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新生儿气管导管内腔表面细菌生物膜(endotracheal tube-bacterial biofilm，ETT-BF)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之间的关系。方法:纳入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生儿科采取气管插管留置时间≥48 h的新生儿30例，根据气管导管留置时间分为A组(2~6 d)13例、B组(7~14 d)9例和C组(>14 d)8例。观察扫描电子显微镜下ETT-BF的形态，分析3组患儿VAP的发生率，气管导管表面分离菌株阳性率和下呼吸道分泌物分离菌株阳性率、菌株检出情况及其耐药性。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结果:扫描电子显微镜结果提示气管导管留置达3 d可在气管导管内腔表面观察到片状基质物，留置4 d可见球菌黏附，随着气管导管留置时间延长，细菌生物膜结果趋近完善。30例新生儿中，下呼吸道分泌物分离菌株阳性率达23.3%(7/30)，均为革兰阴性菌。A组无患儿发生VAP，B组有2例VAP患儿，C组有5例VAP患儿，3组VAP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82， P＝0.004)。不同气管导管留置时间下气管导管表面分离菌株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03， P＝0.598)。13例A组患儿中气管导管表面分离菌株阳性者7例，主要为革兰阳性菌，随着留置时间延长，气管导管表面分离菌株逐渐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在7例VAP患儿中，5例下呼吸道分泌物分离菌株与其对应气管导管表面分离菌株一致，分别为液化沙雷菌、产酸克雷伯菌、黏质沙雷菌、脑膜脓毒性黄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且菌株耐药性一致。 结论:早期的ETT-BF定植菌可能来自上呼吸道，较少发生迁移引起VAP，随着气管导管留置时间延长，患儿的VAP发生率升高，气管导管表面及下呼吸道分泌物可发现同一病原菌，具体病原菌来源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目的 探讨表皮葡萄球菌胞间黏附素基因(intercellular adhesion,ica)操纵子对气管导管材料表面表皮葡萄球菌与白假丝酵母菌混合生物膜相关炎症作用影响的体内研究.方法 取表皮葡萄球菌标准株RP62A (ica操纵子阳性,阳性组)、ATCC12228(ica操纵子阴性,阴性组)制备浓度为1×106CFU/mL的菌液,分别与相同浓度的白假丝酵母菌标准株ATCC10231菌液按照1:1比例制备成混合培养菌液后,与气管导管材料片孵育24h,扫描电镜观察材料表面混合生物膜形成情况.取4～6月龄新西兰兔30只分为两组(n=15),分别于气管旁植入孵育24h的阳性组及阴性组气管导管材料.于术前及术后1、3、7d测量两组兔体质量.术后1、3、7d,采用ELISA检测试剂盒检测血浆中IL-1β、IL-6、TNF-α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水平;术后7d,扫描电镜观察取出的气管导管材料片表面混合生物膜形成情况,HE染色观察材料周围组织炎症浸润情况,平板菌落计数法观察心脏、肺、肝脏、肾脏细菌感染情况.结果 扫描电镜观察示体外孵育24h后阳性组可见明显混合生物膜结构,阴性组未见混合生物膜形成.体内实验显示两组术前及术后1、3、7d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阴性组相比,阳性组术后1 d IL-1β及MCP-1水平,术后3、7 d IL-1β、MCP-1、IL-6、TNF-α水平均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扫描电镜观察示阳性组可见大量表皮葡萄球菌残留以及混合生物膜结构,阴性组见极少量表皮葡萄球菌残留,未见混合生物膜结构.HE染色示两组材料周围组织均可见炎症细胞浸润,其中阳性组中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浸润较阴性组严重.两组心脏、肝脏细菌感染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阳性组肺、肾脏细菌感染数量高于阴性组(P＜0.05).结论 ica操纵子在表皮葡萄球菌与白假丝酵母菌混合感染中可能由于增强了混合生物膜结构及其在体内的传播,导致炎症因子升高,细菌难以清除,感染迁延不愈.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是医院内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可引起肺炎或血液感染[1,2],对于有烧伤、免疫缺陷和老年患者,易引起侵袭性和暴发性感染[3].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报告称,PA与71.8％的医疗获得性感染相关[4],也能导致持续数月至数十年的慢性感染,如遗传性疾病囊性纤维化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5].自然界中,大多数细菌都可以附着在物体表面形成生物膜[6],医院中常见的医疗设备气管导管、导尿管、整形外科植入物、假体关节等最早可以在插入后一天内产生生物膜[7].生物膜是一种包裹在细菌自我产生的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EPS)基质中的高度结构化的细菌群落[8].生物膜通常是菌体在恶劣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较强的对抗外界不利因素的能力,是细菌逃避抗菌素和机体免疫攻击的主要方式,因此PA感染的治疗效果往往取决于能否抑制其生物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