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对于提升民生福祉、环境公平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综合考虑公园绿地的主观和客观供给能力,基于公园绿地规模、网络好评度、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等数据,运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测度了居民单一出行及多交通出行模式下福州市公园绿地的客观和主观可达性,得出以下结论:(1)同一出行模式下公园绿地的主客观可达性差异大,客观可达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非中心城区,而主观可达性的高值区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区;(2)不同交通出行模式下主观和客观可达性也存在差异,步行出行模式下的公园绿地可达性低于驾车和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的可达性,综合出行模式的可达性分布与驾车可达性分布相似,尚未形成公共交通主导的公园绿地发展模式;(3)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平衡的县域少,供需不平衡的县域多,高人口密度县域存在公园绿地供给小于需求问题,非中心城区县域公园绿地主客观供需比普遍较低;(4)步行、驾车、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的高客观供需比-高主观供需比的公园绿地仅三坊七巷和福州市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超过70％的公园绿地属低客观供需比-低主观供需比类型.本研究不仅关注公园绿地的空间可达性,也基于人的感受对公园绿地的主观可达性加以测度,为可达性评价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福州市公园绿地资源配置和存量绿地的质量提升提供建议.

针对绿地空间与住宅区之间的格局分布的研究存在缺乏整体性、视角单一等问题,以中山市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绿地质量进行评价并分类,再利用核密度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绿地服务与人口密度的关系,综合评价研究区内绿地公平性等级.结果表明:(1)中山市区内绿地可分为城市核心绿地、城市生态绿地、中心休闲绿地、小型邻里绿地,街旁迷你绿地五个类型,其中中心休闲绿地对绿地公平性贡献最大;(2)在相同搜索半径下,中山市区绿地资源与人口分布错配严重:市区中心存在"高需求-低供给"现象,市区边缘"高需求-低供给"和"低需求-高供给"现象并存;(3)搜索半径为 30 分钟时,除有较多中大型绿地分布的石岐街道外,其余街道的绿地公平性下降,研究区整体绿地公平性下降.研究成果可为中山市未来城市绿地布局优化提供理论参考.

从环境正义视阈出发,重点关注选择步行和私家车出行的居民群体,采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2SFCA)模型和基尼系数测度2000-2018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的时空差异,并运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进一步探析交通因素、用地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阈值效应,以期为公平导向下的城市绿地规划提供相关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公园绿地供给与需求均呈现较快的增长,居民出行成本在逐渐降低;(2)居民选择两种交通方式出行的公园绿地可达性高值区域均呈现扩大趋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湖泊和大型风景区周围,但是不同时期步行方式可达性低值区域均多于车行;同时,基尼系数显示研究时段内两种交通出行的居民享受公园绿地服务的机会均不公平,且步行可达不公平程度远大于车行;(3)用地结构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不同时期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存在协同性影响,而交通因素是不同交通方式出行可达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4)非线性关系图显示关键变量的阈值效应能够为城市绿地精细化规划与管理提供量化参考.

城市公园绿地是当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能否方便地享用公园绿地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与功能,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地关系和谐状况、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公园绿地社会服务功能的体现.选取深圳市福田区为研究对象,计算单点绿地步行指数,衡量均质区域的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法实现人口数据空间化;基于面域绿地步行指数耦合绿地空间分布与人口格局,评估深圳市福田区居民通过步行方式到达城市公园绿地的便利程度,即城市公园绿地的社会服务功能水平.结果表明:深圳市福田区在区域均质假设下,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整体较好,区域差异较大,呈现出东优西劣的趋势,梅林公园周边、莲花山公园南部、荔枝公园周边及皇岗公园周边是四个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最好的区域,福田区西北部和西南部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差;供需平衡视角下,70％街道的居民可以便捷、公平地享用城市公园绿地所提供的服务,华强北街道、莲花街道、园岭街道和华富街道公园绿地设施建设非常完善,且绿地格局与人口格局配置合理,香蜜湖街道与沙头街道开放性公园绿地建设状况有待改进.将步行指数应用于公园绿地建设状况评估,为步行城市建设、公园绿地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从社会维度的视角分析评价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效用,必然涉及供需双方.在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会潜在地影响社会效益享用的平等与有效性,是具有显著空间属性的社会资源.研究同时关注城市公园绿地与居住人口(使用者)的空间布局特征,提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研究框架,从“地域平等”、“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3个层次评估城市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对于社会服务有效供给能力的影响,进而关联使用者需求空间特征分析供需匹配关系.研究构建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6个指标反映城市公园绿地社会服务供需状况,并选取上海徐汇区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徐汇区城市公园绿地存在供需空间不匹配状况,尤其是口袋公园层面存在较大缺口;(2)空间布局均好性较高,地域平等性较好;(3)人均享有绿地资源水平还有待提高,社会公平性不足;(4)进一步地在社会正义层面,评价结果显示过去进行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布局决策时并没有特别关注老年人、青少年群体,各个空间单元差距较大,且这两类使用人群密度较高的空间单元在这两个指标上往往低于平均水平,社会正义性亟待提高.研究为实现城市公园绿地空间的社会效益均衡、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城市绿地在美化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城市绿地配置时的"被平均"现象已严重违背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借助GoogleMap与网络大数据,运用GIS构建城市绿地与小区人口的空间分布,并通过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城市绿地空间可达性供给,在此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与洛仑兹曲线刻画中心城区不同空间尺度下城市绿地的公平性.结果表明:徐州中心城区人均可达性绿地为29.99 m2,总体供给水平较高.小区尺度的绿地分布基尼系数为0.3707,接近警戒线,主要表现为小区以及片区间的绿地不公平.影响绿地空间公平性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城市自然本底条件使绿地分布本身不均;二是城市规划时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导致如老城区及高密度住宅区等的绿地供给水平很低.城市绿地规划建设需要兼顾绿地与人口的空间匹配,尤其减轻土地财政对绿地空间配置的挤压效应,同时还要改进配置决策方式,加强城市绿地规划设计的公众参与.

城市绿地耦合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城市绿地空间格局,是提升人居环境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在厘清相关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Citespace软件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与健康福祉及其相近概念进行关键词共现图谱与聚类分析,可以发现:研究集聚性强、各集群下研究领域重叠度高,研究尺度逐渐精细化,城市绿地与建成环境、休闲性体力活动与健康空间分异成为近几年研究热点.从供给侧:城市绿地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以及其估与测度方法,需求侧:居民健康福祉需求测度方法及时空表达,供需匹配: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方法与空间公平,提升与调控:城市绿地时空结构优化与高效服务4个方面系统地综述了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健康相关性研究,并指出目前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逻辑、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化与提升.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空间特征关系与居民健康需求层级的供需匹配程度,通过耦合新数据环境下精细化、规范性居民健康时空行为空间研究,总结供需平衡状态下多维度城市绿地高效服务的空间形态、功能结构与要素组织,并将其应用到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研究与绿地系统规划实践中,拓展人居环境优化提质的理论与方法.

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是衡量城市居民接触和使用绿地便捷程度与机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和反映城市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并与城市环境、生态、健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较少从多个尺度、多种出行模式测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以广州为研究区域,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构建了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模型(Multi-mod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M2SFCA)和绿地公平性模型,对广州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空间格局与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城郊两极化"空间差异,低绿地可达性区域集聚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而人口较少的外围城市区域绿地可达性值普遍较高.(2)广州市域绿地资源空间分布处于严重不公平状态(绿地公平性指数为0.58),且各行政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南沙区、天河区和花都区绿地公平性相对较好,其他区域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均有待提高与优化.(3)在镇街层面,有73.29％的镇街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处于高度平均水平(绿地公平性指数≤0.2);在社区层面,低可达性-公平类型的社区数量最多(占社区总量的39.85％),高可达性类型的社区分布最少:有15.91％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公平类型,有12.94％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不公平类型.研究结论将为优化城市区域绿地空间结构、保障绿地空间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绿地能够为居民提供诸多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而其格局的不均衡导致人类在享受其所带来效益的过程中产生差异化.根据西安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现状,并综合研究区的基础地理条件,实现了西安市主城区绿地系统生物多样性、净化空气、固碳、气候调节四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测算与空间化制图,并从公平性角度对整个研究区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评价分析,进一步采用具有动态约束的聚类和分区的方法得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分区群,提出了区域化管理的构想.研究表明:①研究区绿地生物多样性整体偏低;绿地对PM2.5的吸附作用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固碳量整体上南部高于北部,东部高于西部;绿地区域的地表平均温度低于整体均值;②研究区城市绿地资源分布配置不均,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分布不合理;③在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区域化的基础上引入生态系统服务簇,913个网格、12个分区、5个聚群为不同级别的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提供参考.从而转变思路从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指标对整体绿地格局进行规划指导,最大化实现绿地的生态功能,提升人民福祉.

作为居住区绿地景观重要的组成要素,公共活动空间是居民最为频繁使用的空间,对提高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改善人居环境与提高居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居民休闲娱乐文化感知,探讨居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的景感生态学效应,揭示多功能绿地景观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和景感营造的影响,可为居住区绿地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以郑州市26个居住小区80个公共活动空间为研究对象,结合景感生态学理念,基于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的景感特征(植被覆盖、基础设施、遮荫率、管理水平、公共活动空间面积与类型)以及内部居民休闲娱乐文化活动特征的调查分析,探讨了城市居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的景感效应对绿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影响.结果 表明:(1)小区绿地不同类型公共活动空间提供的景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水体的自然属性使其景感效应更丰富,文化服务价值最高.(2)小区绿地公共活动空间面积越大,居民的心理感知越强,景感体验越丰富,文化服务价值越高,增加公共活动空间面积是构建多功能绿地景观的直接通道.(3)公共活动空间的植被覆盖营造的视感与遮荫率营造的风感生态学效应较为显著,而基础设施的触感与清洁度的视感并未存在显著影响.(4)结合小区社会经济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由公共活动空间面积营造的多样化景感对居民活动量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公共活动空间的类型与小区户数.运用景感生态学理论和景感营造原则,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景观设计实现了景感载体化,改善和增加了绿地生态系统服务,能够缓解城市绿地的不公平性.未来城市居住区特别是高密度居住区应尽可能设置大面积的具有多功能特征的公共活动空间,而低密度居住区在绿地面积充足的前提下,可设置大面积自然水体和增设多类型的公共活动空间,以提高景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