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单药治疗前基线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预测Ⅲ～Ⅳ期肺腺癌患者的疗效及预后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20年6月于北京医院EGFR-TKI单药治疗且治疗前1个月内完成基线 18F-FDG PET/CT显像的61例Ⅲ～Ⅳ期肺腺癌患者(男19例、女42例，中位年龄64岁)的资料。分析临床资料及 18F-FDG摄取最高病灶的代谢参数，包括SUV max、瘦体质量SUV max(SUL max)、瘦体质量SUV峰值(SUL peak)、肿瘤代谢体积(MTV)、病灶糖酵解总量(TLG)。随访患者治疗后疗效、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采用ROC曲线分析获得各代谢参数预测疾病缓解、疾病进展的最佳界值，采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及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PFS和OS的预后因素。 结果:疗效评估为疾病缓解者42.9%(24/56)，SUL peak、SUV max、SUL max、MTV、TLG预测疾病缓解的最佳界值分别为5.9、13.1、11.1、10.6 ml、99.6 g，SUV max>13.1组、MTV>10.6 ml组、TLG>99.6 g组的疾病缓解率明显高于SUV max≤13.1组[51.2%(21/41)和3/15; χ2＝4.37， P＝0.037]、MTV≤10.6 ml组[9/12和36.6%(15/41); χ2＝5.53， P＝0.019]、TLG≤99.6 g组[10/13和35.0%(14/40); χ2＝6.96， P＝0.008]。随访0.05～6.80年，10.3%(6/58)无疾病进展，44.3%(27/61)患者死亡。SUL peak、SUV max、SUL max、MTV、TLG预测PFS的最佳界值分别为11.2、17.0、13.7、2.7 ml、14.8 g；预测OS的最佳界值分别为5.6、14.3、8.8、2.8 ml、37.3 g。从未吸烟、SUV max≤17.0、SUL peak≤11.2患者的PFS期明显延长( χ2值：3.87～7.37，均 P<0.05)，其中从未吸烟[风险比( HR)＝2.29，95% CI: 1.08～4.87， P＝0.031]、SUL peak≤11.2( HR＝2.67，95% CI: 1.35～5.27， P＝0.005)是PFS期延长的独立预测因子。Ⅲ＋ⅣA期、SUV max≤14.3、SUL peak≤5.6、SUL max≤8.8、TLG≤37.3 g患者的OS期明显延长( χ2值：5.78～8.83，均 P<0.05)，其中Ⅲ＋ⅣA期( HR＝2.81，95% CI: 1.08～7.32， P＝0.034)、SUL max≤8.8( HR＝9.66，95% CI: 1.25～74.91， P＝0.030)是OS延长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Ⅲ～Ⅳ期肺腺癌患者EGFR-TKI单药治疗前基线 18F-FDG PET/CT显像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基线肿瘤代谢活性高者缓解率更高；吸烟史、SUL peak是PFS的独立预测因子，SUL max及分期是OS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比较内镜黏膜下挖除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ESE)和内镜全层切除术(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R)治疗腔内生长胃间质瘤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6月—2020年6月在南京鼓楼医院确诊为胃间质瘤的441例患者资料，其中241例行ESE(ESE组)，200例行EFR(EFR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础数据(性别、年龄、体重指数)，肿瘤大小，手术相关参数，并发症，住院时间，费用和随访情况。结果: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肿瘤大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危险度分级、完整切除率、整块切除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EFR组比较，ESE组手术所需关闭胃壁缺损的钛夹数量更少[6.0(4.0，6.0)个比6.0(5.0，8.0)个， U＝18 424.0， P<0.001]，术后首次流食时间[2.0(1.0，2.0) d比2.0(2.0，3.0)d， U＝17 420.0， P<0.001]与住院时间[6.0(5.0，8.0) d比7.0(6.0，9.0) d， U＝18 906.0， P<0.001]更短，总费用更低[1.89(1.64，2.14)万元比2.09(1.81，2.38)万元， U＝17 956.0， P<0.001]，且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EFR组[5.8%(14/241)比11.5%(23/200)， χ2＝4.605， P＝0.032]。441例患者均接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5.0个月，疾病复发率为0.45%(2/441)，无疾病相关死亡病例。 结论:ESE和EFR治疗腔内生长胃间质瘤的疗效相当，但ESE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并可缩短住院时间，降低费用负担。

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蛋白在非特殊型Ⅲ级浸润性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相关因素，为免疫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7年2月至2021年2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病理明确诊断的非特殊型Ⅲ级浸润性乳腺癌手术切除标本63例。复阅HE染色切片，计算肿瘤切片内免疫细胞（IC）占所有浸润性活肿瘤细胞的比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所有病例标本中PD-L1（SP142）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PD-L1（SP142）蛋白阳性表达与各临床病理参数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PD-L1（SP142）表达与IC浸润程度的关系。结果:63例患者中，19例（30.2%）为三阴性型，34例（53.9%）为管腔型，10例（15.9%）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过表达型。PD-L1（SP142）在非特殊型Ⅲ级浸润性乳腺癌中的阳性率为77.8%（49/63）。三阴性型中PD-L1（SP142）阳性率为94.7%（18/19），非三阴性型中为70.5%（31/44），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雌激素受体（ER）阴性者或孕激素受体（PR）阴性者PD-L1（SP142）阳性率均为90.3%（28/31），高于ER阳性者或PR阳性者（65.6%，21/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8）；PD-L1（SP142）阳性率与患者年龄、肿瘤发生部位、肿瘤长径及数量、脉管瘤栓、神经侵犯、淋巴结转移、HER2状态及Ki-67阳性指数均无关（均P>0.05）。PD-L1表达与IC浸润程度呈正相关（r=0.716，P<0.001）。结论:非特殊型Ⅲ级浸润性乳腺癌中，三阴性型患者PD-L1阳性率较高，ER或PR阴性者PD-L1阳性率较高；肿瘤IC浸润程度与PD-L1表达正相关。

目的:评估新生血管性青光眼（NVG）闭角期患者房水内细胞因子浓度的变化并分析其与复发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的32例（32只眼）NVG闭角期患者（NVG组），所有患者均接受包含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注射、小梁切除术和全视网膜光凝在内的三联序贯治疗并随访至少12个月。NVG组患者在抗VEGF药物注射前、小梁切除术前及NVG复发时收集房水标本，采用流式点阵免疫发光法检测VEGF、白细胞介素（IL）、趋化因子等45种细胞因子的浓度。选取25例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PDR）患者（PDR组）和24例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白内障组）作为疾病对照组。细胞因子浓度以 M（ Q1， Q3）表示，NVG组与疾病对照组间细胞因子浓度比较采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 H检验；NVG复发与未复发患者间细胞因子浓度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NVG组年龄（60±11）岁，男性22例，女性10例；年龄和性别分布与两个疾病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NVG组在抗VEGF治疗前、小梁切除术前、复发时房水中VEGF浓度分别为2 151.3（1 433.1，4 280.0）、655.4（287.3，836.3）、2 003.4（1 603.1，2 468.9）ng/L，抗VEGF治疗前和复发时均高于PDR组［453.8（189.9，595.8）ng/L］和白内障组［143.5（112.7，269.8）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NVG组在抗VEGF治疗前房水中细胞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浓度［38.9（22.4，50.6）ng/L］高于PDR组［12.0（6.3，20.1）ng/L］和白内障组［14.6（11.4，19.3）ng/L］；CX3C型趋化因子配体1（fractalkine）浓度［242.7（189.0，306.7）ng/L］高于PDR组［131.1（119.1，157.6）ng/L］和白内障组［116.7（10.2，135.9）ng/L］；IL-7浓度［18.0（12.0，32.7）ng/L］高于PDR组［7.7（2.0，10.8）ng/L］和白内障组［3.3（1.9，6.8）ng/L］；嗜酸粒细胞趋化因子（eotaxin）浓度［84.0（52.4，122.7）ng/L］高于PDR组［26.6（17.1，72.3）ng/L］和白内障组［7.1（5.6，14.8）ng/L］；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浓度［3.6（2.8，6.4）ng/L］高于白内障组［1.1（0.3，2.3）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NVG组上述细胞因子其他阶段以及其他细胞因子不同阶段与两个疾病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6例NVG患者在随访期复发，复发患者在抗VEGF治疗前房水中IL-7浓度为10.5（8.4，16.0）ng/L低于未复发患者治疗前的22.7（15.7，34.1）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74； P<0.01）。 结论:NVG闭角期患者房水中VEGF、PD-L1、fractalkine、IL-7、eotaxin和TRAIL在发病时都表现为明显增高。治疗前房水IL-7浓度低的患者更容易复发。

目的:探讨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减胎术治疗选择性胎儿生长受限（selective intrauterine growth restriction，sIUGR）保留胎妊娠结局及其影响因素，初步评价活产儿神经发育情况。方法:回顾性纳入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RFA减胎术并已分娩的75例sIUGR。根据减胎孕周分为孕16～19周 +6组（16例）、孕20～23周 +6组（44例）和≥孕24周组（15例）；根据是否合并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分为sIUGR合并TTTS组（36例）和单纯型sIUGR组（39例），单纯型sIUGR进一步分为Ⅰ型（3例）、Ⅱ型（27例）及Ⅲ型（9例）；按保留胎是否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分为不良妊娠结局组（49例）和非不良妊娠结局组（26例）。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分析及LSD检验、非参数检验及Nemenyi检验、 χ2检验和Fisher精确概率法比较组间临床特征及妊娠结局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保留胎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 结果:（1）75例sIUGR病例RFA减胎孕周为（21.9±2.3）周（16.6～26.0周）。孕16～19周 +6减胎组术前双胎估重差及RFA时长均小于孕20～23周 +6组和≥孕24周组［分别为（27.8±8.4）%与（36.2±12.0）% 和（39.8±15.5）%；7 min（5～14 min）与10 min（5～16 min）和12 min（8～18 min），LSD检验或Nemenyi检验， P值均<0.017］；孕16～19周 +6减胎组合并TTTS的比例高于孕20～23周 +6组和≥孕24周组［12/16与43%（19/44）和5/15，Bonferroni校正 χ2检验， P值均<0.017］。不同减胎孕周组间胎膜早破、流产、胎死宫内、早产发生率及分娩孕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sIUGR合并TTTS组与单纯型sIUGR组比较，术前双胎估重差更小［（29.6±11.4）%与（40.1±11.8）%， t=3.88， P<0.001］，胎膜早破发生率更高［47%（17/36）与21%（8/39）， χ2=6.01， P=0.014］，活产率更低［69%（25/36）与95%（37/39）， χ2=8.45， P=0.004］，分娩孕周更早［34.1周（26.7~40.7周）与38.0周（29.3~40.0周）， Z=311.50， P=0.018］。（3）单纯型sIUGR Ⅰ、Ⅱ及Ⅲ型组术后胎膜早破发生率、活产率及生后30 d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sIUGR合并TTTS是保留胎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 OR=3.94，95% CI：1.40~11.10， P=0.010）。（5）13例保留胎术前超声提示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其中9例为sIUGR合并TTTS；8例活产儿随访至1月龄~4.5岁，心脏功能尚未发现明显异常。（6）活产儿共62例，其中2例新生儿期死亡，4例失访，余56例活产儿随访至1月龄~5岁，2例出现大运动发育落后（均为早产儿）。 结论:RFA减胎孕周对保留胎围产结局无明显影响，sIUGR合并TTTS可能是RFA减胎术后保留胎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经RFA减胎术治疗后sIUGR保留胎存活率较高，且短期随访未发现严重神经系统发育异常。

目的:分析老年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细胞增殖相关抗原（Ki-67）表达及其与患者性别、组织学类型、TNM分期等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20年1月至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就诊的340例老年NSCLC患者组织标本，其中男性195例，女性145例，年龄（68.9±6.0）岁。按性别、组织学类型及TNM分期等临床参数对患者进行分组。采用超级突变扩增阻滞系统（Super-ARMS）方法及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老年NSCLC患者中EGFR突变、PD-L1及Ki-67的表达情况，对EGFR突变、PD-L1及Ki-67的表达与临床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EGFR突变与PD-L1及Ki-67表达间的相关性。结果:在老年NSCLC患者组织标本中，EGFR突变阳性率为48.53%（165/340），以L858R和19del突变最为常见，分别为56.36%（93/165），30.30%（50/165）。其中EGFR的突变率在女性、肺腺癌、高分化、Ⅰ+Ⅱ分期患者中较高，分别为65.52%（95/145）、53.77%（164/305）、56.75%（143/252）、52.53%（135/257）。此外，PD-L1表达阳性率在老年肺非腺癌患者和中/低分化腺癌中较高，分别为37.14%（13/35），24.53%（13/53）。PD-L1表达阴性率在Ⅰ+Ⅱ期、淋巴结未转移及Ki-67弱阳性老年NSCLC患者中较高，分别为89.11%（229/257）、87.63%（248/283）、94.71%（197/208）。相关性分析显示，EGFR突变与PD-L1及Ki-67的表达呈负相关（PD-L1： r=-0.22， P<0.001；Ki-67： r=-0.32， P<0.001）。 结论:老年NSCLC患者中EGFR突变与PD-L1及Ki-67表达呈负相关，EGFR突变与PD-L1表达联合检测对指导老年NSCLC患者的靶向用药和免疫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科超声检查是运用超声波评估胎儿生长发育、系统性筛查胎儿畸形，有助于降低围产儿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是产前诊断不可或缺的方法。产科超声高度依赖检查者的技能水平，难度大，风险高，医疗差错占超声医疗差错的78%。回顾包含90万例胎儿样本的36项研究发现，超声检查胎儿异常的敏感度仅为40%。因此，超声医师需要进行充分培训以达到基本的技能水平，这些技能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以及对二者的整合能力。实践操作技能是超声基本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超声医师需要了解如何优化超声诊断仪参数；熟练操作探头获取恰当的切面对胎儿的解剖结构进行观察与测量，做到手眼协调；将获取的二维超声图像在脑海里进行三维重建；对获取的超声图像进行实时判读。产科超声工作对于超声医师极具挑战性，不正确的操作将影响诊断的准确性，导致漏诊与误诊。

目的 探讨能谱CT测定CT值、能谱曲线斜率与脊柱转移瘤(SM)病人血管新生标志物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21年5月至2023年5月我院85例SM病人作为研究组,另选同期85例恶性肿瘤无骨转移病人作为对照组,两组均行能谱CT测定,比较两组一般资料、能谱CT值(40～90 keV)及曲线斜率,并比较研究组SM肿瘤组织和瘤旁正常组织血管新生标志物[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金属基质蛋白酶-9(MMP-9)]表达情况,分析能谱CT参数与SM肿瘤组织血管新生标志物的相关性.研究组随访1年,统计预后情况,比较死亡与存活病人临床资料,分析SM病人预后为死亡的影响因素,并分析能谱CT参数预测SM病人死亡的价值.结果 研究组40～90 keV对应的CT值、曲线斜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肿瘤组织VEGF、MMP-9阳性表达率(76.47％、83.53％)高于瘤旁正常组织(44.71％、17.65％)(P＜0.05);研究组CT值(40～90 keV)、曲线斜率与SM肿瘤组织VEGF、MMP-9阳性表达呈负相关(P＜0.05);研究组完成随访的病人中,死亡病人确诊至转移时间短于存活病人,脏器转移占比、脊柱外骨转移占比高于存活病人,术后局部放疗占比、40 keV对应CT值、50 keV对应CT值、曲线斜率低于存活病人(P＜0.05);确诊至转移时间、脏器转移、脊柱外骨转移、术后局部放疗、40 keV对应CT值、曲线斜率均为SM病人预后为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40 keV对应CT值、曲线斜率单独预测预后为死亡的AUC分别为0.805、0.798,联合预测的AUC为0.931,大于二者单独预测的AUC(P＜0.05).结论 能谱CT测定CT值(40～90 keV)、曲线斜率与SM肿瘤组织血管新生标志物密切相关,其中40 keV对应CT值、曲线斜率均为SM病人预后为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二者联合可为临床预测预后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CT动态增强扫描定量参数与病理类型及靶向治疗远期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116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予以作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靶向药物治疗,于治疗前和治疗后1个月行CT动态增强扫描,获取定量参数[灌注值、强化峰值(PH)、肿块强化达到峰值时间(Tp)],并根据患者存活情况,分为死亡组(30例)和存活组(86例),分析灌注值、PH、Tp与病理类型及靶向治疗远期预后的关系.结果:治疗前,不同病理类型患者CT动态增强扫描定量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灌注值、PH水平下降,Tp更大(均P<0.05).治疗后,与死亡组比较,存活组灌注值、PH水平更低,Tp更大(P<0.05).ROC曲线显示,灌注值预测NSCLC患者远期预后的AUC和截点值分别为0.822、0.19 mL·min-1·mL-1,PH预测的AUC和截点值分别为0.780、57.61 HU,Tp预测的AUC和截点值分别为0.741、89.92 s;三者联合预测的AUC为0.960,高于单一参数预测(P<0.05).结论:NSCLC患者CT动态增强扫描定量参数与病理类型无关,与靶向治疗远期预后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