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蔡氏套管器在胃肠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前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胃癌，或术前钡灌肠造影提示乙状结肠冗长或横结肠冗长；（2）具备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3）体质指数<30 kg/m 2（经肛门手术）和35 kg/m 2（经阴道手术）；（4）女性患者经阴道取标本者无阴道狭窄或粘连；（5）结肠冗长症患者年龄为18~70岁，具有顽固性便秘病史且病程10年以上者。排除标准：（1）合并肠穿孔、梗阻的结直肠癌，或合并胃穿孔、胃出血、幽门梗阻的胃癌；（2）合并肺、骨远处转移或无法同期切除的肝转移；（3）有腹部大手术史或存在肠粘连；（4）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按照上述标准，2014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应用蔡氏套管器行NOSES手术共治疗209例胃肠肿瘤和25例结肠冗长症患者，其中中低位直肠癌14例，行外翻拖出式NOSES直肠癌根治术；左结直肠癌171例，行NOSES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右结肠癌12例，行NOSES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胃癌12例，行NOSES系统性胃系膜切除术；结肠冗长症25例，行NOSES结肠次全切除术。均采用自制免辅助切口肛门套管器——蔡氏套管器（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410168748.2）取标本。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234例患者中，男性116例，女性118例；年龄（56.6±10.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施行NOSES手术，无中转开腹者，无手术相关死亡者。术后环周切缘阴性率为98.8%（169/171），仅2 例阳性，均为左结直肠癌组患者。术后37例（15.8%）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出现吻合口漏11例（4.7%），吻合口出血3例（1.3%），腹腔内出血2例（0.9%），腹腔感染4例（1.7%），肺部感染8例（3.4%）。术后再手术7例（3.0%），均为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术后30 d内总再入院率为0.9%（2/234）。随访（18.3±3.6）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7%。209例胃肠肿瘤患者有5例（2.4%）局部复发，均为吻合口复发；16例（7.7%）远处转移，其中肝转移8例，肺转移6例，骨转移2例。结论:蔡氏套管器辅助的NOSES手术在胃肠道肿瘤根治术及结肠冗长症行结肠次全切除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评估空肠营养管置入对幽门不全梗阻性胃癌患者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0年5月至2022年5月行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的151例胃窦癌合并幽门不全梗阻患者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其中，术中留置空肠营养管69例（空肠营养管组），术中未留置营养管的患者82例（常规组）。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围手术期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首次进食时间、首次排气时间、引流管拔除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于术后30 d内）发生情况。 结果: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围手术期无死亡病例。与常规组比较，空肠营养管组手术时间更长［（209.2±4.7）min比（188.5±5.7）min， t=2.737， P=0.007］，但术后首次进食时间［（2.7±0.1）d比（4.1±0.4）d， t=3.535， P<0.001］、首次排气时间［（2.3±0.1）d比（2.8±0.1）d， t=3.999， P<0.001］、引流管拔除时间［（6.3±0.2）d比（6.9±0.2）d， t=2.123， P=0.035］及术后住院时间［（7.8±0.2）d比（9.7±0.5）d， t=3.282， P=0.001］均更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空肠营养管组与常规组在术中出血量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1.1±9.0）ml比（111.4±8.7）ml， t=0.826， P=0.410］。术后早期并发症总体发生率为16.6%（25/151）。两组术后早期总体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胃窦癌合并幽门不全梗阻的患者在接受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中留置空肠营养管是安全可行的，在术后恢复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目的:评估术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Cape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SOX（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方案治疗免疫治疗敏感型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治疗前经内镜活检证实为免疫治疗敏感的LAGC或AEG患者，包括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Epstein-Barr病毒编码RNA（EBER）阳性3种类型患者，术前均给予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作为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策略。排除免疫系统疾病、发生远处转移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病理完全缓解、临床完全缓解、主要病理缓解、R 0切除率、手术转化率以及治疗安全性［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和手术并发症情况］。 结果:共纳入39例患者，男28例，女11例；中位年龄62（44~79）岁。全组患者中，14例最初被认为不可切除者经治疗后均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手术转化率：14/14）；其余25例患者中23例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另外2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去手术策略”，选择等待观察。全组37例（94.9%）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R 0切除率为100%（37/37），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8.6%（18/37），主要病理缓解率为62.2%（23/37）。24例CPS≥5（非MSI-H/dMMR和非EBER阳性）患者中，有1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CPS=95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8例MSI-H/dMMR患者中，6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临床完全缓解。7例EBER阳性患者中，有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3例患者术前活检标本与术后手术标本（不包括主要病理缓解患者）CP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769±5.570）比（15.538±16.870）， t=2.287， P=0.041］。全组39例患者术前免疫治疗耐受良好，9例（23.1%）出现Ⅰ~Ⅱ级irAE，未发生Ⅲ~Ⅳ级irAE。5例患者治疗前伴有幽门梗阻，经治疗后恢复正常饮食。全组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9%（7/37），其中ⅢA级吻合口漏1例，ⅢA级肠梗阻1例，Ⅱ级腹腔出血1例，Ⅱ级腹腔感染2例，术后Ⅰ级肠梗阻1例，1例患者术后感染COVID-19，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 结论:术前应用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方案治疗CPS≥5、MSI-H/dMMR和EBER阳性这3种类型的LAGC或AEG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手术转化率、R 0切除率和完全缓解率。

目的:探讨胃空肠转流术联合转化治疗后根治性切除治疗胃癌合并幽门梗阻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10例初始不可切除胃癌合并幽门梗阻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8例，女2例；中位年龄为53岁，年龄范围为41~59岁。病人均行胃空肠转流术联合转化治疗后根治性切除的“夹心疗法”。观察指标：（1）胃空肠转流术及术后情况。（2）转化治疗及并发症情况。（3）根治性切除术及术后情况。（4）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并发症、疾病无进展生存、肿瘤复发及死亡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3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胃空肠转流术及术后情况：10例病人均行联合第4sb组淋巴结清扫的改良胃空肠转流术，未发生术中严重并发症、中转开腹及术中死亡。手术时间为73 min（60~87 min），术中出血量为33 mL（20~110 mL），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为3 d（2~6 d），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为4 d（4~9 d）。1例病人术后发生吻合口出血（Clavien-Dindo Ⅱ级），经输注血制品治疗后好转。（2）转化治疗及并发症情况：10例病人中，9例完成4个疗程FLOT治疗方案，1例行2个疗程FLOT方案后发生吻合口水肿（Clavien-Dindo Ⅱ级），暂停化疗。10例病人中，部分缓解6例，疾病稳定4例。6例部分缓解病人中，4例由cT4b期降为T4a期，与横结肠系膜及胰腺包膜的关系较初次手术探查时清晰；2例治疗前淋巴结融合成团病人淋巴结明显缩小。4例疾病稳定病人中，3例淋巴结退缩情况不明显，1例初次手术探查时发现腹膜转移，化疗后影像学难以评估。10例病人中，2例化疗期间发生血糖升高（Clavien-Dindo Ⅰ级），予胰岛素治疗后好转。（3）根治性切除术及术后情况：10例病人均在转化治疗后行根治性切除术。4例疾病稳定病人中，3例治疗前淋巴结融合成团，再次手术探查时发现淋巴结与周围组织间隙明显，行根治性切除术；1例腹膜转移再次手术探查时发现腹壁结节及网膜结节均为纤维性瘢痕化表现，行根治性切除术。10例病人根治性切除手术时间为148 min（95~195 min），术中出血量为108 mL（100~180 mL），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为3 d（2~7 d），术后首次进食流质食物时间为4 d（3~9 d），总住院时间为11 d（10~21 d），术后住院时间为8 d（7~16 d）。10例病人中，2例术后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淋巴结清扫数目为（25±6）枚。10例病人病理学检查情况：T1期1例，T3期5例，T4a期4例；N0期1例，N1期2例，N2期3例，N3期4例；肿瘤退缩分级1a级3例，1b级 1例，2级4例，3级2例。（4）随访情况：10例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9~13.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6.0个月。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为6.0个月。随访期间，1例病人发生术后胃排空障碍（Clavien-Dindo Ⅱ级），经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胃空肠转流术联合转化治疗后根治性切除治疗胃癌合并幽门梗阻安全、可行。

本文报道胃部异位胰腺恶变1例。患者男，53岁。上消化道造影示胃窦部占位并幽门不完全性梗阻。CT检查示胃窦后壁呈结节状增厚，密度均匀，边缘尚光整，相应管腔狭窄，增强后病灶呈明显持续性强化；经手术病理诊断为异位性胰腺组织并癌变（胰腺型导管癌）。

建立营养通路是恶性肿瘤患者实施营养治疗的前提和基础。鼻胃管、鼻肠管和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口是临床上常用的肠内营养（EN）通路。当恶性梗阻性黄疸（MOJ）患者合并幽门或十二指肠起始段梗阻时，上述EN通路通常难以建立。为此，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护人员设计了一种可经"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TCD）"通路放置的新型胆-肠营养管，解决了上述难题，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20 2 0283951.5，ZL 2020 2 0288938.9）。新型胆-肠营养管有双腔管和单腔管两种类型，由管头、管体、尾环和显影环组成。双腔管管体双腔道设计实现了胆汁内引流与EN同步实施；单腔管用于胆管金属支架置入术后的营养液输注，可不受营养液类型限制。两种营养管的尾环均置于空肠上段，可减少逆行感染和意外脱管。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专利结构简单、设计合理，经PTCD通路放置安全、有效，为MOJ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EN通路。

目的 对比单孔+1 孔3D腹腔镜手术(SILS+1)与传统多孔3D腹腔镜手术(CLS)对进展期远端胃癌患者的近期疗效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 年3 月至2022 年11 月我院胃肠外科收治的245 例进展期远端胃癌患者资料,按照手术方式的不同分为CLS组(n=125)和SILS+1 组(n=120 例),对比分析临床资料及指标包括:基线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及输血量、皮下气肿发生率、中转开腹情况、切除淋巴结总数、切缘阴性率、术后疼痛评分(VAS)、切口美容评分、术后肠内外营养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总费用等.结果 两组患者术前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肿瘤术前分期、既往基础病史(高血压、糖尿病、COPD、冠心病、腹部手术史)、肿瘤位置及是否合并幽门梗阻方面等基线指标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ILS+1 组切口美容评分 SCAR 更高[(2.10±0.40)分 vs.(3.29±0.51)分,P<0.05],术中失血量更少[(94.29±107.65)ml vs.(126.64±104.58)ml,P<0.05],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更快[(2.59±0.56)d vs.(2.90±0.50)d,P<0.05)].SILS+1 组手术耗时更长[(231.21±40.58)min vs.(203.66±54.78)min],气管插管时间也更长[(273.00±48.16)min vs.(249.22±62.72)min],但是其术中切除淋巴结总数更为彻底,切除数量更多[(28.14±12.02)vs.(24.14±11.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ILS+1 组患者术后第 1 天、术后第2 天、术后第4 天VAS评分较CLS组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肿瘤切缘均为阴性,在术中输血、中转开腹情况、皮下气肿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术后3 天的腹腔引流量、肠内外营养时间、住院时长和住院费用上并无差异(P>0.05).在术后并发症方面,SILS+1 组出现 4 例深静脉血栓事件、CLS组出现5 例,两组中均出现1 例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SILS+1 组肺部感染、腹腔感染、切口感染、吻合口瘘、术后出血、肠梗阻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要低于CL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就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术后早期恢复指标而言,SILS+1 治疗进展期远端胃癌的近期疗效优于CLS,但SILS+1 手术时间略长于CLS,SILS+1 治疗进展期远端胃癌的价值亟待高质量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研究.

先天性幽门闭锁( congenital pyloric atresia, CPA)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胃出口梗阻性疾病,占胃肠道闭锁 1％,新生儿发病率约为 1/10 万[1,2]. CPA分为3 种类型:Ⅰ型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幽门前瓣膜,瓣膜可有孔或无孔;Ⅱ型表现为胃和十二指肠之间无间隙的实性闭锁;Ⅲ型表现为胃和十二指肠之间完全不连续的离断型[3]. CPA产前诊断较为困难,可表现为羊水过多及胎儿胃腔扩张[4]. CPA 患儿出生后主要表现为非胆汁性呕吐, Ⅱ、Ⅲ型及瓣膜无孔的Ⅰ型CPA在出生后早期即出现症状;瓣膜有孔的Ⅰ型CPA,在婴儿期或幼儿期才出现症状[5] . 2022 年5 月我院收治 1 例Ⅱ型CPA新生儿, 通过胃镜联合腹腔镜进行诊断,完全腹腔镜手术治疗成功,报道如下.

消化性溃疡(PU)是消化内科常见疾病,胃和十二指肠为好发部位,除表现有节律性、周期性上腹部疼痛外,常伴有恶心呕吐、嗳气、反酸等,严重者可出现出血、穿孔、梗阻、癌变等并发症[1].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作息饮食不规律,过度饮酒,PU患者的数量呈现逐年增加趋势[2].PU致病因素复杂,其中幽门螺杆菌(Hp)感染是PU的重要影响因素[3].据统计全球约50％的人口感染过Hp,我国Hp的感染率为40％～90％;西医治疗以抗Hp感染、抑酸和消化道黏膜保护为主[4],虽然对Hp根除率较高,但存在诸多不良反应,且易产生耐药.

1 临床资料患者女性,63 岁 , 主因"腹部隐痛 4 个月"于2015 年 7 月 16 日入院.现病史:患者 4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脐周隐痛伴有呕吐、排气排便减少,于外院行胃镜检查诊断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胆汁反流,反流性食管炎,幽门管浅溃疡,腹平片显示部分小肠积气扩张,予禁食补液灌肠对症治疗 3天后好转,但回家进食后再次出现类似症状,辗转多家医院诊治,均予对症治疗 3 ~ 5 天可缓解,如此反复.半月前患者转至本院急诊就诊,表现为脐周持续隐痛,阵发性绞痛,未见肠型,伴有呕吐,排气排便减少,无发热、皮疹、脓血便等,行立卧位腹平片示小肠多发气液平面,小肠梗阻可能,腹部CT 亦提示小肠梗阻可能,予禁食补液灌肠对症等治疗 1 周后好转,甘露醇通便后行肠镜检查未见异常,患者自觉症状完全缓解,要求离院.今日再次因相同症状就诊,以"腹痛待查、小肠不全肠梗阻"急诊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