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间198例非血栓性髂静脉受压综合征腔内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有16例患者术后并发血栓形成。11例对侧形成血栓原因为支架进入下腔静脉过深影响对侧血流；同侧5例血栓形成，1例由于支架支撑力不够受压后被压扁狭窄引起、1例由于支架移位原狭窄部位裸露仍存在、1例由于支架尺寸选择不对病变部位未能完全覆盖引起、2例支架无狭窄病变部位覆盖良好形成血栓分析原因可能由于自身易栓加之支架异物和预防血栓不到位引起。认为非血栓性髂静脉受压综合征并发血栓形成主要原因为支架置入操作问题，但也有少数是由于患者自身原因引起的血栓形成。

目的:对比分析血管内治疗不同侧别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NIVCS）的临床疗效和治疗特点。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6月—2021年6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NIVCS患者60例，其中男29例、女31例，年龄29~74（51.4±11.8）岁。按照病变部位的侧别不同分为2组，左侧NIVCS 30例纳入L组、右侧NIVCS 30例纳入R组，2组均接受血管内治疗。对比2组患者基线资料；观察比较2组患者术后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支架置入患者的球囊直径和长度、支架直径和长度等围术期指标；评估患者术前及术后12个月的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VCSS）；术后第6、12个月对支架置入患者行下肢深静脉彩超或下肢顺行静脉造影检查，观察髂静脉支架术后6个月和术后1年通畅率，以及与支架相关的并发症。结果:2组NIVCS患者性别构成、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下肢慢性静脉性疾病临床-病因-解剖-病理生理学分类系统（CEAP）分级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60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其中18例行单纯球囊扩张成形术，42例接受球囊扩张联合支架置入治疗。2组患者的球囊直径、球囊长度、术前髂静脉狭窄率、术后1小时髂静脉狭窄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L组和R组患者术后1 h髂静脉狭窄率［4.0（3.0，6.0）、4.5（3.0，6.0）］均低于术前［95.0（89.8，98.0）、95.0（90.0，96.0）］，组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79、-4.79， P值均<0.001）。L组球囊直径为（13.4±1.5）mm，大于R组的（12.3±1.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5， P值<0.05）；L组支架长度为（60.0±8.9）mm，小于R组的（79.1±13.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2， P值<0.05）。术后随访10~14（12.7±0.9）个月，2组60例患者临床症状均得以改善或完全恢复正常，L组术后第12个月有1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组和R组术前VCSS评分分别为12.5（11.0，13.3）分和12.0（11.0，13.0）分，术后第12个月VCSS评分分别为4.0（3.0，5.0）分和4.0（3.0，5.0）分，组间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85、-0.12， P值均>0.05）；L组和R组术前VCSS评分均高于术后第12个月，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4.81， P值均<0.001）。髂静脉支架6个月通畅率为100%（42/42），1年通畅率为97.61%（41/42）。患者随访期间均无支架移位和脱落等其他严重并发症。 结论: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NIVCS，采用血管内治疗均能取得良好的中短期疗效，且手术的安全性高。与右侧相比，治疗左侧NIVCS时选择的球囊的直径更大、支架的长度更小，并且支架直径较球囊直径小；治疗右侧NIVCS时选择的支架直径较球囊直径大。

髂静脉闭塞发生率较高，临床多为隐匿性病变。非血栓性髂静脉闭塞是下肢慢性静脉疾病的重要原因，常见有静脉血栓后综合征和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2种。支架置入是髂静脉闭塞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应严格把握支架置入指征。支架直径合理选择和精准定位是保证髂静脉支架高通畅率的关键技术要点。血管腔内超声对辅助髂静脉闭塞诊断和髂静脉支架置入有重要意义。髂静脉支架置入术后需定期接受超声随访，术后药物治疗方案目前仍有争议。新型髂静脉专用支架的研发及应用有望进一步提高髂静脉支架置入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左侧髂总静脉受压迫情况，以及左髂总静脉狭窄与性别、年龄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3年11月—2019年2月在南通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下肢静脉CT造影(CTV)的263例左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CTV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144例、女119例，年龄18～88(61.9±11.9)岁。将患者按年龄分为18～45、46～55、56～65、66～75和≥76岁组。在CTV矢状位重建图像上，分别测量左髂总静脉受压点及受压点近心端、远心端各1 cm处的前后径D1、D2、D3，并计算左侧髂总静脉狭窄率(Dsr)。比较不同性别、年龄组间左侧Dsr。依据左侧Dsr值将狭窄程度分为Dsr<25%、25%≤Dsr<50%、Dsr≥50%，评估不同狭窄程度与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263例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Dsr为22.0%(13.5%，31.8%)，其中Dsr≥50% 21例(8.0%)，25%≤Dsr<50% 77例(29.3%)，Dsr<25% 165例(62.7%)。男性18～45、46～55、56～65、66～75、≥76岁组Dsr分别为34.6%±16.7%、25.8%±14.8%、20.0%±11.6%、16.6%±10.9%、17.2%(13.8%，21.1%)，女性分别为24.6%(21.7%，41.8%)、24.4%(19.9%，33.0%)、27.6%±18.2%、22.7%±18.6%、16.9%±13.5%。总体女性患者Dsr大于男性患者( Z＝－2.165, P<0.05)。相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比较，仅56～65岁组女性患者Dsr大于男性患者( t＝－2.199, P<0.05)，其余各年龄组Dsr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男性不同年龄组间比较：Dsr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818, P<0.01)；两两比较显示，18～45岁组的Dsr明显大于其余各年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其余年龄组间Ds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女性患者不同年龄组间Ds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842, P>0.05)。男性、女性及总体Dsr均与年龄呈负相关( r男性＝－0.305、 r女性＝－0.244、 r总体＝－0.272, P<0.01)。左侧髂总静脉狭窄程度与不同年龄组间存在线性趋势关系，且为负相关(χ 2＝13.215, R＝－0.225, P值均<0.01)。 结论:随着年龄的增大，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左侧髂总静脉狭窄严重程度逐渐降低；年轻男性患者Dsr最大。对左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应检查左髂总静脉受压情况，狭窄率≥50%时应同时行左侧髂总静脉血管腔内治疗，解除左侧髂总静脉压迫情况。

血管腔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具有观察优势独特和测量准确的特性，在髂静脉疾病诊疗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在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中，IVUS能够横断面地观察髂静脉受压形态并判断压迫来源，精准定位最严重受压部位，精确测量受压程度，测量病变长度、近远端髂静脉直径以及评估腔内治疗疗效；在髂股静脉急性血栓形成中，IVUS能够明确是否同时合并髂静脉受压，评估血栓清除的效果以及残留血栓情况；在静脉血栓后综合征中，IVUS有助于评估静脉管腔和管壁，评判是否同时存在髂静脉受压以及观察支架形态预测通畅情况。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并总结自身髂静脉疾病中IVUS的使用经验，供临床实践参考。

患者 男性，48岁，因“双下肢静脉曲张6年”于2021年10月27日收入我院。患者6年前出现双下肢静脉曲张，伴下肢酸胀、水肿，劳累后加重，休息后减轻，患者3年前曾在外院行“左侧大隐静脉高位结扎+抽剥术”治疗左下肢静脉曲张。入院体检：患者发育正常，体形瘦长，胸腹壁未见静脉曲张，未见精索静脉曲张，双侧肾区叩击痛阴性，双下肢可见静脉曲张，右下肢足靴区皮肤可见轻度色素沉着，右下肢可见轻度水肿，左下肢可见手术切口瘢痕，右下肢脚踝、小腿、大腿腿围分别为21 cm、35 cm、52 cm，左下肢脚踝、小腿、大腿腿围分别为21 cm、33 cm、51 cm，右下肢屈氏试验阳性。实验室检查：红细胞计数4.08×10 12/L，血红蛋白130 g/L，白蛋白40.2 g/L，尿素氮6.9 mmol/L，血肌酐88.2 μmol/L，尿酸343.15 μmol/L，尿隐血（+++），尿红细胞3 125个/μL，尿微量白蛋白0.15 g/L。右下肢静脉造影提示，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右髂静脉压迫综合征（图1A）。主动脉CT血管造影检查提示，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右髂静脉受压狭窄（图1B~1D）。

目的:报告聚四氟乙烯人工血管，重建髂外静脉异常受者的移植肾静脉回流系统。方法:总结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5年和2017年的2例采用人工血管重建肾脏血流移植术。1例25岁男性，髂外静脉分枝畸形，髂总静脉很短，并且供肾静脉三支汇合后肾静脉共干部分很短，无法完成常规静脉吻合；1例45岁女性由于髂静脉受压综合征，髂外静脉无法与肾静脉吻合。结果:2例受者采用聚四氟乙烯人工血管，16 mm×8 mm(Y形)，重建移植肾静脉回流系统，未出现血管及其他并发症，分别随访60个月和40个月，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结论:肾移植手术中人工血管在遇到血管变异时可作为应急处理方案。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CT(MSCT)多平面重建(MPR)无下肢症状的髂静脉压迫人群的髂静脉压迫特征和分型。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6月—10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腹部或下腹部MSCT增强扫描中发现存在髂静脉压迫的200例无下肢疾病症状受检者，其中男92例、女108例，年龄18～92岁。分析受检者的左、右侧髂静脉的压迫类型、压迫点个数、最大压迫部位及发生率；测量最大压迫部位髂静脉短径、面积、近远端1 cm髂静脉面积、压迫范围、髂总静脉与下腔静脉的夹角，计算最大压迫部位髂静脉狭窄率。应用SPSS 25.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和χ 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指标：(1)比较左、右侧髂静脉压迫的部位及定量指标测量值；(2)左侧及右侧髂总静脉压迫的不同年龄、性别、面积、狭窄率的差异；(3)左、右侧髂总静脉不同狭窄程度时的性别差异；(4)髂静脉压迫分型的基本特征及各型之间定量特征。 结果:(1)最大压迫部位：位于左髂总静脉180例、右髂总静脉56例、下腔静脉分叉处10例、左髂外静脉7例、左髂总静脉分叉处3例和右髂外静脉1例；左髂总静脉受压占比(90.0%)较右髂总静脉(28.0%)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58.909, P<0.01)，但不同年龄段(<65岁与≥65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58, P>0.05)；左、右侧髂静脉压迫的面积、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正交断面上左、右侧髂总静脉最大压迫部位短径分别为(6.0±2.6)、(8.3±2.8)mm，压迫范围分别为(11.2±2.1)、(10.0±2.4)mm，同侧髂总静脉与下腔静脉延长线的夹角分别为38.8°(20.2°)、17.7°(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2)在<65岁和≥65岁年龄段者的女性的左、右侧髂总静脉受压面积均小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狭窄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左、右侧髂总静脉狭窄程度≥25%和≥50%时，男女性别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髂静脉压迫分型：Ⅰ型，左髂总静脉单一压迫占20.5%(41/200)；Ⅱ型，左髂总静脉双重压迫，占36.5%(73/200)；Ⅲ型，左右髂总静脉双侧压迫，占23.5%(47/200)、Ⅳ型，其他压迫类型，占19.5%(39/200)。各型间年龄、性别、狭窄率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压迫点个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无下肢症状的髂静脉受压人群MSCT多平面重建显示髂静脉受压部位不固定，左侧髂总静脉受压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右侧髂总静脉受压，可将髂静脉受压情况分为四种类型(Ⅰ～Ⅳ型)，其中以Ⅱ型左髂总静脉双重压迫最为常见。

髂静脉压迫综合征，是髂静脉受压所引起的下肢和盆腔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好发于左侧髂静脉，分为非血栓性的髂静脉压迫综合征和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慢性下肢静脉功能不全。诊断方式主要有静脉造影、血管内超声成像、彩色多普勒超声、CT、磁共振静脉成像和血流动力学检查。治疗方式以介入治疗为主，相应治疗方法多样，日趋完善，治疗效果理想。

邻近节段退变（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eg）是腰椎融合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其主要表现为邻近椎间盘突出、邻近椎体骨折或滑脱、邻近节段侧凸畸形、椎管狭窄或关节突关节退变等。当具有影像学ASDeg表现的患者出现腰骶痛、根性下肢痛或间歇性跛行等临床症状时，则称为邻近节段疾病（adjacent segment disease，ASDis），此时往往需要再手术治疗。目前开放术式已广泛应用于ASDis的治疗，包括经后路融合术及经椎间孔入路融合术等，传统手术疗效显著，但其始终存在手术创伤大、术中失血多、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长、术后恢复慢等诸多弊端，所以外科医生正在积极尝试将各类微创术式应用于ASDis的治疗。前路腰椎椎体间融合术（an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ALIF）对椎间隙高度及腰椎生理前凸恢复效果更优，但同时也存在较高的血管、泌尿系统及腹腔脏器损伤风险。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lumbar interbody fusion，MIS-TLIF）在肌肉（如多裂肌）及韧带保护方面效果显著，但较开放术式，MIS-TLIF对冠状面和（或）矢状面畸形的矫正效果有限，且存在较高的上关节突关节破坏发生率。外侧腰椎椎体间融合术（later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LLIF）的冠状面和（或）矢状面畸形矫正效果显著，椎间隙处理彻底、椎间融合率高，椎间隙高度恢复佳，但因髂嵴的遮挡使其应用受限，且有损伤腰丛及髂血管的风险。极外侧腰椎椎体间融合术（extreme later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XLIF）的髂血管损伤风险低，对原内植物影响小，椎间融合效果好，但不适用于曾有腹膜后手术史、罹患腹膜后脓肿或存在血管变异的患者，术中常需神经电生理监测。斜外侧腰椎椎体间融合术（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OLIF）较开放术式存在手术创伤小、常见并发症（如硬脊膜损伤）风险低等优点，但因其术中需牵拉交感神经，可能会导致术后肢体冷热障碍，从而影响对手术减压效果的判断。经皮内镜腰椎间盘切除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discectomy，PELD）在充分减压神经及硬膜囊的同时，对脊柱后方组织结构损伤较小，但是不适用于患有ASDis合并严重椎管狭窄、腰椎滑脱或马尾综合征的患者，同时，PELD的学习曲线较其他术式更为陡峭。经皮内镜腰椎椎体间融合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umbar interbody fusion，PELIF）同样存在学习曲线陡峭、易损伤出口神经的缺点，但较开放术式存在出血少、住院时间短、恢复快、并发症（如深静脉血栓、肺栓塞）少等优点。通过文献检索，对不同微创术式治疗ASDis的优、劣势以及不同微创术式的适应证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微创手段治疗ASDis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