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儿童先天性门体分流的诊治经验。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普外科及心内科的20例先天性门体分流患儿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5例。肝外门体分流9例，肝内门体分流9例，肝外合并肝内门体分流2例。4例患儿合并先天性心脏病，2例合并肝脏良性肿瘤。治疗方法采用血管内介入、手术结扎、介入与手术结合以及肝移植。分析患儿围手术期及术后随访的临床数据。结果:介入封堵分流以及手术结扎共14例，肝移植手术6例。9例肝外门体分流中，门腔分流6例，门-左肾静脉分流2例，肠系膜下静脉与髂内静脉分流1例。其中，6例一次手术结扎，2例延迟分次结扎，1例肝移植。9例肝内门体分流中，单纯封堵3例，手术结扎2例，手术加封堵1例，肝移植3例。2例肝外合并肝内门体分流均行肝移植。所有患儿术前症状均得到改善，1例肝移植术后出现脑出血。随访2~82个月，没有死亡病例，患儿生长发育较好。结论:儿童先天性门体分流应按个体化方案进行治疗，血管介入治疗为首选方式，手术结扎也是重要手段，特殊病例最终需要肝移植。

目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对孕产妇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诊断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12月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接收的疑似出现下肢DVT的孕产妇6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诊断出DVT的15例患者为观察组，以无血栓的45例孕产妇为对照组，对其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有40例存在静脉回流障碍症状，其中有15例孕产妇出现了下肢DVT，且均在产后出现，7例出现在左下肢，5出现在右下肢，3例出现在双下肢；对15例DVT患者按照DVT分型进行分类，9例孕产妇其胫后、小腿肌静脉丛内血栓，为周围型；3例髂骨静脉内血栓，为中央型；3例为混合型。观察组患者股浅静脉内径为（7.58±1.74）mm、内侧腓肠静脉内径为（4.18±0.27）mm、双侧股总静脉内径为（11.87±1.47）mm、腘静脉内径为（5.12±1.11）mm，肛周静脉内径（2.10±1.84）mm，均大于对照组（ t股浅静脉=8.675， t内侧腓肠静脉=10.440， t双侧股总静脉=5.972， t腘静脉=3.765， t肛周静脉=2.742，均 P<0.05）；两组血管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进行比较，观察组血管压缩性差、血管壁增厚、血管壁毛躁、血栓回声不清晰症状突出（χ 2=54.737、43.200、114.961、133.333，均 P<0.05）。 结论:对孕产妇下肢DVT疑似病例，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的检查诊断，有助于排除产前高危因素，提高下肢DVT的诊断准确率，有效避免误诊和漏诊，保护孕产妇生命安全，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左侧髂总静脉受压迫情况，以及左髂总静脉狭窄与性别、年龄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3年11月—2019年2月在南通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行下肢静脉CT造影(CTV)的263例左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CTV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144例、女119例，年龄18～88(61.9±11.9)岁。将患者按年龄分为18～45、46～55、56～65、66～75和≥76岁组。在CTV矢状位重建图像上，分别测量左髂总静脉受压点及受压点近心端、远心端各1 cm处的前后径D1、D2、D3，并计算左侧髂总静脉狭窄率(Dsr)。比较不同性别、年龄组间左侧Dsr。依据左侧Dsr值将狭窄程度分为Dsr<25%、25%≤Dsr<50%、Dsr≥50%，评估不同狭窄程度与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263例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Dsr为22.0%(13.5%，31.8%)，其中Dsr≥50% 21例(8.0%)，25%≤Dsr<50% 77例(29.3%)，Dsr<25% 165例(62.7%)。男性18～45、46～55、56～65、66～75、≥76岁组Dsr分别为34.6%±16.7%、25.8%±14.8%、20.0%±11.6%、16.6%±10.9%、17.2%(13.8%，21.1%)，女性分别为24.6%(21.7%，41.8%)、24.4%(19.9%，33.0%)、27.6%±18.2%、22.7%±18.6%、16.9%±13.5%。总体女性患者Dsr大于男性患者( Z＝－2.165, P<0.05)。相同年龄组不同性别间比较，仅56～65岁组女性患者Dsr大于男性患者( t＝－2.199, P<0.05)，其余各年龄组Dsr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男性不同年龄组间比较：Dsr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818, P<0.01)；两两比较显示，18～45岁组的Dsr明显大于其余各年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其余年龄组间Ds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女性患者不同年龄组间Ds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842, P>0.05)。男性、女性及总体Dsr均与年龄呈负相关( r男性＝－0.305、 r女性＝－0.244、 r总体＝－0.272, P<0.01)。左侧髂总静脉狭窄程度与不同年龄组间存在线性趋势关系，且为负相关(χ 2＝13.215, R＝－0.225, P值均<0.01)。 结论:随着年龄的增大，左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左侧髂总静脉狭窄严重程度逐渐降低；年轻男性患者Dsr最大。对左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应检查左髂总静脉受压情况，狭窄率≥50%时应同时行左侧髂总静脉血管腔内治疗，解除左侧髂总静脉压迫情况。

患者女，50岁，因发现左下肢蚯蚓状可复性团块1年余入院。患者左下肢浅静脉迂曲扩张，伴有左下肢酸胀沉重感、盆腔脏器坠胀感及发作性下腹隐痛不适等。下肢静脉彩色超声多普勒：左股静脉瓣膜反流时间>1.5 s。CT静脉造影（CTV）提示双下腔静脉、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处重度狭窄。左下肢静脉及下腔静脉顺行造影前后位投照显示左下肢深静脉通畅，行Valsalva动作时左股静脉及大隐静脉瓣膜可见反流，造影剂经左髂静脉自可疑左下腔静脉回流。左髂静脉顺行穿刺置管，部分造影剂经盆腔多个粗大侧支循环至右下腔静脉回流（图1）。跨越腹主动脉段左下腔静脉重度狭窄，与CTV检查结果相符合（图2）。静脉测压显示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段以下）下段静脉压为18 cm水柱，总下腔静脉静脉压约为5.5 cm水柱。诊断为双下腔静脉，左肾静脉上段左下腔静脉重度狭窄。以12 mm×40 mm球囊对左下腔静脉狭窄段行球囊扩张成形术，扩张成形后置入14 mm× 120 mm支架，再以14 mm× 40 mm球囊对支架进行后扩张，造影显示狭窄解除，造影剂回流迅速，原粗大盆腔侧支循环基本消失（图3），再次静脉测压显示左下腔静脉（跨越腹主动脉段以下）下段静脉压约为7 cm水柱，总下腔静脉静脉压约为6 cm水柱。

患者女，58岁，因“突发左下肢肿胀5 d”入院。既往有肺栓塞、脑梗死和冠心病病史，未规律抗凝治疗。查体：左下肢重度水肿，呈凹陷性，皮温升高。下肢静脉彩超：左侧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近心端、股浅静脉、腘静脉管腔扩张，其内可见低回声，压之管腔不能闭合。全腹部三期强化CT：下腔静脉、左侧髂总静脉、髂外静脉可见条状充盈缺损。肺动脉CTA：双肺动脉主干可见充盈缺损影。依据患者病史、体征及辅助检查，入院诊断：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化验检查，排除手术禁忌。下腔静脉造影：右肾静脉及肾静脉开口至双髂静脉汇合处下腔静脉造影剂充盈缺损，考虑血栓形成，不适合于肾静脉下方放置下腔静脉滤器，遂于右肾静脉上方下腔静脉内放置Illicium滤器（Visee公司，中国），滤器近心端高度位于第12胸椎中点水平（图1），位置良好，血流通畅。术后予抗凝、消肿等支持治疗，患者下肢肿胀好转出院。患者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后第11天，为取出滤器再次入院，DSA见滤器倾斜、移位，回收钩进入右肾静脉（图2），标准滤器回收法无法取出。经过讨论和体外模拟回收试验后，决定行经颈、股静脉双入路，联合Loop技术和长鞘推进回收技术进行滤器回收。患者取仰卧位，以Seldinger改良法分别穿刺右股静脉及右颈内静脉，成功后分别置入6F短鞘（Cordis公司，美国）。造影进一步明确滤器回收钩嵌入右肾静脉的位置。另经右颈内静脉置入12F 80 cm血管长鞘（COOK公司，美国）至下腔静脉滤器上方，并以0.035 inch×260 cm超滑导丝（Terumo公司，日本）引导Simmons-1导管（Cordis公司，美国）穿过滤器近心端，同时经该鞘置入鹅颈抓捕器（Ev3公司，美国），抓捕导丝头端形成Loop环，并将导丝头端拉出体外，固定导丝头尾两端（图2），推进12F长鞘（图3），使滤器回缩后近心端进入长鞘内，进一步推进长鞘，直至长鞘达滤器侧钩处不能移动，同时将长鞘及回缩滤器整体向前推进1~2 mm（图4），使滤器侧钩脱离腔静脉壁，轻轻旋转长鞘，证实滤器侧钩与腔静脉壁无粘连后，整体回撤长鞘及滤器，使回收钩自右肾静脉内回撤至下腔静脉内（图5）。因滤器侧钩无法进入长鞘，决定经右股总静脉取出滤器，经10F腔静脉滤器回收系统导入鹅颈抓捕器，捕获滤器回收钩，推送远端长鞘，同时放松近端Loop环导丝，将滤器经长鞘顺利取出（图6）。检查回收滤器完整无断裂，下腔静脉造影血流通畅、结构完整、未见造影剂外溢等情况。术后患者恢复可，顺利出院，规律抗凝治疗，随访期间无不适主诉。

目的:评价小腿深静脉入路行经皮机械血栓清除（PMT）治疗全下肢型急性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安全性与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0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通过患侧小腿深静脉穿刺入路对全下肢型急性DVT患者进行PMT治疗的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术后至少接受利伐沙班或华法林抗凝治疗6个月，术后常规给予压力梯度袜治疗，分别于术后3、6、12个月及其后每年进行随访。主要终点指标为术后12个月的一期通畅率和术后12个月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PTS）发生率，次要终点指标包括血栓清除率、手术并发症率、出血并发症率、术后12个月的中重度PTS发生率。结果:共31例患者纳入研究，年龄31~80（63±14）岁，其中男16例，女15例，左下肢DVT 23例，右下肢DVT 8例。采用腓静脉穿刺15例，胫前静脉穿刺6例，胫后静脉穿刺10例。其中合并导管溶栓治疗9例，髂静脉球囊扩张25例，髂静脉支架置入10例。总体血栓清除率Ⅱ级19例（61.3%）、Ⅲ级12例（38.7%）。1例（3.2%）胫前静脉穿刺入路患者发生穿刺点血肿，经加压包扎后好转，无其他出血相关并发症及严重并发症发生。31例患者全部获得至少12个月的随访，随访时间为（22±9）个月。术后12个月髂股静脉的一期通畅率为77.4%（24/31）；术后12个月PTS的发生率为16.1%（5/31），中重度PTS的发生率为3.2%（1/31）。结论:通过小腿深静脉入路行PMT治疗全下肢型急性DVT安全有效，可以一期清除腘静脉远端及小腿流入道血栓，PTS的发生率低，可作为全下肢型急性DVT腔内治疗的首选入路。

目的:探讨多层螺旋CT(MSCT)多平面重建(MPR)无下肢症状的髂静脉压迫人群的髂静脉压迫特征和分型。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6月—10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腹部或下腹部MSCT增强扫描中发现存在髂静脉压迫的200例无下肢疾病症状受检者，其中男92例、女108例，年龄18～92岁。分析受检者的左、右侧髂静脉的压迫类型、压迫点个数、最大压迫部位及发生率；测量最大压迫部位髂静脉短径、面积、近远端1 cm髂静脉面积、压迫范围、髂总静脉与下腔静脉的夹角，计算最大压迫部位髂静脉狭窄率。应用SPSS 25.0软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和χ 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指标：(1)比较左、右侧髂静脉压迫的部位及定量指标测量值；(2)左侧及右侧髂总静脉压迫的不同年龄、性别、面积、狭窄率的差异；(3)左、右侧髂总静脉不同狭窄程度时的性别差异；(4)髂静脉压迫分型的基本特征及各型之间定量特征。 结果:(1)最大压迫部位：位于左髂总静脉180例、右髂总静脉56例、下腔静脉分叉处10例、左髂外静脉7例、左髂总静脉分叉处3例和右髂外静脉1例；左髂总静脉受压占比(90.0%)较右髂总静脉(28.0%)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58.909, P<0.01)，但不同年龄段(<65岁与≥65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58, P>0.05)；左、右侧髂静脉压迫的面积、狭窄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正交断面上左、右侧髂总静脉最大压迫部位短径分别为(6.0±2.6)、(8.3±2.8)mm，压迫范围分别为(11.2±2.1)、(10.0±2.4)mm，同侧髂总静脉与下腔静脉延长线的夹角分别为38.8°(20.2°)、17.7°(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2)在<65岁和≥65岁年龄段者的女性的左、右侧髂总静脉受压面积均小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狭窄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左、右侧髂总静脉狭窄程度≥25%和≥50%时，男女性别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髂静脉压迫分型：Ⅰ型，左髂总静脉单一压迫占20.5%(41/200)；Ⅱ型，左髂总静脉双重压迫，占36.5%(73/200)；Ⅲ型，左右髂总静脉双侧压迫，占23.5%(47/200)、Ⅳ型，其他压迫类型，占19.5%(39/200)。各型间年龄、性别、狭窄率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压迫点个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无下肢症状的髂静脉受压人群MSCT多平面重建显示髂静脉受压部位不固定，左侧髂总静脉受压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右侧髂总静脉受压，可将髂静脉受压情况分为四种类型(Ⅰ～Ⅳ型)，其中以Ⅱ型左髂总静脉双重压迫最为常见。

患儿女，12岁，左下肢疼痛、肿胀10 d。于外院诊断为股总静脉血栓形成，予以抗凝治疗后无明显缓解，为进一步治疗就诊。查体：左下肢肿胀，皮肤颜色正常，未见曲张静脉。实验室检查：凝血五项中D-二聚体升高(0.7 mg/L)，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无异常。超声检查示：左下肢隐股交界水平股总静脉内可见实性低回声，实性回声上下径2.4 cm，前后径1.0 cm，左右径0.8 c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示实性回声内可见较丰富的血流信号，频谱多普勒可见动脉血流频谱(图1)，左侧腹股沟区及髂窝区未见肿大淋巴结。超声提示：左下肢股总静脉实性占位性病变。行左股总静脉内占位切除＋血管吻合术，术中见血管腔内红色肉样肿物(图2)。术后病理结果：(左侧股总静脉)梭形细胞增生性病变，排列呈不规则的交织状，细胞异型性不明显，局灶见个别核分裂象，病变间质内可见红细胞外渗及少许淋巴细胞、多核巨细胞浸润，边缘并可见增生的薄壁毛细血管(图3)，结合病变发生部位，符合血管内筋膜炎。免疫组化：平滑肌肌动蛋白(SMA)阳性，Ki-67阳性(梭形细胞及炎细胞，5%～15%)。

目的:探讨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治疗膀胱部分切除术(PC)后膀胱癌复发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20年8月四川省人民医院收治的30例PC后复发行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例，女6例。中位年龄62.5(45.5～82.5)岁。30例中6例PC时行盆腔淋巴结清扫(PLND)。PC术后病理诊断均为高级别尿路上皮癌，病理分期pT 2～3bN 0M 0期。术后5例行吉西他滨+顺铂辅助化疗，6例行辅助放疗，13例行辅助放化疗；30例均行膀胱维持灌注治疗。PC术后肿瘤局部复发中位时间9(5～29)个月，病理类型均为浸润性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cT 2～4N 0M 0期；肿瘤直径中位值3.5(2.5～4.5)cm，肿瘤数量中位值2(1～3)个。复发后均行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于右侧髂外动脉分叉处找到输尿管游离至膀胱壁，左侧从髂总动脉末端开始游离，顺序游离膀胱后、前壁，缝扎背深血管复合体，切断膀胱侧血管蒂，切断尿道后切除膀胱。采用标准PLND，既往已行PLND者不再清扫闭孔及髂血管周围淋巴结，仅向上清扫至腹主动脉分叉处，包括髂总血管、腹主动脉分叉及下腔静脉周围淋巴组织，以及骶骨前淋巴结。 结果:本组30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平均270(240～310)min，术中失血量中位值180(50～300)ml，围手术期无输血病例。淋巴结清扫数量中位值18(10～27)枚；4例淋巴结阳性，其中3例为2枚闭孔淋巴结阳性，1例为3枚闭孔及髂外淋巴结阳性。无严重术中并发症发生，无淋巴漏发生。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值4(3～7)d，住院时间中位值9(7～20)d。术后病理诊断均为浸润性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病理分期pT 2～4aN 0～2M 0期。术后13例行辅助性化疗。术后中位随访时间23(3～31)个月，2例盆腔复发，1例腹膜后淋巴结远处转移，此3例予辅助性化疗及放疗。 结论:腹腔镜挽救性膀胱切除术手术并发症少，复发转移率低，是PC术后膀胱癌复发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

患者男，38岁。因“左下肢肿痛1 d”就诊。患者2周前高处坠落伤伴多发骨折和腹膜后血肿于外院行抗感染、扩容补液等保守治疗。1 d前患者自觉左下肢肿痛，不伴咳嗽、胸闷、胸痛等不适。入院后左下肢血管超声检查：腔静脉节段血流通畅，下段管腔受血肿压迫；左侧髂总、髂外静脉节段血栓形成；左侧深、浅静脉血栓形成。上腹部增强CT检查：腹膜后血肿；左侧腰大肌损伤；骶骨骨折。行下腔静脉造影+下腔静脉滤器（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IVCF）置入术，术中造影发现滤器展开故障，尝试腔内回收滤器失败，确定滤器不在下腔静脉内（图1A），随即释放第二枚滤器（图1B）。术后第14天行剖腹探查，见下腔静脉后壁滤器外露呈部分展开状态，予以丝线捆绑滤器防止二次组织损伤（图2A），并试图拔除异常滤器失败。充分暴露滤器头端回收钩（图2B），并予以鹅颈抓捕器成功抓取异常滤器，并见到其内包裹结缔组织（图2C），术中未见到明显活动性出血灶，术后1周出院，3个月后取出第二枚正常解剖位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