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58岁。诊断血管免疫母细胞T细胞性淋巴瘤，使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治疗6个月后出现颜面、四肢及躯干皮疹伴皮肤变硬，双腕、肘和膝关节僵硬并功能受限，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多（0.07×10 9/L升至3.3×10 9/L），双前臂磁共振成像示皮下组织增厚，T 2压脂序列（T 2WI）示肌群间肌筋膜信号增高，增强后明显强化。右前臂皮肤活检病理示，筋膜层增厚及纤维化，淋巴细胞、浆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最终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嗜酸性筋膜炎（EF），予甲泼尼龙 40 mg/d+甲氨蝶呤10 mg/周+巴瑞替尼4 mg/d治疗1个月后，患者皮肤肿胀硬化较前明显减轻，关节功能改善，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降至正常（0.17×10 9/L）。ICI相关EF属少见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检索国外文献报道的20例EF患者，结合本例共21例患者，使用ICI至出现EF的中位时间12（8，15）个月，临床表现以皮肤受累（19例）、关节功能受限（11例）、肌痛/肌无力（9例）为主。16例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17例患者经3（1，8）个月的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嗜酸性粒细胞恢复正常。提示EF是ICI的一种可致功能障碍的不良反应，接受肿瘤免疫治疗的患者应关注EF的相关症状，尽早治疗对预防长期并发症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 1，PD-1）抗体及其配体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抗体作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家族中的明星成员，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肿瘤患者的治疗，而与之相关的心血管损伤事件也不再少见，现已成为肿瘤心脏病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将就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抗体等所带来的心血管损伤进行综述，介绍其致病机制、临床表现及治疗手段等。

肺癌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是其重要的病理类型，对于不可手术的驱动基因阴性的晚期NSCLC患者来说，一般先采用同步放化疗，但部分患者易出现治疗不耐受及疾病进展的情况。免疫治疗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但单纯免疫治疗起效慢、易出现耐药，因此各种联合治疗的研究正在不断开展，文章就免疫治疗、放疗、以及免疫联合放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霍奇金淋巴瘤（HL）的发病率占全部淋巴瘤的5%~10%，尽管标准一线化疗组合ABVD方案（多柔比星+博来霉素+长春碱+达卡巴嗪）对HL患者的治愈率较高，但我国仍有约20%患者一线治疗后进展或复发。复发患者经过挽救化疗后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使无进展生存时间略有改善，但总体治愈率仅50%左右，移植前治疗能否达到完全缓解对于移植后能否实现长期无进展生存至关重要，因此一线化疗失败及难以耐受化疗的患者需要有效的解救治疗及移植前桥接方案。近年来，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单抗在治疗复发难治HL中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单药治疗暴露出了诸多不足。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含PD-1单抗联合治疗的临床试验结果，并以分子免疫学和临床前研究为基础介绍了一些有潜力的联合治疗方案，包括PD-1单抗联合细胞毒性药物方案、PD-1单抗联合表观遗传药物方案、PD-1单抗联合细胞衔接蛋白方案、PD-1单抗联合其他免疫调节剂方案、PD-1单抗联合过继性细胞免疫疗法方案、PD-1单抗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从临床效果和作用机制等方面阐释了目前不同联合治疗方案的优劣，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单抗联合化疗在Ⅱ～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前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13例Ⅱ～Ⅲ期NSCLC患者接受PD-1单抗联合化疗作为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治疗方案为每21 d为1个治疗周期，2个周期后评价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截至2019年12月2日，全组患者影像学评价客观有效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61.5%和100%。治疗后分期下降率为61.5%(8/13)。手术切除率为38.5%(5/13)，显著病理缓解(MPR)率为60.0%(3/5)，完全病理缓解率为20.0%(1/5)。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主要的3～4级不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减少(38.5%)和白细胞减少(23.1%)，未见明显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接受手术的患者围手术期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结论:对于Ⅱ～Ⅲ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联合化疗作为新辅助治疗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围手术期安全性好、MPR率高等特点。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是Ⅱ～Ⅲ期NSCLC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新辅助治疗方案。

近年来，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PD-1/PD-L1）通路作为肿瘤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部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方式带来了变革。抗PD-L1抑制剂的疗效与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呈正相关。但是，现阶段各种PD-1/PD-L1抑制剂均有不同的PD-L1表达检测技术。因此，如何高效、准确的检测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PD-L1表达的临床意义、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研究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virus, SFTSV)感染致细胞程序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 PCD)形式，并进一步于蛋白水平探讨细胞焦亡的存在，为研究SFTSV致病机制提供新的思路。方法:用不同感染复数(multiplicity of infection, MOI)SFTSV感染Vero细胞，逐日观察细胞病变效应(cytopathic effect, CPE)，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LDH释放试验检测细胞膜受损情况，以判定病毒的最佳感染量与细胞死亡时间。使用不同PCD抑制剂分别对Vero细胞进行预处理后感染SFTSV，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判断SFTSV致PCD死亡形式。采用Western blot检测细胞焦亡相关蛋白的含量，进一步探讨焦亡的存在。结果:SFTSV以MOI＝10感染Vero细胞后48 h、72 h为后续实验最佳感染量与时间，此时细胞CPE明显，细胞活力降至对照组的51%、41%( P<0.001、 P<0.001)，LDH释放量达最大酶活性释放孔的24%、37%，为对照组LDH释放量的3.8、3.4倍( P<0.001、 P<0.001)。不同PCD抑制剂对SFTSV致细胞死亡抑制结果显示，泛caspase抑制剂和受体相互作用丝氨酸苏氨酸激酶3(receptor-interacting serine/threonine-protein kinase 3, RIP3)抑制剂在48 h、72 h均有抑制作用，48 h其细胞活力为病毒对照组的2.1、1.6倍，72 h为2.3、1.7倍，且泛caspase抑制剂的作用显著高于其他抑制剂组，caspase-1、caspase-3抑制剂仅在48 h有抑制作用，细胞活力为病毒对照组的1.5、1.3倍。SFTSV感染Vero细胞后，随着时间延长，caspase-1、IL-1β的表达量逐渐增加，至48 h分别达对照组的3.4、9.5倍( P<0.001、 P<0.001)。 结论:SFTSV感染Vero细胞可导致多种形式PCD，包括凋亡、焦亡、程序性坏死，且PCD过程中可检测到焦亡相关蛋白活化，进一步探讨了焦亡的存在。

目的:探讨肿瘤患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s)后出现多个内分泌腺体功能异常的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使用ICIs后出现2个及2个以上内分泌腺体功能异常的病例，分析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治疗及预后。结果:共纳入12例患者，男女各6例，年龄(61.2±10.0)岁。全部患者使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单抗。出现内分泌不良反应的时间为使用后的9~94周。全部患者出现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其中11例出现孤立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1例表现为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结论:ICIs可同时或先后累及多个内分泌腺体，主要表现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及孤立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及时评估ICIs治疗中患者垂体及靶腺的功能，有助于提高免疫治疗的安全性。

肿瘤组织中T细胞表面的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和肿瘤细胞分泌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过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从而使肿瘤细胞的生长得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清除。PD-1/PD-L1抑制剂就是针对PD-1或PD-L1表达设计的特定蛋白质抗体，可阻止PD-1和肿瘤细胞上PD-L1相互作用，进而部分恢复T细胞功能，增强T细胞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然而，在临床应用中，PD-1/PD-L1抑制剂的耐药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患者的疗效不能持久，甚至无应答。近年来的研究发现，PD-1与PD-L1表达受许多免疫因子调控，PD-L1的转运和降解等过程也会受到糖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一些可能干预PD-1/PD-L1通路的调控因子的研究将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策略，克服肿瘤对PD-1/PD-L1抑制剂耐药，改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