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50岁，因发热、颈部肿物4个月、全身皮疹2个月于2021年6月15日入院。4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8.5℃，伴畏寒、头痛，颈部淋巴结肿大、疼痛，外院予抗感染、止痛等治疗无好转。2个月前至我院感染科住院，实验室检查提示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白细胞介素6（IL-6）及血清铁蛋白水平均升高；血、骨髓细菌和真菌培养阴性；胸部CT示两肺上叶炎性结节，纵隔多发肿大的淋巴结；左颈部淋巴结组织病理表现符合化脓性淋巴结炎；诊断：肺炎（细菌+真菌）。住院第3天开始出现双耳廓、双手背、前臂水肿性红斑、水疱、脓疱，皮损组织病理符合Sweet综合征改变。治疗上经验性给予左氧氟沙星、万古霉素抗感染，两性霉素B抗真菌治疗2周，体温降至正常，皮疹好转后出院。半个月后再次出现左颈部肿胀、疼痛，伴发热，再次入住我院感染科。住院期间再发面部、躯干、四肢多发性红斑、斑块、脓疱，自觉疼痛，遂转入我科。发病以来精神、饮食、睡眠差，大小便正常，体重下降约2 kg。既往史：2006年行甲状腺瘤切除术，2020年行卵巢囊肿切除术，余无特殊。

患者女，45岁，20年前行剖宫产术，3年前因左卵巢囊肿行左卵巢囊肿剥除术，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13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本次首发症状为右下腹痛和右下肢进行性疼痛。增强CT示右卵巢可见不均匀强化肿块，大小3.5 cm×1.5 cm，腹腔、盆腔内见多个轻度强化肿物。颈部超声示甲状腺结节。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术＋盆腹腔肿瘤切除术。病理报告提示：恶性卵巢甲状腺肿(malignant struma ovarii, MSO)，滤泡型，伴子宫、腹膜、肠系膜和网膜转移；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细胞角蛋白19(＋)、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1, HBME－1；＋)、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 TPO；部分＋)、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指数(约1%～2%)、高相对分子质量细胞角蛋白34βE12(－)、CD56(－)、突触素(synapsin, Syn；－)、嗜铬素A(chromogranin, CgA；－)。后患者接受6周期化疗(卡铂500 mg＋紫杉醇240 mg)。化疗期间血清Tg水平持续缓慢上升(从204.3 μg/L升至281.0 μg/L)，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变化不明显。6周期化疗后复查CT示：腹盆腔多发肿物，结合病史考虑为残留的肿瘤转移灶，最大径较前变化不明显。化疗结束后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证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后行甲状腺切除术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右叶DTC(典型乳头状癌)，左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区淋巴结未查见癌(0/3)，pT1N0M0，Ⅰ期。术后患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每日100 μg)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后行2次 131I治疗，每次剂量为7 400 MBq，治疗间隔6个月。首次 131I治疗后全身显像(post－therapy whole－body scan, 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残余甲状腺(图1A)；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图1A～1C)。第2次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图1D)；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摄取值及摄取灶数目均明显小于第1次显像，多数转移灶最大径缩小，部分病灶完全缓解(图1D～1F)。此外，抑制性Tg水平从第1次 131I治疗前的110.0 μg/L降至第2次 131I治疗后的1.3 μg/L。经过2轮 131I治疗后，解剖学和血清学均取得了明显缓解，没有监测到明显不良反应。目前该患者在TSH抑制下积极随诊监测。对DTC病灶和MSO病灶分别进行二代测序，以下基因突变均为阴性：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基因、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启动子、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 NRAS)、肿瘤蛋白53(tumor protein 53, TP53)、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

目的:分析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妇科2017年8月至2020年8月16 203例腹腔镜手术中84例中转开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每例中转开腹患者选取2例单纯腹腔镜手术患者进行对照匹配，将患者分为中转开腹组（84例）和对照组（168例），并分析腹腔镜中转开腹影响因素。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校正的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病例对照设计的多因素分析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妇科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率0.52%（84/16 203）。84例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手术原因依次为：盆腔粘连50.0%（42/84），未预计恶性肿瘤19.0%（16/84），肿瘤过大或形态、位置特殊14.3%（12/84），止血困难7.1%（6/84），子宫肌瘤多发3.5%（3/84），需同时行外科手术3.5%（3/84），膀胱损伤1.2%（1/84），术中发生皮下气肿1.2%（1/84）。两组患者体质量指数、合并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甲状腺疾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中转开腹组患者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史36.9%（31/84）、盆腹腔手术史占比60.7%（51/84）高于对照组［20.8%（35/84）、30.6%（51/84）］（χ 2=7.482、21.42， P=0.006）。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手术史（ OR=3.979，95% CI 2.010~7.874， P<0.001）、甲状腺病史（ OR=15.333，95% CI 1.087~216.346， P=0.005）增加中转开腹风险；高血压病史（ OR=0.203，95% CI 0.067~0.622， P=0.005）降低中转开腹风险。进一步分析哪种手术类型影响中转开腹，发现剖宫产术（ OR=2.105，95% CI 1.109~4.351， P=0.044）、子宫肌瘤剔除术（ OR=11.605，95% CI 3.306~40.735， P<0.001）、卵巢囊肿剥除术（ OR=7.914，95% CI 2.157~21.037， P=0.002）对中转开腹有影响。 结论:妇科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的主要原因为盆腔粘连，手术史、甲状腺病史是中转开腹的危险因素，其中子宫肌瘤剔除术、卵巢囊肿剥除术是导致中转开腹的重要因素。术前应结合患者的病史和病情，选择合适的临床术式，保证患者的安全。

目的:探讨多发性卵巢囊肿合并混合性垂体腺瘤的诊疗特点。方法:对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就诊的2例多发性卵巢囊肿合并混合性垂体腺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结果:病例1因诊治及时准确、不仅恢复了内分泌功能，且已自然受孕并顺利活产。病例2经历前期的误诊误治后对卵巢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以致提前绝经。结论:当育龄妇女发生持续的多发性卵巢囊肿时，详细的内分泌检查和垂体影像学检查对于确立诊断至关重要。解除病因后卵巢可恢复正常，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卵巢手术。

患者女，49岁。2020年6月19日因盆腔包块3年余入院。患者自述3年前发现下腹部包块，无腹痛、腹胀等不适，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卵巢囊肿，建议手术，患者拒绝治疗，之后亦未定期复查。2020年4月16日，患者因急性脑梗死( 图1)于我院行急诊左侧大脑中动脉M2段鼻支架取栓术，过程顺利，术后抗凝治疗。住院期间阴道少量出血，持续10余天，病情稳定后收入妇产科进一步诊治。既往史：孕2产1，剖宫产1次，48岁绝经，绝经后有潮热盗汗。家族史：母亲因肝癌病故，具体不详，哥哥、姐姐及父亲体健，否认其他疾病家族史。入院妇科检查：外阴已婚式，阴道畅，有少许白色分泌物；宫颈轻度糜烂样改变，无举痛；子宫前方扪及胎儿头大小肿物，质韧，与宫体分界不清，无压痛；宫体及双侧附件触诊不清，无压痛。4月23日行全腹CT平扫+增强示，脾梗死；双肾斑片状低强化区，考虑为缺血改变，右侧肾动脉起始处狭窄；子宫稍高密度灶，考虑为肌瘤；右侧附件区囊实性病灶，考虑为卵巢来源浆液性囊腺癌或交界性囊腺瘤( 图2)。5月9日头颅CT平扫示，左颞叶、两侧顶叶及右侧枕叶多发梗塞灶，与4月16日头颅CT图像对比，原来的少许蛛网膜下腔出血和左侧颞叶血肿基本吸收。5月12日3.0T盆腔MR平扫+增强示，腹盆腔巨大占位，考虑为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癌，腹膜转移可能，子宫肌瘤，盆腔少量积液( 图3)。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 CA125)为69.3 U/ml，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为44.42 U/ml。超声检查示，双下肢广泛动脉血栓形成，双侧颈动脉、足背动脉未见明显异常。考虑到围手术期血栓及出血风险大，故使用低分子肝素预防性抗凝治疗，患者双下肢穿弹力袜。6月25日经腹行全子宫并双附件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淋巴结清扫术+盆腔腹膜多点活检术。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右侧附件)卵巢浆液性肿瘤，符合浆液性癌。术中未见明显腹水，腹腔冲洗液病理检查未见肿瘤细胞。术后予预防感染、补液营养支持、抗凝等治疗。术后常规病理诊断：(右侧附件)卵巢透明细胞癌(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 OCCC)。免疫组化染色结果：C3：CK7(－)、CK20(－)、EMA(+)、ER(－)、PR(－)、WT－1(－)、p16(+，局部)、p53(+，个别)、Ki－67(+，30%)、calretinin(－)、CA125(+，灶)、Napsin A(+，局部)、CD15(+，灶)、P504s(+，灶)。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术后第2天肛门排气后逐渐恢复饮食，术后第6天拔除腹腔引流管、尿管。出院时伤口愈合良好，无不适症状。随访至2022年3月未见复发转移征象。

卵巢囊肿为临床妇科常见疾病,其发病率逐年升高,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多发于育龄期妇女,是常见的良性肿瘤.临床上,卵巢囊肿的病情发展缓慢,早期常无明显症状,但随着囊肿的逐渐增大,可出现月经紊乱、腹胀腹痛等.目前,临床针对卵巢囊肿的治疗方法多样,主要包括中医治疗(中药内治法、中药外治法及针灸治疗等)、西医治疗(西药、手术和介入治疗)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等.近年来,中西医治疗在卵巢囊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较理想的治疗效果.未来希望能重点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卵巢囊肿,通过使用中药调节患者微循环,西药抗菌消炎、止痛消肿,以促进囊肿的消散,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患者,女,64岁,孕5产2.2007年前自然绝经,绝经后无异常阴道出血及流液,2016年前因“子宫肌瘤”及“卵巢囊肿”在外院开腹行全子宫切除术、左侧附件切除术及右侧输卵管切除术.因“发现腹部包块3周,伴下腹坠胀感”于2017年5月27日收入本院.入院体查:T 36.4℃,P 78次/min,R 18次/min,BP 150/80 mmHg(1 mmHg =0.133 kPa),精神欠佳,心肺未见明显异常,下腹可见一纵行长约13 cm手术瘢痕.行妇科检查示外阴已婚型,阴道残端愈合可,右侧附件区可扪及一大小约13 cm×14 cm包块,质硬,边界清,活动度差,无明显压痛,双侧腹股沟无淋巴结肿大.妇科超声提示盆腔内可见两个囊实性回声,右侧大小约13.1 cm×11.9cm ×10.0 cm,边界清,以低回声为主,内可见多发不规则无回声区,CDFI:其内可见少许血流信号,RI:0.46,左侧大小约5.5 cm×5.0cm×4.6 cm,边界清,可见低回声及多发不规则无回声区,CDFI:其内可见丰富血流信号,RI:0.22.

患者女,41岁,因"持续性上腹痛12 h"收入我院外科.既往卵巢囊肿切除术史7年. 入院后体格检查:体温37. 2℃,血压128/87 mmHg(1 mmHg=0. 133 kPa),急性病容,全身皮肤、巩膜无黄染,心肺查体(-),腹软,上腹压痛,拒按,无反跳痛及肌紧张,移动性浊音(-),墨菲征(-),麦氏点无压痛,肠鸣音3次/min.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17. 51×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0. 9％、血红蛋白 126 g/L、谷丙转氨酶 59. 2 U/L、谷草转氨酶 40. 7 U/L、血淀粉酶1051. 0 U/L、总胆红素22. 00μmol/L、直接胆红素 4. 32μmol/L、间接胆红素17. 7μmol/L. CT腹部平扫:胆总管结石,胆总管略扩张.MRCP(图1A):考虑胆总管下段、胆囊管结石,继发性胆管炎可能;胆囊管低位、远端与胰管汇合于十二指肠壶腹部,考虑变异可能,必要时进一步检查;胆囊炎、胆囊多发结石.

患者60岁,因卵巢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癌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术后17年肿瘤复发伴下腔静脉瘤栓形成,行肿瘤细胞减灭术后1年疾病进展,化疗后带瘤生存至今已5年余.患者于1996年因卵巢囊肿蒂扭转开腹行右侧附件切除术,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提示卵巢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癌(G2),遂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术后给予腹腔内顺铂化疗1次,卡铂+多柔比星+环磷酰胺方案化疗6个疗程,随后规律随访,未见异常.2001年12月患者因血清CA125水平升至42 kU/L,行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术(PET)-CT检查未见异常,予紫杉醇+顺铂方案化疗4个疗程,血清CA125水平降至正常.2010年行腹部CT检查提示腹主动脉旁多发增大淋巴结,未诊治.2013年出现双下肢水肿伴右侧肋下疼痛,血清肿瘤标志物正常,腹部CT检查显示腹膜后异常软组织肿物(图1),考虑为肿瘤复发.患者出现站立后及傍晚时的意识改变,考虑为下腔静脉瘤栓形成所致.因肿瘤复发的间隔时间长,对化疗反应好,经多学科讨论后于2013年1月25日行肿瘤细胞减灭术.术中探查未见腹水,盆腔未见异常,腹膜后肿物包裹腹部大血管,上至肾血管水平,下至左、右髂总血管分叉处,肿瘤侵及右侧输尿管,遂行腹部大血管及输尿管表面肿瘤剥除术;探查时触及下腔静脉内约6 cm瘤栓,遂阻断瘤栓上游的下腔静脉,切开下腔静脉取出瘤栓,放置下腔静脉滤器,有部分肿瘤残留,手术满意.术后病理检查提示低分化癌,下腔静脉内瘤栓形成.行腹腔内卡铂化疗1次,间断进行以铂类药物为主的静脉化疗,肿瘤抑制效果好.1年后出现病灶进展,予博来霉素+奈达铂+依托泊苷方案化疗后成功抑制肿瘤生长.化疗后定期复查血清CA125水平及PET-CT检查未见残留肿瘤进展,目前患者带瘤生存已63个月(2013年1月至2018年4月).

病例:患者,女,40岁,体重50kg,BMI为19.1 kg·m-2.子宫肌瘤3年余.2017年6月以来患者月经量明显增多,月经量为以前的2～3倍.2017年8月3日收入院,诊断为“多发性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待查”.患者有乙肝(小三阳)史,但未服药治疗.无其余既往病史,无食物药物过敏史,无输血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查体:体温(T)362℃,心率(P)70次/min,血压(BP)123/81 mmHg,余未见异常;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3.30×109·L-1,血红蛋白102 g·L-1,血小板计数216×109· L-1,高敏C反应蛋白(CRP)5 mg· L-1;凝血功能检查: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测定34.24 s,血浆凝血酶原时间测定12.52 s,国际标准化比率(INR)0.92,血浆纤维蛋白原测定3.69 g·L-1,凝血酶时间测定16.64 s;肝功能检查:谷丙转氨酶19.9 U·L-1,谷草转氨酶29.6 U·L-1,谷氨酰转肽酶9 U·L-1,总胆红素13.8μmol· 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