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医鉴定人员素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日本近代法医学教育事业迅速崛起源于不断吸收外域法医学教育资源与教学经验,最终形成基础教育与专业培训层级分明、课堂教学与案例研讨相辅相成的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通过国内培训与国际交流协作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日本法医行业发展输送专业人才.据此,本文以日本法医学专业发展史为切入点,研究其如何在近代逐渐形成法医学教育事业发展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现代法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提炼其中的优秀经验予以本地化改造,如强调实践教学环节作用、发挥职业技能培训效能以及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等,以供我国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所参考与借鉴.

中国近代口腔医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口腔医学史作为医学史与口腔医学教育研究的分支，对其研究多为通史性研究，但其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体系、发展历程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当下均未能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对中国近代口腔医学史的研究现状、内容特征进行分类总结，以期思考与创新口腔医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实证与文化性互证的角度推动口腔医学史研究，启发对口腔医学史教育的重视。

口腔医学专业期刊承载了一定时期专业领域的实践内容，是研究口腔医学发展的重要资料。我国近代（1840至1949年）出版了23本口腔医学期刊，其办刊背景、办刊主体、办刊目的、主要特点及刊载文章情况等历史细节不仅是口腔医学人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证研究近代口腔医学的基础。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和档案，考证我国近代出版的口腔医学期刊及其现存刊载文章2 260篇；进一步分析这些期刊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丰富我国近代口腔医学研究。

2022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博士诞辰140周年的纪念年。本文通过查找期刊、书籍、报纸等出版物以及档案资料，基于颜福庆在湖南的医学教育实践及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前八届毕业生的成长轨迹，梳理了颜福庆在医学教学、科研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缅怀其对医学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

地黄是一味常用的大宗药材，历代经典名方中常收录生地黄、干地黄、熟地黄、干熟地黄、生干地黄等多个品种。为理清经典名方中不同地黄炮制品的来源及品种演变关系，本文对历代本草著作进行了梳理。古今地黄均来源于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天目地黄 R. chingii Li曾作为地方品种。南北朝时期地黄已有栽培，唐宋时期栽培技术成熟；河南怀庆府自明代被认为是地黄的道地产区。《神农本草经》所载"干地黄"包括了今天的生地黄和熟地黄；《名医别录》将"生地黄"和"干地黄"相应分条描述，此时所载的生地黄为今之鲜地黄；宋代《本草图经》将"生地黄"与"熟地黄"相应描述，所载生地黄与今之生地黄相近，生地黄在宋代发生了含义的转变；"熟地黄"在秦汉时期的药方中已有记载，宋代单列并独立描述，明代熟地黄的加工方法多样，近代熟地黄加工方式趋于简化。"生干地黄"与"干熟地黄"在本草中独立成条见于明代本草，分别为今之生地黄和熟地黄，两者名称现今基本不用。通过梳理，为经典名方中地黄类药材的基原及加工提供本草学依据。

梳理中医学对慢性鼻炎的认知与命名的发展脉络，发现以鼻塞为主要特征的病症在《黄帝内经》与《武威医简》中已见记载，但未提出病名。古代医家多数未将慢性鼻炎与急性鼻炎等病严格区分，古籍中的“鼻齆”“鼻塞”“不闻香臭”“鼻窒”“鼻塞不闻”“气息不通”等病证包含相当比例的慢性鼻炎。近代中医曾将“鼻渊”“鼻齆”“鼻塞”等中医病名与西医之慢性鼻炎对应，“鼻渊”使用较广，但因词不达意而遭淘汰。1970年代，多部教材提出将“鼻窒”用作慢性鼻炎的中医病名。1980年第4版全国中医统编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首次将“鼻窒”确立为规范病名。“鼻窒”病名虽然在术语定名的单义性、科学性上也存在欠缺，但通过统编教材、标准规范、临床指南等途径的大力推介，仍被中医界普遍接受。“鼻窒”的规范化过程表明，古代文献中不存在慢性鼻炎的等价中医病名。提示中西医病名对照必须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且即便如此，也经常徒劳无功。在阅读和利用中医古籍时，必须了解术语内涵的古今差异。

显微外科是近代医学领域一门崭新的外科手术技术,它萌芽于上世纪60年代。显微外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推动了骨科、整形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外科、妇产科、移植外科等多学科的发展。1989年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成立后，我国显微外科得到蓬勃发展。面对新医科教育和新时代的召唤,显微外科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搭建好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做好人才培养是促进我国显微外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工作。

《西医眼科撮要》是近代首部翻译出版的西医眼科学著作，书中系统介绍了西医眼科的临床诊断技术、相关器械以及具体疾病的知识和治疗方法，具有行文详实易懂、术语表达较为贴切等特点。对于眼病高发地区，此书的编译无论是救治病人抑或培养学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对于中国接受和传播西方眼科学知识具有重要价值。

於达望是中国近代药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中华药典》做出了多方面的工作：著文陈述没有国家药典的弊害，介绍国外药典编纂情况，上书卫生行政部门，对之最终决定编纂产生积极的影响；主持、参加审查药学名词，为编纂清除文字障碍；与孟目的主持编纂，几易其稿，始克完成；主持印刷过程中繁琐的校对工作，保证药典得以顺利付梓；著文介绍《中华药典》，为之编订索引，补遗拾缺，实验验证，并提出改版建议。於达望之于《中华药典》表现出的勇于担当、坚持不懈、团结合作和任劳任怨的精神，是其药学救国、报国之志的体现，对于今天科技工作者仍具有教育和借鉴意义。

日本"古方学派"著名学者山胁东洋(1706—1762)发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关于身体结构的描述存在差异，于1754年在京都进行了一次尸体解剖，这次解剖被认为是日本解剖学发展的开端，通常被描述为山胁东洋个人的成就。然而，仔细梳理史料却可以发现，日本对解剖的兴趣并不是在此时突然出现，而是伴随着17世纪中期西方医学的到来而开始。笔者论证了外国和本土的医学、社会、政治及宗教因素如何逐渐激发日本人对尸体产生新认识，并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解剖观察的价值。早在山胁东洋解剖人体之前的几十年，一位眼科医生就发现了眼睛的功能，他通过观察腐尸绘制了骨骼连接图，并将这种观察方法作为获取新知识的手段。山胁东洋的成就不在于他获得的解剖结果，而在于他的解剖获得了政府允许，成果付诸出版，为后来的解剖者开创了先河。在山胁东洋的效仿者中，河口信任的突破性成就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认可。1770年，河口信任进行了一次解剖，他既没有参阅古籍，也没有因为刀和体液的刺激引发超然的联想和敬畏之心，而是通过测量大小、确定位置、观察颜色等"临床"研究方法，进行了一次旨在获得新知的冷静而大胆的尝试。文章最后对日本和欧洲解剖插图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