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54岁，因"胸闷伴咳嗽2周，发现左主支气管新生物3 d"于2021年3月5日入院。2周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气逼，伴咳嗽咳痰，咳少量白色黏痰，伴低热，体温37.5 ℃，无心悸、胸痛、寒颤、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不适，行胸部CT检查示左下肺不张，行电子支气管镜检查示左主支气管新生物，病理活检考虑息肉，肿瘤。既往有慢性支气管炎史，无烟酒嗜好，无遗传病史。体格检查：T 36.5 ℃，P 85次/min、R 20次/min、BP 124/81 mmHg，发育正常，BMI 20 kg/m2。全身皮肤黏膜正常，无皮下结节，浅表淋巴结未触及，左侧语颤减弱，左下肺叩诊呈实音，左下肺呼吸音减弱，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腹及四肢检查阴性。2021年3月5日胸部增强CT示左主支气管内见一不规则类圆形低密度影，并向下延续到下叶支气管，测CT值约为－60 Hu，伴左肺下叶肺不张(图1)，诊断：左侧支气管内占位(脂肪瘤)。三大常规、C反应蛋白、肝肾功能、凝血功能正常。2021年3月9日全麻下行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支气管镜下见左主支气管内一类圆形新生物堵塞，表面光滑，活检时质韧、可活动、不易出血(图2)，周围支气管黏膜轻度充血水肿；用高频电圈套器对新生物进行分次套扎后，发现新生物源自左下叶支气管，使用氩气刀烧灼残余病灶及活检钳钳取。套扎的支气管新生物病理提示脂肪瘤(图3)。术后患者胸闷气逼、咳嗽咳痰较前好转。2021年3月12日复查胸部CT示左肺下叶支气管内肿瘤切除术后改变，左肺下叶支气管内见类圆形稍低密度影，左下叶节段性肺不张较前改善(图4)。术后1周复查电子支气管镜示：左主支气管内肿瘤切除后通畅，左下支气管开口处仍有少量疤痕和肿瘤组织残留，管腔部分阻塞，给予活检钳清除。2022年6月23日随访，患者无明显不适。

目的 分析增强扫描肺动脉CT血管造影技术(CTPA)对儿童支原体肺炎合并肺动脉栓塞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童医院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临床诊断为支原体肺炎合并肺动脉栓塞且行胸部CT双期增强检查的78例患儿(对照组)及2021年8月至2022年10月临床诊断为支原体合并肺动脉栓塞且行CTPA检查的62例患儿(研究组)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儿的客观图像质量、主观图像质量、辐射剂量、肺动脉栓塞检出率和动脉狭窄检出情况.结果 研究组患儿的图像CT值和噪声分别为(418.69±74.23)Hu、(27.86±3.12)dB,明显高于对照组的(391.25±70.42)Hu、(24.95±3.98)dB,对比噪声比为17.69±3.14,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9.92±3.2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儿的主观图像质量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儿的放射剂量长度乘积(DLP)、容积CT剂量指数(CTDIvol)、有效辐射剂量(ED)分别为(91.53±15.84)mGy/cm、(2.80±0.49)mGy、(1.37±0.25)mSv,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48.57±52.31)mGy/cm、(4.41±1.37)mGy、(2.20±0.29)mS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儿的整体肺栓塞检出率为96.7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儿的中度动脉狭窄、重度动脉狭窄、闭塞及总动脉狭窄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增强扫描CTPA在儿童支原体肺炎的诊断中能够获得较佳的图像质量,且能够降低辐射剂量,提高肺动脉栓塞和动脉狭窄检出率.

报道1例52岁男性叶内型肺隔离症合并肺隐球菌病患者,因咳嗽、咳痰和胸闷入院,胸部CT显示右下肺脊柱旁有1个椭圆形肿块,左下肺有1个结节.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证实右下肺肿块为肺隔离症,左下肺结节为隐球菌感染.行电视辅助外科胸腔镜手术切除肺隔离叶,通过口服氟康唑治疗患者左下肺隐球菌结节.术后3年定期随访,增强CT示左下肺隐球菌结节消失,右下肺隔离症术后良好.该文总结了 1例肺隔离症合并隐球菌病的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病的认识.

患者女，47岁，外院体检发现左胸部肿物1个月余，无发热、乏力、盗汗、胸痛、胸闷、憋气、咳嗽等症状。胸部增强CT提示约T10～12水平脊柱左旁类圆形软组织密度影，最大横截面约63 mm×60 mm，边界清晰，边缘见钙化，增强扫描未见明显强化(图1A～1C)。为明确病变性质行 18F－FDG PET/CT检查，可见左侧胸腔软组织密度肿物，大部分为放射性缺失区，仅边缘区轻度代谢活性(图1D～1I)；余全身未见其他病灶(图1J)。

男，5岁11个月，主因"发现右颈部肿块1周"于2021年11月就诊。入院后完善甲状腺超声提示："甲状腺右叶结节，大小约25 mm×13 mm，低回声，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内可见多发强回声光斑弥漫性分布，几乎占据整个右侧叶(TI-RADS 4c类)；右侧颈部及锁骨上窝探及多个淋巴结回声，皮髓不清，结门消失，内可见点状强回声，较大者约23 mm×12 mm，21 mm×12 mm(锁骨上窝)，24 mm×15 mm(锁骨上窝呈融合状)"。行颈部增强CT显示："甲状腺右侧叶异常密度伴甲状腺右叶周围、气管旁、双侧颈部肌间隙、双侧颌下区及右侧锁骨上区多发肿大淋巴结，考虑为甲状腺癌并淋巴结转移"。胸部CT和上腹部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行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检提示：考虑甲状腺乳头状癌，Bethesda Ⅵ类。行右颈部淋巴结穿刺细胞学检查显示：有癌细胞。穿刺淋巴结洗脱液甲状腺球蛋白>300 ng/mL。行喉镜检查：双侧声带运动正常。入院诊断：甲状腺癌伴右颈部淋巴结转移。有明确手术适应证，无明显手术禁忌证。通过和患儿家长充分沟通，征得其同意后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全院会诊讨论，患儿于2021年11月23日在全身麻醉下行经双侧腋窝乳晕入路机器人甲状腺全切+颈部中央区+右颈侧淋巴结(Ⅱ-Ⅴ)区域性清扫术。本研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2016科研伦理审第28号)。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目的:分析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在儿童隔离肺治疗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0年11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胸外科收治的20例隔离肺患儿的临床资料。男13例，女7例，年龄6个月至5岁，中位年龄10个月。体质量7.5~18.0 kg，平均(9.95±2.46)kg。所有患儿术前均行胸部增强CT发现隔离肺异常供血血管并于手术中证实。除1例由于反复感染发现外，其余19例均在产前胎儿超声发现肺部病变，病变位于左肺15例，右肺5例。结果:1例因术中单肺通气失败人工气胸无法使肺叶萎陷，术中病灶广泛并出血中转开胸；其余19例均顺利完成机器人辅助胸腔镜手术。10例叶外型隔离肺均行隔离肺切除，其中2例膈肌内隔离肺。10例叶内型隔离肺中2例行病灶楔形切除，2例行肺段切除，6例行肺叶切除。手术40~270 min，平均(88.25±55.68)min，无手术死亡。术后住院3~10天，平均(5.00±1.89)天。所有患儿均顺利出院，术后随访1~6个月，未出现胸腔积液、肺不张等并发症。结论:机器人外科手术系统用于治疗儿童隔离肺安全、有效。

患者，女，25岁，因"右眼上睑反复红肿伴肿物生长9个月"于2020年11月24日收入青岛市市立医院眼科中心治疗。患者既往体健，家族中无类似疾病患者。9个月前患者在无明显诱因下发现右眼上睑颞侧肿物，呈无痛性渐进性增大，质地中等，上睑中央皮肤反复发红、水肿、粗糙、变厚，无破溃、出血，偶伴眼干、眼涩，不伴异物感，不伴眼红、眼痛、眼涨，不伴视力下降，不伴眼前黑影飘动，不伴视物遮挡感，患者8个月前自觉肿物增大较前明显，曾于本院门诊就诊，诊断为"右眼泪腺炎"，建议患者口服醋酸泼尼松片40 mg 1次/d，1个月后减量至30 mg 1次/d，未见明显好转，患者自行停药。入院后眼科检查：裸眼视力：右眼0.6，左眼1.0；矫正视力：右眼1.0（-1.00 DC×105°），左眼1.0（平光）。眼压：右眼17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6 mmHg。右眼上睑弥漫性红肿、增厚，无明显界限，无鳞屑，其下可触及肿物，质地中等，大小1.0 cm×1.5 cm，不能触及后界，无压痛，可还纳入眶，上下睑睫毛排列整齐。肝肾功能检查：碱性磷酸酶102.73 U/L（35~100 U/L）、补体C1q：234.03 mg/l（159~233 mg/l）、二氧化碳（CO 2）：22.30 mmol/L（23~29 mmol/L）。抗核抗体谱、抗中性粒细胞浆抗体、免疫球蛋白、补体、抗O+类风湿因子，免疫球蛋白IgG4检测：抗SS-A抗体（++），其余结果均为阴性。眼部浅表包块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显示：右侧泪腺大小1.1 cm×0.5 cm，左侧泪腺约0.9 cm×0.5 cm，双侧泪腺回声不均，内未见明显囊实性占位，血流对比明显异常。眼眶CT显示：右侧泪腺稍饱满，右眼眼睑皮肤肿胀（见图1）。眼眶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增强显示：双眼上睑皮下软组织内见斑片长T1、长T2信号，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呈稍高信号，磁共振表观弥散系数图信号不低。病灶边界欠清，以右侧为著，增强扫描呈均匀强化（见图2）。胸部CT及胰腺MRI均未见异常。

病例1　患者男性，年龄88岁，体质量50 kg。因"再发喘气伴咳嗽"入院。既往史：反复胸腔积液5年，曾多次引流胸水；3年前诊断前纵隔肿瘤未予治疗；1年前因食管恶性肿瘤行食管支架植入术；陈旧性脑梗死，伴双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入院诊断：支气管狭窄；胸腔积液；食管恶性肿瘤(鳞状细胞癌)、食管支架置入术后；胸膜继发恶性肿瘤；肺恶性肿瘤。体格检查：BP 120/71 mmHg(1 mmHg＝0.133 kPa)，HR 97次/min，RR 21次/min, SpO 2 98%；营养不良，双下肢肌力减退。实验室及辅助检查异常项：白蛋白29.0 g/L，脑钠肽170.7 pg/ml，D-二聚体1.82 μg/ml。ECG：窦性心动过速，偶发房性早搏。超声心动图：左房增大，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轻度返流，肺动脉收缩压约57 mmHg。胸部增强CT：①前纵隔偏右侧巨大囊实性占位，最大横截面积约131 mm×77 mm；②左侧纵隔旁液性灶；③食管中段壁增厚，管腔内支架置入，邻近气管分叉处管壁增厚，管腔狭窄，考虑肿瘤性病变侵犯；④左肺下叶肿块影，考虑肿瘤转移；⑤右侧胸腔积液，伴邻近肺组织膨胀不全。胸腔积液超声探查：右侧胸腔第10肋间可见最大深度约8.0 cm液性暗区；呼吸内镜检查：左主及右主支气管黏膜重度增生肿胀肥厚，管腔狭窄；考虑肿瘤侵犯主气道，血运丰富。

目的:探讨基于增强CT图像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及其与相关临床病理特征构建的融合模型在浸润性肺腺癌术前预测组织学分级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19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经手术病理确诊且组织学分级明确的313例浸润性肺腺癌患者，其中男175例、女138例，年龄35~81（60.1±8.3）岁。组织学分级：高级别（G3级）85例，低级别（G1、G2级）228例。313例患者术前均行胸部增强CT检查。患者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组219例（高级别59例、低级别160例）和验证组94例（高级别26例、低级别68例）。基于每位患者的术前增强CT图像各提取1 316个影像组学特征；训练组采用最大相关最小冗余、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算法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特征筛选及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从临床病理特征中筛选高级别浸润性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建立融合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影像组学模型和融合模型对术前浸润性肺癌组织分级的预测效能及临床效益。结果:训练组与验证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训练组和验证组内的高级别与低级别患者比较，吸烟史、肿瘤实性程度、肿瘤最大径、血清癌胚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年龄、毛刺征、分叶、胸膜牵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此外，验证组的低级别与高级别患者性别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0， P=0.030）。特征降维后得到5个影像组学特征用于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52（95% CI：0.734~0.882、0.837（95% CI：0.733~0.863）。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高级别浸润性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吸烟史、肿瘤实性程度、肿瘤最大径、血清癌胚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其与影像组学模型共同构建的融合模型在训练组和验证组ROC曲线的AUC分别为0.888（95% CI：0.721~0.894）、0.876（95% CI：0.707~0.852）。校准曲线分析显示，影像组学模型和融合模型均有良好的校准性能。决策曲线分析显示，2种预测模型均有一定的临床效益，其中融合模型净收益值更大。 结论:基于术前增强CT图像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及其与高级别浸润性肺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结合建立的融合模型，对于浸润性肺腺癌的组织学分级均有良好的术前预测价值，并且后者的预测效能相对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