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分析2020年7至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系统Lifestream 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应用于治疗血管疾病的9例病例，年龄39~80（64.3±12.7）岁，均为男性。共应用10枚Lifestream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4枚应用于4例髂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1枚应用于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腔内修复过程中髂支补救性重建；5枚应用于4例胸、腹主动脉患者腔内修复中内脏及弓上分支动脉重建，其中植入于肾动脉3枚、2枚分别作为烟囱支架用于左锁骨下动脉和左侧颈总动脉重建。4例髂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完全覆盖病变，无明显残余狭窄。1例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髂支压迫，经植入Lifestream后完全纠正。4例主动脉病例中，均完成分支动脉重建，其中1例主动脉弓假性动脉瘤腔内修复术中应用者（烟囱）出现少量Ⅰ型内漏，随访1个月后内漏消失。应用Lifestream总体技术成功率及手术成功率为100%，围手术期无心肌梗死、脑梗死、死亡等重大并发症发生；中位随访时间10个月，所有靶血管通畅，无支架移位、断裂、支架内狭窄等支架相关并发症发生。本研究显示Lifestream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适用于多种血管疾病，是安全和有效的。

目的:探讨导管溶栓术联合腔内血管成形治疗TASC D型主髂动脉闭塞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就诊选择采用导管溶栓联合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的27例(33条患肢)TASC D型主髂动脉闭塞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结果:导管溶栓术后，31条患肢成功行腔内血管成形治疗，手术成功率93.9%(31/33)；腔内治疗成功患者ABI从术前的0.47±0.09提高到术后的0.80±0.11 ( P<0.01);术后随访6、12、24个月的通畅率分别为90.32%、80.65%、77.42%。术后血肿形成1例(3.85%)，未出现髂动脉破裂，动静脉瘘、深静脉血栓、假性动脉瘤等并发症。 结论:导管溶栓能够有效地减少甚至去除动脉腔内血栓容积，联合腔内血管成形治疗TASC D型主髂动脉闭塞成功率高，近远期通畅率高、并发症少。

目的:探讨下肢动脉病变腔内治疗的减容策略与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接受减容治疗的101例下肢动脉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74例，女性27例，年龄（73.2±11.7）岁（范围：35~93岁）。其中卢瑟福分级3级31例，4级39例，5级31例；合并高血压72例。101例患者共有140处病变，其中髂动脉段病变13处（9.3%），股浅动脉病变72处（51.4%），腘动脉病变41处（29.3%），胫腓干病变10处（7.1%），膝下动脉病变4处（2.9%）。根据患者病变情况选择减容方法，经皮机械血栓清除主要用于急性血栓形成的病变，准分子激光消蚀主要适用于慢性支架内再狭窄和慢性狭窄/闭塞的病变，斑块定向旋切主要用于短段的钙化病变。观察患者手术情况及术后效果，治疗前后数据的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接受减容治疗，其中82处（58.6%，82/140）使用经皮机械血栓清除治疗，56处（40.0%，56/140）使用准分子激光消蚀术治疗，2处（1.4%，2/140）使用斑块定向旋切。患者术前病变侧肢体踝肱指数为0.44±0.19，术后即刻为0.87±0.17（ t=-16.26， P<0.01），术后6个月为0.81±0.20（ t=-14.67， P<0.01），12个月为0.79±0.15（ t=-14.12， P<0.01），均较术前明显增加。患者术后12个月的一期通畅率为86.1%（87/101）、病死率为5.0%（5/101）、无截肢生存率为93.1%（94/101），病变血管再次干预率为9.9%（10/101）。 结论:根据病变性质、节段选择合适的减容方式，有助于提高腔内治疗手术成功率，临床效果满意。

目的:探讨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肠系膜上动脉（SMA）缺血的手术策略与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0年8月至2020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24例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SMA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21例，女性3例，年龄（50.3±9.9）岁（范围：44~72岁）。A型主动脉夹层（TAAD）9例，B型主动脉夹层（TBAD）15例。患者入院后均行CT血管造影检查，根据影像学特征将患者分为3型：Ⅰ型，仅SMA真腔重度狭窄或闭塞；Ⅱ型，降主动脉合并SMA真腔狭窄（分离型）；Ⅲ型，SMA上段胸腹主动脉合并SMA真腔狭窄（延续型）。根据影像学分型不同采用相应的SMA腔内治疗方法。记录患者的影像学分型、手术情况及并发症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及再干预率。结果:24例患者中，Ⅰ型17例（70.8%），Ⅱ型4例（16.7%），Ⅲ型3例（12.5%）。14例Ⅰ型患者采用TEVAR加SMA支架植入术治疗；3例Ⅰ型及1例Ⅱ型患者仅行SMA重建（1例慢性TAAD患者行髂动脉-SMA旁路术治疗）；3例Ⅱ型及3例Ⅲ型患者采用降主动脉联合SMA裸支架植入术；同期或二期行部分小肠切除术5例（20.8%）。住院期间4例患者死亡，病死率为16.7%，其中2例患者死于严重肠缺血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术后随访（46±9）个月（范围：13~72个月），期间2例患者死亡，均与肠缺血无关。患者的5年期免于再干预生存率为86.1%，5年期累积生存率为82.6%。结论: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SMA缺血患者围术期病死率高，风险大，针对不同临床场景采用相应的手术策略可缓解肠缺血，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合并急性血栓形成(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 complicated with acute thrombosis, ASOCAT)的治疗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09年1月至2019年5月我中心收治的30例ASOCAT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30例患者出现急性血栓形成的病程为(9.5±5.2)d，平均ASO病程为(2.1±1.4)年。13例为主髂段病变(Ⅰ型)，17例为股腘段病变(Ⅱ型)。28例患者行单纯腔内治疗，1例行切开取栓＋溶栓＋支架复合手术，1例行主-双侧股动脉人工血管旁路手术。围手术期死亡1例。24例患者获随访(16.3±16.1)个月。1例死亡，6个月内膝上截肢2例。1年内远端股浅动脉再闭塞2例。Ⅰ型和Ⅱ型患者的1年内再狭窄/闭塞率分别为12.5%和21.4%。Ⅰ型患者6个月和1年无截肢生存率均为87.5%；Ⅱ型患者分别为92.8%和85.7%。结论:对ASOCAT患者合理选择开放、腔内或者复合手术，去除急性血栓、暴露和纠正慢性病变，可以获得满意疗效。

64岁男性患者，患缺血性心肌病合并二尖瓣中重度反流，腹主动脉下端及双侧髂总动脉闭塞。手术治疗分2期进行，Ⅰ期行主－髂动脉支架置入术；Ⅱ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二尖瓣成形术。Ⅱ期手术在Ⅰ期出院后2个月进行，术中因升主动脉钙化严重，且支架原因无法完成股动脉插管，选择人工血管－无名动脉作为插管灌注入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15天后顺利出院。至今随访2年余，无胸闷、气急及间歇性跛行等症状；下肢血管CTA检查示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血管通畅；超声心动图示二尖瓣轻微反流，左心室射血分数0.45。

患者女，61岁，因“脐周疼痛4年，加重半年”由外院转诊我院。入院时有典型的慢性肠系膜上动脉闭塞三联症：餐后疼痛，畏食，体重下降。4年间体重下降达20 kg。外院计算机体层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提示“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肠系膜下动脉开口处闭塞，伴有大量侧支动脉形成”（图1A）。诊断：肠系膜上动脉闭塞；腹腔干闭塞；肠系膜下动脉闭塞。完善各项术前准备后，行腹腔动脉造影证实肠系膜3支动脉开口处完全闭塞，因无入路遂放弃血管腔内治疗。改为开放手术，选择逆行旁路术，手术方式：肠系膜上动脉中段-右髂总动脉人工血管旁路移植术（图1B），术后患者腹痛症状很快缓解，体重增加，复查CTA人工血管通畅（图1C）。半年后患者突发腹痛，CTA提示人工血管内血栓形成（图2A），遂行右髂-肠系膜上动脉人工血管Angiojet吸栓术，术中导丝经人工血管逆行通过肠系膜上动脉开口至腹主动脉（图2B、2C），遂进一步行球囊扩张+肠系膜上动脉支架置入术（Lifestent 8 mm×60 mm裸支架1枚）（图2D），人工血管予以旷置，术后门诊复查（图2E），人工血管及支架均通畅，无腹痛症状，截止目前患者已术后2年多，人工血管由于双向血流已逐渐闭塞，但肠系膜上动脉支架仍保持通畅，不影响肠道血供，恢复良好。

目的:探究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介入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丽水市中心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98例的临床资料，依据患者术后随访、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复发组（36例）与未复发组（62例）。分析患者介入治疗即时疗效及两组随访情况，比较两组患者临床资料、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空腹血糖（FPG），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介入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98例患者介入治疗成功率：主髂动脉为95.35%（41/43），股浅动脉血管为97.73%（43/44），膝下动脉血管为95.83%（46/48）。12个月后随访：患者下肢血管通畅率随着随访时间延长而显著降低（ P < 0.05）；两组患者泛大西洋协作组（TASC）分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26/18/7比4/5/10/17）（χ 2=18.33， P < 0.05），且复发组患者踝肱指数（ABI）显著低于未复发组（0.77±0.12比0.40±0.02）（ t=18.31， P < 0.05）；两组患者TG、HDL、LDL、FPG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未复发组患者NLR显著低于复发组患者（1.98±0.28比13.18±0.50）（ t=15.25， 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BI（ OR：1.459，95% CI：1.163~1.832）、TASC分型（ OR：1.344，95% CI：1.090~1.658）、手术方式（ OR：1.392，95% CI：1.140~1.700）、NLR（ OR：1.474，95% CI：1.184~1.836）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介入治疗后复发的影响因素（ P < 0.05）。 结论:ABI、TASC分型、手术方式、NLR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介入治疗后复发的影响因素，临床应密切监测上述指标，以保持介入治疗效果。

男，61岁。因“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5 h，溶栓后确诊主动脉夹层1 h”于2021年11月15日入住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既往高血压史10年，近日未规律服用降压药及检测血压。患者于入院5 h前出现右下肢进行性无力伴麻木，遂就诊于当地医院卒中中心，颅脑 CT 未见出血，查体右上肢肌力5级，右下肢肌力4级，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颅脑核磁弥散加权成像（DWI）显示左侧额叶异常信号，左侧大脑前动脉远端狭窄，基底动脉重度狭窄。3 h前查体见右上肢肌力正常，右下肢肌力下降至2级，伴有疼痛不适，持续不能缓解，考虑急性脑梗死加重，予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0.9 mg/kg静脉溶栓治疗。溶栓后患者右下肢肌力进一步下降至1级，末梢皮温下降，足背动脉未触及，行超声心动图及四肢血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主动脉夹层可能性大。主动脉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证实为主动脉夹层表现（Debakey I型，见图1），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右侧髂内外动脉、股动脉、腘动脉闭塞。为手术治疗急转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入院查体：体温36.3 ℃，脉率6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压105/52 mmHg（1 mmHg=0.133 kPa）；意识清醒、双侧瞳孔正常，口角无歪斜，伸舌居中；胸腹部查体无异常；右下肢肌力1级，右下肢浅感觉减退，皮温低，足背动脉未触及，余神经系统查体阴性。术前检查：凝血酶原时间（PT）27.7 s，国际标准化比值2.27，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51.9 s，纤维蛋白原0.32 g/L，D-二聚体17.97 mg/L。积极输注冷沉淀、血浆及人纤维蛋白原对症治疗后复查凝血功能：PT 16.6 s，国际标准化比值1.52，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43.6 s，纤维蛋白原1.72 g/L。急诊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支持下行右冠状窦成形+主动脉根部成形+升主动脉置换+孙氏手术治疗，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予以自体血回输并大量血制品输注，术后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心脏射血分数（EF）50%左右，血压控制尚可，尿量正常，右侧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术后右股部及小腿肿胀进行性加重，血管超声检查提示腹主动脉及右股动脉血流尚可，足背动脉血流量较前明显减弱。实验室检查肌红蛋白持续升高至3 000 μg/L，考虑再灌注损伤引起右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11月17日予外科手术切开减张治疗，术中见肌肉缺血水肿并部分坏死，术后血压80/40 mmHg，EF 40%，肌酐持续升高至497 μmol/L，并出现无尿，考虑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功能衰竭、心源性休克合并分布性休克，予去甲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联合肾上腺素0.5 μg·kg -1·min -1抗休克、连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清除肌红蛋白、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11月21日患者意识转清，心率90~110次/min，平均动脉压70~85 mmHg，尿量10 mL/h左右，肠鸣音未闻及，腹胀明显，左下腹压痛及反跳痛。结合术前主动脉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上动脉局部闭塞，不除外缺血性肠病及消化道穿孔可能。复查腹腔CTA提示：肠系膜上动脉重度狭窄（见图2）、肠系膜下动脉远端闭塞、腹腔膈下游离气体（见图3）、降结肠、部分乙状结肠可见肠壁积气（见图4），考虑缺血性肠病、肠穿孔。急诊行结肠部分切除+横结肠造口术。术中见降结肠下段、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达腹膜反折上约1.5 cm处肠壁散在片状坏死灶并穿孔（见图5），左下腹及盆腔可见大量浑浊腹腔积液。予大量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并留置引流管。术后血流动力学难以维持，去甲肾上腺素2.0 μg·kg -1·min -1、垂体后叶素2 U/h、肾上腺素1.0 μg·kg -1·min -1持续泵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EF28%，膀胱腹压检测35 mmHg以上，考虑脓毒性休克、脓毒性心肌病、腹高压综合征。建议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及开放腹部刀口减压治疗，患者近亲属拒绝，最终循环难以维持于2021年11月25日死亡。

患儿女，6岁，因夜尿次数增多1周入院。既往体健，无家族史。入院血压：右上肢192/130 mmHg(1 mmHg＝0.133 kPa)，左上肢186/133 mmHg，右下肢136/91 mmHg，左下肢130/87 mmHg。查体：脐周可闻及血管杂音，双侧视网膜动脉硬化，余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血沉(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37 mm/1 h，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5.67 mg/L，结核菌素试验强阳性。超声心动图：左室壁增厚，主动脉弓增宽，余未见明显异常。腹主动脉超声检查：肠系膜上动脉水平远心端腹主动脉管壁增厚，管腔不规则狭窄，范围约42 mm，较窄处原始管腔内径约8.8 mm，残余管腔内径1.5 mm(图1)，狭窄处收缩期峰值流速175 cm/s，舒张末期流速32.8 cm/s，阻力指数0.81；该狭窄段远心端可见管腔内呈条索样回声，累及长度范围约14 mm，未见血流信号显示；远端腹主动脉管腔血流来自肠系膜上动脉侧支循环；肠系膜上动脉水平至髂血管水平腹壁及腹腔见广泛的侧支血管。结论：腹主动脉大动脉炎声像；腹主动脉中下段管腔部分节段重度狭窄，内径减少>70%；部分节段闭塞，伴广泛侧支循环形成。超声见双侧髂血管改变符合大动脉炎声像：双侧髂总动脉、髂内动脉、髂外动脉可见管壁增厚，管壁层次结构不清，频谱呈单相；双侧髂总、髂外动脉略窄，双侧髂外动脉末端周围均可见侧支循环。双侧股总动脉及远端至足背动脉管壁及管腔未见异常，频谱呈低搏动(图2)。肾血管超声检查：左肾内血流较对侧略有减少，略显稀疏，左肾动脉起始处管壁明显增厚，管腔狭窄，范围约18 mm，较窄处原始管腔内径约7.7 mm，残余管腔内径1.4 mm，该处血流明显紊乱(图3)，收缩期峰值流速91 cm/s，舒张末期流速56 cm/s，阻力指数0.39，左肾叶间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12 cm/s，舒张末期流速7 cm/s，阻力指数0.39。结论：左肾动脉改变符合大动脉炎声像，左肾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内径减少>70%。胸腹主动脉计算机断层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腹主动脉局部管壁不均匀增厚，管腔不同程度变窄，局部断续显影，长约6.3 cm，累及左肾动脉起始段，左肾灌注减低。双侧髂总动脉、髂外及髂内动脉管腔略变窄，腹主动脉周围见多发迂曲血管影(图4)。结论：腹主动脉局部动脉炎，局部管腔不同程度狭窄，局部闭塞，累及左肾动脉起始处，继发左肾灌注减低；双侧髂总动脉、髂外及髂内动脉略变窄及腹主动脉周围侧支循环开放。临床诊断：大动脉炎，中主动脉综合征(middle aortic syndrome，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