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右动脉是供应肝右叶的终末动脉，解剖变异常见，且变异种类繁多，包括肝右动脉和肝左动脉分叉低、走行变异、迂曲畸形、胆囊动脉分支异常和起源变异。肝右动脉起源变异可分为异位肝右动脉和副肝右动脉两种情况，异位起源动脉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腹主动脉、肝总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胃左动脉、脾动脉和右肾动脉。肝右动脉变异是肝胆胰脾外科手术不良事件和术后并发症的重要原因，术前对其有充分的认识和掌握，术中细致分离和妥善保护是手术安全的重要保障。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患者女，63岁。因“消瘦、乏力4年”就诊。患者4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消瘦、乏力，无腰背部疼痛，于当地医院检查提示：左肾占位。CT示：左侧腹膜后-左肾恶性肿瘤，12.0 cm×6.6 cm×16.7 cm；肿块右缘邻近腹主动脉，包绕左肾动脉，前缘紧贴并推挤左肾静脉（图1、2）。泌尿外科择期全麻下行腹腔镜肾癌根治术，术中见肿物巨大，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考虑腔镜下难以完整剥离肿物，遂中转开腹，肿物剥离过程中大出血，术中紧急止血钳钳夹后3-0 Prolene线缝扎止血，待肿瘤完全切除后探查腹膜后怀疑腹主动脉误扎，腹主动脉远端、股动脉未触及明显搏动（图3A），术中失血量约4 000 ml。重新探查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右肾动脉并依次阻断，剪除腹主动脉线结，见到腹主动脉前壁2处大小约0.5 cm×0.5 cm破口（图3B），剪开腹主动脉破口见腹主动脉后壁内膜损伤，固定后壁内膜片后裁剪人造血管补片完成腹主动脉修补（图3C）。腹主动脉术中阻断时间约34 min，术毕可触及肠系膜上动脉、肾动脉搏动，未见到明显肠缺血和肾梗死改变，可触及双侧足背动脉搏动。术后患者转入重症监护病房继续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转往当地医院住院治疗，术后1周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术后病理：左肾恶性梭形细胞肿瘤，考虑肉瘤样癌。

目的:探讨超声在胡桃夹综合征(NCS)3D打印血管外支架植入术疗效评价中的临床价值。方法:纳入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拟行腹腔镜3D打印血管外支架植入术治疗的NCS患者41例。所有患者于术前及术后1周分别行超声及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评估左肾静脉受压情况及相关血流动力学改变。结果:术前超声显示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的夹角为(21.29±4.53)°，术后为(47.42±7.45)°，较术前显著改善( P<0.001)。术前可见左肾静脉明显受压，最细处内径仅为(1.51±0.49)mm，且血流峰值速度为(143.92±50.40)cm/s；术后超声检查显示左肾静脉受压狭窄处明显扩张，未见高速血流；术后肾门处左肾静脉内径、肾门处左肾静脉血流速度、精索静脉内径较术前均显著改善( P<0.001)。与超声检查结果类似，CTA亦发现术后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的夹角较术前显著增大[(17.59±4.56)°对(52.27±9.01)°， P<0.001]，术前CTA测得左肾静脉受压处内径为(2.09±0.86)mm，术后明显扩张，肾门处左肾静脉内径治疗后显著减小( P<0.001)。 结论:超声检查能够有效评估NCS患者3D打印血管外支架植入术治疗前后的左肾静脉受压情况及相关血流动力学改变，可为该类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价提供一种可靠方法。

目的:探讨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肠系膜上动脉（SMA）缺血的手术策略与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0年8月至2020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24例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SMA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21例，女性3例，年龄（50.3±9.9）岁（范围：44~72岁）。A型主动脉夹层（TAAD）9例，B型主动脉夹层（TBAD）15例。患者入院后均行CT血管造影检查，根据影像学特征将患者分为3型：Ⅰ型，仅SMA真腔重度狭窄或闭塞；Ⅱ型，降主动脉合并SMA真腔狭窄（分离型）；Ⅲ型，SMA上段胸腹主动脉合并SMA真腔狭窄（延续型）。根据影像学分型不同采用相应的SMA腔内治疗方法。记录患者的影像学分型、手术情况及并发症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及再干预率。结果:24例患者中，Ⅰ型17例（70.8%），Ⅱ型4例（16.7%），Ⅲ型3例（12.5%）。14例Ⅰ型患者采用TEVAR加SMA支架植入术治疗；3例Ⅰ型及1例Ⅱ型患者仅行SMA重建（1例慢性TAAD患者行髂动脉-SMA旁路术治疗）；3例Ⅱ型及3例Ⅲ型患者采用降主动脉联合SMA裸支架植入术；同期或二期行部分小肠切除术5例（20.8%）。住院期间4例患者死亡，病死率为16.7%，其中2例患者死于严重肠缺血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术后随访（46±9）个月（范围：13~72个月），期间2例患者死亡，均与肠缺血无关。患者的5年期免于再干预生存率为86.1%，5年期累积生存率为82.6%。结论:主动脉夹层合并难治性SMA缺血患者围术期病死率高，风险大，针对不同临床场景采用相应的手术策略可缓解肠缺血，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总结儿童先天性门体分流的诊治经验。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普外科及心内科的20例先天性门体分流患儿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5例。肝外门体分流9例，肝内门体分流9例，肝外合并肝内门体分流2例。4例患儿合并先天性心脏病，2例合并肝脏良性肿瘤。治疗方法采用血管内介入、手术结扎、介入与手术结合以及肝移植。分析患儿围手术期及术后随访的临床数据。结果:介入封堵分流以及手术结扎共14例，肝移植手术6例。9例肝外门体分流中，门腔分流6例，门-左肾静脉分流2例，肠系膜下静脉与髂内静脉分流1例。其中，6例一次手术结扎，2例延迟分次结扎，1例肝移植。9例肝内门体分流中，单纯封堵3例，手术结扎2例，手术加封堵1例，肝移植3例。2例肝外合并肝内门体分流均行肝移植。所有患儿术前症状均得到改善，1例肝移植术后出现脑出血。随访2~82个月，没有死亡病例，患儿生长发育较好。结论:儿童先天性门体分流应按个体化方案进行治疗，血管介入治疗为首选方式，手术结扎也是重要手段，特殊病例最终需要肝移植。

目的:探讨胰头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中清扫肠系膜上动脉左后侧淋巴结［第14cd组淋巴结（14cd-LN）］对肿瘤淋巴结分期和TNM分期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胰腺中心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连续103例胰头癌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资料，其中男性69例，女性34例，年龄［ M（IQR）］63.0（14.0）岁（范围：48.0~86.0岁）。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定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03例患者均经左侧钩突和动脉入路完成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组织学类型均为胰腺导管腺癌，肿瘤部位为胰头部40例、胰头偏钩突部45例、胰头偏颈部18例，肿瘤最大径为3.2（0.8）cm（范围：1.7~6.5 cm），肿瘤分化程度为中分化38例、低分化65例，淋巴结清扫数量为25（10）枚（范围：11~53枚），阳性淋巴结数量为1（3）枚（范围：0~40枚），淋巴结分期为N0期35例（34.0%）、N1期43例（41.7%）、N2期25例（24.3%），TNM分期ⅠA期5例（4.9%）、ⅠB期19例（18.4%）、ⅡA期2例（1.9%）、ⅡB期38例（36.9%）、Ⅲ期38例（36.9%）、Ⅳ期1例（1.0%）。103例胰头癌患者14cd-LN总体阳性率为31.1%（32/103），其中第14c组淋巴结和第14d淋巴结阳性率分别为21.4%（22/103）和18.4%（19/103）；14cd-LN清扫增加了淋巴结清扫数量和阳性淋巴结数量（ P值均<0.01），改变了6例患者的淋巴结分期，其中5例由N0期变为N1期，1例由N1期变为N2期；同时改变了5例患者的肿瘤TNM分期，其中2例由ⅠB期变为ⅡB期，2例由ⅡA期变为ⅡB期，1例由ⅡB期变为Ⅲ期。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部位为胰头偏钩突部（ OR=3.43，95% CI：1.08~10.93， P=0.037）和第7、8、9、12组淋巴结阳性（ OR=5.45，95% CI：1.45~20.44， P=0.012）是第14c组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肿瘤最大径>3 cm（ OR=3.93，95% CI：1.08~14.33， P=0.038）和 第7、8、9、12组淋巴结阳性（ OR=11.09，95% CI：2.69~45.80， P=0.001）是第14d组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胰头癌14cd-LN阳性率较高，建议进行清扫，有助于取得更准确的肿瘤淋巴结分期和TNM分期。

目的:不少外科医生对结肠脾曲的肠系膜形态认识不足，以致于在进行脾曲周围癌的完整系膜切除时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对结肠脾曲游离过程中的肠系膜形态进行连续的活体解剖观察，并从胚胎学角度，对结肠脾曲特有的肠系膜形态进行三维重建，以帮助外科医生进一步理解该区域的系膜结构。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的9例录像完整、质量合格的非连续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手术录像。全组患者均由同一组外科医师实施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以中间入路为主的"三路包抄"方式进行脾曲游离。在脾曲游离过程中，对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形态进行观察，结合胚胎学理论进行三维模拟。以胰腺腹侧尾侧缘为轴向，并连续采集4个层面的术中照片（切面1、2、3、4）。结果:脾曲游离过程的中位手术时间为31（12~55）min，中位出血量5（2~30）ml，术中1例患者出现脾下极血管损伤，予超声刀电凝止血成功。9例患者均观察到稳定的横结肠系膜根结构；横结肠系膜根位于胰腺下缘，内侧较为明显且坚韧，而在胰体尾部该结构逐渐消失，代之以光滑的相互移行的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背侧叶。通过术中观察重建结肠脾曲形态：胚胎时期横结肠系膜呈扇形移行为降结肠系膜，在其内侧（切面1至切面2），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移行处受肠系膜上动脉（SMA）的牵拉而内翻，发生对折，并受胰腺的压榨，从而形成术中观察到的横结肠系膜根结构；其外侧（切面3至切面4）远离SMA的力学牵拉，移行区未受胰体尾压榨，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移行处结肠系膜背面光滑，平躺于相对应的由胰体尾、Gerota筋膜和脾下极构成的膜床上。结论:本研究从胚胎学角度，对结肠脾曲特有的肠系膜形态进行三维模拟，提出了能稳定在术中观察到的横结肠系膜根结构。术中以胰腺腹侧尾侧缘为轴向，平Gerota筋膜水平，由内向外切断横结肠系膜根至胰体尾下缘，可保证横结肠系膜根部脂肪和淋巴组织的完全清扫。

目的:探讨血管切除技术时代，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安全要点及术后快速康复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1月至2022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行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52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18例，年龄(62±9)岁。分析患者的术中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血糖控制情况及术后生存情况。结果:52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其中48例为动脉入路联合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切除重建的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术中门静脉阻断时间为(20±5)min。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8.8%(15/52)，其中胃排空异常2例，腹泻2例，乳糜瘘2例，腹腔感染4例，胃肠瘘1例，消化道出血3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早期采用皮下注射短效胰岛素方式控制血糖，恢复饮食后采用短效联合长效胰岛素皮下注射，未出现难以控制的高血糖。52例随访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3个月，最长随访时间为38个月，42例死亡患者中37例死于肿瘤复发，4例死于心脑血管意外，1例死于肺部感染。结论:对侵犯血管的胰腺癌患者行动脉优先入路的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能提高R 0切除率，其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并无明显增加，术后血糖控制满意，生活质量得到保证。

目的:报告1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行脊柱后路矫形术后发生肠系膜上动脉综合征患者的护理。方法:患者住院期间采取禁食禁饮、胃肠减压等保守治疗方法，结合脊柱矫形围手术期护理措施。护理重点包括：肠内、肠外营养支持;制作病情观察记录表，动态监测患者病情变化；给予个性化的功能锻炼指导。此外通过出院前健康宣教、出院后随访等做好患者的出院延续性护理。结果:实施上述护理措施后，患者术后恢复良好，肠系膜上动脉综合征的症状得到有效控制，已经恢复经口进食；出院后2个月随访，患者体质量增加4 kg。结论:肠系膜上动脉综合征的治疗和护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护士应做好患者的病情观察和营养支持，并做好相应的心理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