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近年来上海市公立医院白内障摘除手术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调查研究。结合“上海市眼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和2014年“全国眼科能力调查表”，分析2013至2015年上海市公立医院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情况及眼科医师开展白内障摘除手术情况。对城区、近郊和远郊三级医院及二级医院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总量、院平均手术量、手术医师的年人均手术量等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2013至2015年分别纳入二级医院58、52、53家，三级医院29、33、32家。上海市公立医院的白内障摘除手术量由2013年45 870例增长到2015年的51 946例，总体增长了13.25%。3年间公立医院白内障摘除手术总量为149 435例，其中三级医院完成106 106例，占总量70%以上，其中80%在城区三级医院完成。城区三级医院白内障实际手术医师267人，占全市三级医院实际手术医师总数309人的86.4%。3年间城区二级医院白内障摘除手术量为19 196例，占二级医院总数43 299例的44.3%。三级医院的总手术量和手术医师数均多于二级医院，城区三级医院的平均手术量及实际手术医师的年平均手术量远高于城区二级医院，但远郊三级医院的平均手术量和手术医师的年平均手术量均低于远郊二级医院。结论:城区公立医院过于密集，以及郊区二级医院服务能力不足，造成了上海市公立医院白内障摘除手术量增速极缓，甚至已出现下降。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615-620）

目的:探讨三棱镜递减治疗法对小度数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短期疗效。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8年10月至2020年6月在山西省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门诊行三棱镜递减治疗的斜视度数≤25三棱镜度（PD）的17例急性共同性内斜视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6例，女性11例，年龄14~60岁。三棱镜递减治疗法为首次给予患者压贴欠矫度数的三棱镜，随患者斜视度数的减小逐渐递减压贴的三棱镜度数。所有患者治疗6个月时统计治疗效果。治愈标准为摘掉三棱镜、复视消失及眼位正位。比较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的斜视度数、近立体视（Titmus立体视觉图）、Worth四灯试验、同视机融合功能并分析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统计学方法主要为配对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检验及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7例患者中15例为近视眼，2例为正视眼。治疗前戴屈光矫正镜看远的斜视度数为（15.76±5.24）PD，看近的斜视度数为（13.94±5.83）PD。治疗6个月随访时，7例患者达治愈标准；其余10例患者看远、看近斜视度数分别为（10.60±7.16）、（9.80±6.00）PD，与治疗前的看远、看近斜视度数（17.50±5.40）、（16.10±5.47）PD比较均明显减小（ t=3.69，4.10；均 P<0.01）。17例患者Titmus立体视觉图检查结果，治疗前2例为立体盲、6例为周边立体视、3例为黄斑立体视、6例为中心凹立体视，经三棱镜递减治疗6个月3例为黄斑立体视、14例为中心凹立体视；Worth四灯试验结果，治疗前看远、看近时看到4个灯的患者分别为0、2例，治疗后分别为7、9例；治疗后Titmus立体视觉图（ Z=-2.99）和Worth四灯试验结果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同视机分开性融合和集合性融合范围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病程、治疗前斜视度数、Titmus立体视觉图检查结果、屈光度数、年龄与治疗效果均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7例治愈患者继续观察6~24个月（中位数11个月），均未发现内斜视及复视复发。 结论:三棱镜递减治疗法能在短期内有效改善小度数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斜视度数和双眼视功能，治疗6个月时部分患者可摘掉三棱镜，眼位正位，复视消失。

目的:观察共同性水平斜视患者水平直肌中睫状前血管（ACV）的数量及解剖特点。方法:横断面研究。征集2016年7月至2019年9月于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拟行斜视矫正手术的共同性水平斜视患者，排除既往有眼部手术史者。截取斜视矫正手术视频中水平直肌中ACV图像，观察ACV的形态特点，比较内、外直肌中ACV数量以及形态上分布的差异。在不保留ACV的肌肉截除手术后，选择长度约4 mm、带有完整肌鞘的手术截除内直肌或外直肌组织，HE染色后观察ACV的动静脉属性以及其在肌肉和筋膜组织中的分布情况。采用χ 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387例共同性水平斜视患者（内斜视176例、外斜视211例），其中男性198例，女性189例；年龄1~68岁（中位数为13岁）。383例患者的742条水平直肌的ACV图像显示，351条内直肌中分别有24条（6.8%）、163条（46.4%）、164条（46.7%）内直肌含有1、2、≥3根（或束）ACV；391条外直肌中分别有161条（41.2%）、156条（39.9%）、74条（18.9%）外直肌含有1、2、≥3根（或束）ACV，ACV在内、外直肌中数量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33.87， P<0.01）。根据ACV的数量及形态学特点，内、外直肌中ACV可分别分为4类3型3亚型及3类3型2亚型；31.6%（25/79）的患者双眼内直肌中ACV属于同一类型，26.1%（29/111）的患者双眼外直肌中ACV属于同一类型，内、外直肌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69， P=0.41），但同一患者左、右眼中同一类型的ACV，其具体形态也不完全相同。内、外直肌中存在交通支的ACV比例分别为3.7%（13/351）和24.3%（95/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3.07， P<0.01）。4例患者的内直肌或外直肌组织HE染色显示，ACV中包含了动脉和静脉，内直肌中ACV分布于肌肉组织和筋膜组织，外直肌中ACV仅分布于筋膜组织。 结论:与外直肌不同，共同性水平斜视患者中近50%的内直肌包含3根（或束）以上的ACV。内、外直肌中ACV形态具有多样性，外直肌中ACV交通支比例更高。ACV中动、静脉共存，内直肌中ACV分布于肌肉和筋膜组织，外直肌中ACV仅分布于肌肉表面的筋膜组织。（中华眼科杂志， 2020， 56： 197-204）

遗传性视网膜疾病（IRD）是一组具有高度遗传和临床异质性的单基因遗传性眼病，可通过基因检测明确临床诊断。近30年现代分子遗传学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基因检测的检出率和准确性，给IRD患者带来了希望。但由于各种IRD临床表型之间的重叠，同一致病基因的变异可导致不同的临床表型，IRD患者基因诊断的复杂性仍然存在。针对这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眼科医师应重视患者临床表型的全面评估，准确选择基因检测方法，合理判定致病基因和变异，从而指导患者下一步的治疗和遗传咨询。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中失吸的发生率、发生特点、处理方法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眼科行SMILE时术中发生失吸的患者16例（16眼），对其发生率、眼别、性别、失吸部位、失吸发生时眼球转动方向、处理方法及预后情况进行分析。其中眼别、性别构成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共纳入行SMILE患者1 698例（男517例，女1 181例），3 365眼（右眼1 692只，左眼1 673只），术中发生失吸16例（16眼），发生率为0.46%。其中右眼9只（9/16），左眼7只（7/16），男5例（5/16），女11例（11/16）。不同性别（ χ2=0.005， P=0.944）、不同眼别（ χ2=0.229， P=0.632）失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失吸位于激光扫描直径（3.62±2.55）mm处，多在直径2 mm内。按失吸部位分为：透镜底层失吸4眼（1/4），其中2眼当即改为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另2眼当即改为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LASEK）；透镜边切失吸1眼（1/16），当即改为LASEK；透镜上层失吸10眼（5/8），其中8眼当即重吸并继续行SMILE扫描上层及做小切口，分离并完整取出透镜，1眼3周后重新行SMILE并完整取出透镜，1眼当即重吸并继续行SMILE，但发生再次失吸而在2周后改行LASEK；上层边切失吸1眼（1/16），直接用5 ml注射器针头划开上层边缘并完整取出透镜。按失吸发生即刻眼球转动方向分为：鼻上2眼（2/16）、颞上9眼（9/16）、鼻下2眼（2/16）、颞下2眼（2/16）、正下1眼（1/16）。所有失吸病例术后3个月均达术前最佳矫正视力。 结论：:SMILE术中失吸的发生率低，多发生于扫描透镜的上层和近瞳孔中央区。Bell现象为失吸的主要原因。不同的失吸部位和状态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经过合理的处理后仍可获得良好的术后远期视力。

目的:比较4种非球面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后IOL偏心和倾斜的差别及术眼的客观视觉质量。方法: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连续纳入2020年4至6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拟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IOL植入术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按植入的IOL类型（ZCB00、SN60WF、A1-UV、AO）分为4个组，每组右眼与左眼各30只。于术前及术后1 d、1周和1个月测量晶状体或IOL的偏心值与倾斜度（使用CASIA2扫描仪）及术眼波前像差、客观散射指数（OSI）、传递调制函数截止频率（MTF cut off）和斯特列尔比值（SR）。双眼患者均取右眼数据，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所有纳入眼的眼别间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共招募181例（240只眼）患者，其中169例（224只眼）完成随访（右眼114只，左眼110只），男性77例，女性92例，年龄（69±9）岁。4个组间性别分布、年龄、眼轴长度、术前晶状体偏心值和倾斜度以及IOL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 d、1周及1个月，4个组间IOL偏心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7.11、6.12、4.66，均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SN60WF组术后1 d及1周的IOL偏心值均大于另外3个组，术后1个月的偏心值为（0.259±0.101）mm，大于ZCB00组的（0.177±0.099）mm和AO组的（0.163±0.122）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NK- q检验，均 P<0.05）。术后1个月ZCB00组、SN60WF组、A1-UV组和AO组的IOL倾斜度分别为（4.806±1.129）°、（5.080±1.309）°、（4.586±1.338）°、（5.112±1.406）°，术后各时间点4个组间IOL倾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内术后不同时间的IOL偏心值及倾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个月，4个组间IOL偏心值与倾斜度在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内右眼与左眼的IOL偏心值及倾斜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均有向鼻下方或向颞下方倾斜的趋势。术后1个月，在4 mm和6 mm瞳孔直径下，4个组间眼内球面像差（ F=131.32、85.17）及全眼球面像差（ F=46.64、47.55）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进一步两两比较，AO组均大于另外3个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NK- q检验，均 P<0.05）。4个组间OSI、MTF cut off和S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4种非球面IOL植入晶状体囊袋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偏心与倾斜，但差别未显示出临床意义；术眼对轻度IOL偏心与倾斜有良好的耐受性，视觉质量良好。

患者，女，40岁，因"双眼复视2周"于2020年12月21日至嘉兴市中医医院眼科就诊。患者1个月前骑电瓶车摔伤，左肩部着地受伤，未伤及头面部，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左侧锁骨断裂，予以左侧锁骨整复手术。查体：一般情况可。眼科检查：裸眼视力（UCVA）右眼0.6，左眼0.4，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0。眼压右眼28.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8.4 mmHg。眼球突出度：右眼19 mm，左眼12 mm，眶距104 mm。右眶部可闻及吹风样杂音，压迫颈动脉杂音消失。右眼上睑下垂，球结膜充血水肿+++，血管扩张迂曲。根据判定标准 [1]：以角膜映光点为参照，对眼球运动障碍采用五级分度法：0代表运动不受限，-1为轻度受限（眼球运动度30°~35°），-2为中度受限（20°~25°），-3为重度受限（10°~15°），-4为完全受限（小于5°）。本例患者眼球运动为外转，内转完全受限（-4），上转、下转中度受限（见图1A），瞳孔散大5.0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迟钝，眼底见视乳头边界清，色淡红，C/D≈0.4，未见静脉搏动，黄斑部中心凹反光可见，视网膜动静脉比1：2。眼眶CT检查示右侧眼上静脉增粗（见图2A）。诊断：右侧颈动脉海绵窦瘘，右眼继发性青光眼。转神经内科后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见图3A）和颈内动脉3D重建检查（见图3B），明确诊断为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遂行介入手术治疗，术后1 d患者诉双眼复视现象消失。眼科检查：UCVA右眼0.6，左眼0.4，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0。眼压右眼19 mmHg，左眼18 mmHg。眼球突出度：右眼13 mm，左眼12 mm，眶距105 mm。右眼眼球转动好转，其中上转、外转、下转无明显受限，内转轻度受限，上睑下垂好转，球结膜充血消失，瞳孔圆约4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可，眼底视盘界清、色淡红，黄斑中心凹反光可见。眼眶CT示眼上静脉直径较术前明显减小（见图2B）。术后3、6个月复查，患者无复视症状，眼球转动稍好转，但未完全恢复。术后1年复查，眼科检查示眼球各方向运动无受限（见图1B）。

目的:分析内源性肺炎克雷伯杆菌性眼内炎(EKPE)患者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2017年1月至2021年3月EKPE 9例(10眼)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入院后均予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并查找原发灶。入院后均急诊行玻璃体内抗生素注射术，8眼行玻璃体切除术。收集术眼的房水及玻璃体进行微生物培养。随访1个月~2年，进行效果观察。结果:末次随访时，5眼保留了视力，5眼行眼内容摘除术。首诊眼科的5例(5眼)，4眼行眼内容摘除术。结论:首诊眼科的EKPE预后差，眼科应早诊断，早治疗，以保住眼球及残余视力。

目的:观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血浆外泌体、微囊泡（MV）、血浆和玻璃体中炎症相关蛋白S100A8的表达，并于糖尿病大鼠模型中进行验证，初步探讨其在DR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和基础研究。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住院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患者以及同期健康体检者共计73名纳入研究。其中，采集血浆32名，收集玻璃体液41名，并据此分为血浆样本研究队列和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将受试者分为未发生眼底改变的单纯糖尿病组（DM组）、非增生型DR组（NPDR组）和增生型DR组（PDR组）；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NC组）。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中对照组为黄斑前膜或黄斑裂孔患者玻璃体液。超速离心法分离血浆外泌体和MV。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粒度分析仪、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鉴定外泌体和MV。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S100A8质量浓度。18只健康雄性Brown Norway大鼠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组，每只9只。糖尿病组大鼠经链脲佐菌素诱导建立糖尿病模型。建模后5个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Western blot检测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S100A8的表达情况。两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计量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血浆中成功分离得到具有各自特征的外泌体和MV。PDR组患者血浆外泌体和玻璃体S100A8浓度均高于NPDR组、DM组、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9、0.020、0.002、0.002， P<0.000、<0.000 ）。血浆样本队列研究4个组受试者血浆、血浆MV的S100A8质量浓度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83、0.015 ， P=0.836、0.996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视锥视杆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均表达S100A8蛋白。与正常对照组大鼠比较，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S100A8表达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028， P=0.001 ）。 结论:循环外泌体中S100A8蛋白水平随2型糖尿病患者DR严重程度明显增高。S100A8可能是DR炎症环境的影响因素，是潜在的抗炎治疗靶点。

患儿，男，2岁5个月，系第2胎第2产，36周 +4顺产，有吸氧史、保温箱史及新生儿抢救史，出生时缺氧性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肺透明膜病。患儿2个月（2018年5月8日）时于潍坊眼科医院就诊，行新生儿眼底筛查时发现双眼先天性白内障（见图1），行眼科A超和B超检查。A超测量双眼眼轴长度（Axis length，AL）均为17.98 mm，B超检查双眼眼后段未见明显异常，泪道冲洗示双眼泪道阻塞。患儿3个月（2018年6月11日）时于潍坊眼科医院全身麻醉下分别行双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晶状体后囊膜切除术+前部玻璃体切割术，术中发现双眼晶状体后囊膜发育不完全，且视轴区后囊膜局限性混浊，直径约3 mm；术后患儿配镜并行视觉训练，至6个月（2018年9月18日）时发现患儿体格及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建议患儿于儿科会诊。儿科行全身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示：患儿特殊面容，包括面容耳大、鼻梁高、下颌小，喉鸣音，四肢肌张力低下，右侧隐睾，下牙龈囊肿，尿常规检测见蛋白尿（+），肾脏B超未见明显异常。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在 OCRL基因上发现1个位于X染色体（chrX128696700）的半合子突变，为蛋白编码区的第1182位碱基（c.1182dutT）发生移位导致的氨基酸改变（p.A395Cfs*21），其父母均未检测出该基因异常，确诊Lowe综合征。2年来患儿一直于当地医院儿童康复科行康复训练及视觉训练。患儿于2020年8月3日至潍坊眼科医院就诊。入院后行心脏及肾脏彩超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尿常规化验结果示：尿白细胞（+-），尿酮体（+-），尿蛋白（+）。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角膜透明，前房深度正常，房水清，瞳孔圆，直径约3 mm，对光反应略迟钝，无晶状体，后膜囊瞳完整，眼底检查不配合（见图2）。角膜映光检查：左眼注视，右眼外斜约20°；右眼注视，左眼外斜约20°。A超检查示右眼AL 19.20 mm，左眼AL 19.25 mm。双眼B超检查示：眼后段未见明显异常（见图3）。患儿分别于2020年8月4日及8月11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双眼Ⅱ期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术中植入人工晶状体。术后左右眼眼压（ICare回弹式眼压计）分别为18.9、19 mmHg（1 mmHg=0.133 kPa），患儿眼球震颤较术前减轻，能追物。术后2周、4周、3个月复诊时较之前可更快抓取目标物体，行走时有效避开障碍物，患儿家属对治疗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