔镜手术，腹腔镜视野下标记点均清晰可见，未见腹腔出血、血肿等并发症；腹腔镜下行胰体尾切除术5例、胰体尾切除术＋脾切除术3例，中位手术时间为192.5 min(176.3 min，203.8 min)；2例患者术中出血量较大，需输血治疗；8例患者均一次完整切除病变；术后病理诊断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6例、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肿瘤(IPMN)1例、实性假乳头状瘤1例。单纯腹腔镜组中行腹腔镜下胰体尾切除术2例、胰体尾切除术＋脾切除术12例，中位手术时间为202.5 min (192.8 min，235.0 min)，较FNT联合腹腔镜组手术时间有延长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例患者术中出血量较大，需输血治疗；1例胰体病变患者术中第1次胰腺离断后标本检查未见病变，再次行胰腺部分切除术后成功完整切除病变；1例患者术后第2天发生腹腔活动性出血，行介入栓塞止血治疗；1例患者术后2周复查计算机断层扫描见胰周有一长径为6 cm的包裹性积液；术后病理诊断分别为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5例、IPMN 2例、实性假乳头状瘤1例、胰腺囊肿伴腺上皮低级别上皮内瘤变1例、异位脾脏1例、胰腺导管腺癌4例。 结论:EUS-FNT可以较好地对行腹腔镜胰腺远端切除术的胰腺小病变进行术前定位，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提高腹腔镜下病灶完整切除率。

目的:探究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后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并随访复发情况。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2020年12月在福建省立医院经ESD治疗的489例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患者的内镜、临床及病理资料，根据切缘情况分为切缘阴性组（371例）、切缘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ow 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LGIN）组（79例）及切缘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igh grade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HGIN）或癌组（39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切缘阳性的危险因素，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对比不同切缘组复发风险，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阳性者复发的相关因素。结果:489例患者中，切缘阳性率24.1%（118/489），其中HGIN或癌占33.1%（39/118）。病灶面积>10 cm 2（ OR=1.58，95% CI：1.13~2.08， P=0.033）、存在溃疡（ OR=2.92，95% CI：1.37~4.54， P=0.012）以及1~2年ESD经验［ OR=1.69（1~2年比5~6年ESD经验），95% CI：1.51~1.94， P=0.026］易导致切缘LGIN的出现；而位于胃上1/3［ OR=3.64（胃上1/3比胃下1/3），95% CI：1.27~5.50， P=0.010］和黏膜下浸润（黏膜下浅层比黏膜上皮层+固有层： OR=2.37，95% CI：1.04~5.72， P=0.028；黏膜下深层比黏膜上皮层+固有层： OR=6.08，95% CI：1.31~12.75， P=0.002）是切缘HGIN或癌的高危因素。术后对337例患者中位随访26.0（22）个月，总体累积复发率5.3%（18/337），切缘阴性组复发率2.1%（5/239），LGIN组复发率8.3%（6/72），HGIN/癌组复发率26.9%（7/26），组间复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切缘阳性组复发的危险因素包括基底切缘阳性（ HR=5.17，95% CI：1.47~14.09， P=0.011）以及黏膜下浅层侵犯（ HR=4.82，95% CI：1.38~14.77， P=0.013）。 结论:早期胃癌及癌前病变ESD术后切缘阳性与病灶部位、面积、有溃疡、浸润深度和术者经验有关。切缘阳性者总体复发风险较阴性者高，对于黏膜下侵犯和基底切缘阳性者，需综合考虑是否补充干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