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眼科撮要》是近代首部翻译出版的西医眼科学著作，书中系统介绍了西医眼科的临床诊断技术、相关器械以及具体疾病的知识和治疗方法，具有行文详实易懂、术语表达较为贴切等特点。对于眼病高发地区，此书的编译无论是救治病人抑或培养学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对于中国接受和传播西方眼科学知识具有重要价值。

创刊于1880年的《西医新报》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期刊,在中国近代期刊史及西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已无任何《西医新报》的原始资料.从当时一些报刊的转载和评论来看,其办刊宗旨是向华人传播西医学知识,其编辑方针为“述西医优于中医”,所传播的西医知识也基于此方针.《西医新报》还首次报道了在伦敦举行的千人国际医学学术会议.《西医新报》的创办,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更深、更新层面,其编辑方针和编辑策略对晚清民国时期西医期刊的编辑出版影响巨大.

中国翻译西方科学技术文献,常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叙始.而成册翻译西医著作是1621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邓玉函所翻译的《人身说概》.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英国船医皮尔逊所著的《种痘奇法》.在传教士西医来华后,开展有规模医疗活动是从伯驾1835年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开始.而成批翻译西医书刊是以合信、嘉约翰为代表,嘉约翰从1858年再度来华后,久居40余年,译有医书(包括与国人合作)《西药略释》《裹扎新编》等30余种….晚清翻译医学文献比较有名的西人,还有德贞和傅兰雅等.但他们翻译的医学著作都没有学校卫生的专著.

1866年,博济医院第2任院长嘉约翰在广州市仁济路购得地块重新建造博济医院,继续传播西方医学.同时,嘉约翰开始筹办学校,培训学生.这是中国西医教育正规化、系统化的肇始[1].1886年秋,孙中山进入博济医院读书,开始其西医生涯.因此博济医院在孙中山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有关博济医院教学机构的中文名称在相关文献中的记述比较混乱.笔者所见即有“博济医学班”“博济医校”“博济医学堂”“博济医学校”“南华医学堂”“南华医学校”“博济医院”“博济医局”8种.它们是分属于不同机构,还是同一机构不同时期的称呼?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名称?笔者对其辨析如下.

承载着几代皮肤科学人夙愿的《中国皮肤科学史》,于今年3 月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皮肤科学界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该书由马振友、张建中、郑怀林主编,全国百余名皮肤科专家共襄盛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等作序,历经二十年精心著述,终得以奉献给全国及国际同仁阅览.该书不仅全面客观地叙述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医,近代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成就辉煌的西医,还系统总结了在两种医学基础上,由皮肤科同仁创造的中国独具的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史.全书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让读者清晰看到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发展史的完整脉络.近代西医传入中国之初,中西两种医学就相互学习、借鉴、融合,并不断发展,如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 年-1901 年)早在1872 年著译《花柳指迷》、1873 年著译《皮肤新编》和1895年被编入中西医丛书十种的《花柳解毒神效方》中,就使用了中医病名和中药,例如使用熟石灰、硫黄、硼砂、白(蜂)蜡、猪脂、杏仁油、三仙丹、密陀僧、鸡蛋黄等,以补充西药之不足;外用制剂中使用的白(蜂)蜡、猪脂、杏仁油做软膏基质,亦取自中医中药之技术技法.孙中山、梁培基等150 名医学人才均受教于这些早期的中西医结合教材.另一美国传教医师聂会东(James Boyd Neal,1855 年-1925 年)1897 年著译的《皮肤证治》中,使用了证治的中医名词,将表皮称为"皽"、真皮称为"腠",并按中国传统文化规范了皮肤性病学名词.自此开启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学之先河.

1884年由孔庆高译、嘉约翰校正出版的《体用十章》,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生理学译著,其底本是赫胥黎所著《生理学基础教程》,然而这部译著长期被生理学史研究者所忽视.《体用十章》的内容系统而丰富,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底本相比,内容基本符合原著,仅少量未译出,个别次序做了调整,附图85幅,绘制水平不逊于原著;创译了众多生理学术语,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中国最早的西医学教育机构博济医校的教材,《体用十章》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医学专门人才,对西方生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