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小型齿鲸,具有重要的保护地位和研究价值,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大型通江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及其支流尾闾,是长江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重要指示物种.

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曾经同时分布和栖息着2种淡水豚类(白鱼豚Lipotes vexillifer和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这曾是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独特的现象.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过度捕捞与非法渔业、环境污染、密集航运、沿岸工程、围湖造田、水利开发等人为活动的不利影响,白鱼豚在过去几十年里种群急剧衰退,并于2007年被中外科学家宣布为"功能性灭绝"[1].

2023年2月28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了2022年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科学考察结果,其种群数量为1249头.这与2017年科学考察结果相比[1],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量出现了明显增长,5年间增长了23.4％,这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有完整统计数据以来,长江江豚种群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衰退后首次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图1).

为了科学评估鄱阳湖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的遗传多样性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研究基于124头活体长江江豚的血液样本及42头搁浅死亡长江江豚的组织样本,利用微卫星遗传标记对该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评估,并利用BottleSim软件对该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预测.研究结果显示,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10个微卫星位点的平均等位基因数(Na)为5.80、平均观察杂合度(Ho)为0.653、期望杂合度(He)为0.664,表现出中等程度的核DNA遗传多样性;在剔除死亡个体后,平均等位基因数下降至5.50,并且死亡个体在3个微卫星位点上具有3个稀有等位基因,表明非正常死亡将导致鄱阳湖种群遗传多样性下降.此外,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保持当前有效种群(Ne=62)和雌雄性比(0.87∶1),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将快速下降;而要实现100年内保存90％以上遗传多样性的目标,则其有效种群至少需要200头或者实际种群数量超过1000头.研究结果对于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及整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目前已取得初步成功,野化放归是迁地保护的最后一环,也是实现迁地保护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于2021年4月将来自天鹅洲故道迁地保护区的2头雄性长江江豚转移至与长江干流环境相似的老湾故道,尝试开展野化训练,探究其行为和发声的适应过程,评估其巡游、捕食和发声等行为能否适应较恶劣的环境,为将来规模化的野化,甚至放归自然栖息地提供技术支撑.经过为期1年的野化训练和持续监测,结果表明,老湾故道鱼类密度显著低于天鹅洲故道,丰水期鱼体密度分布不均,上游较中下游高.江豚在上游的每日平均停留时间显著高于中下游,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与鱼群的密度分布有显著相关性.在进入故道的前2月,江豚顺流巡游所需时间逐渐增加达到峰值,随后降低并趋于稳定.在船舶噪声适应性训练中,江豚的平均呼吸间隔在存在船只干扰时显著降低,随着干扰次数的增加,逐渐恢复至无干扰时的水平.由此认为,2头江豚对老湾故道的低鱼类资源密度、季节性变化的流速环境及人工施加的船只噪声干扰有良好的适应性,具备放归长江的条件.这是首次实施完全自然环境中江豚的野化训练,将为规模化的野化放归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江豚自然种群的恢复.

研究于2021年11-12月,设置12条考察路线,采用同步目视考察法,对包含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和赣江下游的江西水域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开展了考察,结合历史资料,探讨了该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规律及江湖迁徙关系.结果显示,11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17群次、454头次,12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36群次、569头次,受水位和天气等环境条件影响,两次考查观察到的长江江豚数量差异显著(t=-2.23,P＜0.05).11月和12月江豚分布规律基本一致:长江江西段,江豚主要分布在湖口石钟山-彭泽三号洲水域;鄱阳湖适宜水深范围水域都有长江江豚分布,其中吴城望湖亭-渚溪河口、都昌船厂-黄金咀-三山-瓢山水域是江豚高密度分布区;赣江下游,长江江豚分布在扬子洲渔业村附近水域.两次考察目击率分别为1.00和1.08次/km,均高于往年调查结果,由此推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可能有所增长.鄱阳湖通江水道蛤蟆石-石钟山水域,两次考察分别仅发现3头和2头长江江豚,推测调查期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和鄱阳湖之间的迁移行为较少,未来需进一步管控江湖迁移水域的人类活动,促进江湖迁移.吴城望湖亭-渚溪河口为枯水期鄱阳湖江豚的主要分布水域,建议加强对该水域船只的航行管控,降低航运影响,提升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效果.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为了解安庆西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进而评价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的生存状况, 于2015年4月至2016年1月对西江浮游动物和环境因子进行了季节性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共采集浮游动物55种, 其中原生动物13种、轮虫27种、枝角类9种、桡足类6种.4个季节间浮游动物种类数差异较大, 夏季种类数最多, 为39种; 冬季种类数最少, 仅为16种.(2)全年浮游动物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4115 ind./L和1.735 mg/L, 且均以原生动物和轮虫为主.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季节间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存在显著差异, 且夏季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显著高于其他3个季节.(3)全年共记录优势种12种, 其中原生动物4种、轮虫6种、桡足类2种; 不同季节间浮游动物优势种的组成差异明显.(4)采用浮游动物生物量对水质的评价结果显示西江水体处于中营养状态; 运用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Margalef多样性指数对水质的评价结果显示西江水体处于α-中污状态, 表明西江水质基本上满足江豚生存需求.(5)依据浮游动物的现存量, 估算出西江食浮游动物鱼类的渔产力为54340.2 kg, 相应地可满足36头江豚的营养需求.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了解长江故道这种特殊水体浮游动物的群落特征, 还对迁地保护区江豚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人工饲养或易地保护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 其水体中常含有病原菌且易引起江豚发病, 探讨长江江豚的细菌性疾病诊疗方法十分必要.文章利用细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结合血液检测结果, 对安庆西江围网内一头患病江豚进行了病原确诊, 结果发现患病江豚的致病原为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魔氏摩根菌(Morganella morganii).依据致病菌的药敏试验结果, 综合患病江豚的整体状况制定了治疗方案并对其进行系统治疗, 结果预后良好.研究的成功开展为江豚、海豚等鲸类动物细菌性疾病的诊断与防治提供了良好借鉴.

本文通过细菌的分离培养,首次从临床症状表现为溃疡、腐烂的患病江豚表皮分离到一株杀鲑气单胞菌XJ-JT株.通过细菌理化性质鉴定、遗传进化分析、药敏试验、致病性试验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菌株XJ-JT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两端钝圆,无芽孢;细菌分离鉴定的结果显示分离菌株为杀鲑气单胞菌;系统进化分析揭示其基因序列与银鲫源性杀鲑气单胞菌分离株高度同源;20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分离菌株对阿米卡星、克拉霉素、克林霉素等8种药物敏感,对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卡那霉素中介,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四环素等9种药物耐药;人工感染试验,结果显示分离菌对鲫鱼有较强的致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