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患儿继发门冬酰胺酶(Asp)相关性胰腺炎(AAP)的临床特征、影像学表现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0月—2022年1月在本院初诊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LL)并接受Asp联合化疗后出现急性胰腺炎的14例患儿的临床和影像资料,主要包括ALL患儿的联合化疗方案、危险度分层、主要临床表现、发生胰腺炎时所处治疗阶段、药物累积用量、实验室指标(血常规、胰酶指标、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凝血功能等化验结果)、影像学表现(胰腺是否坏死及坏死程度、出血、积液范围等影像特征)、转归及预后等.结果:14例中,男12例、女2例,中位年龄6.5岁(1～14岁);Asp用药1～8次(中位数为5次)后发病;中度AAP 9例,重度5例.14例行腹部超声检查,均可见声像异常,主要表现为胰腺增大,包膜回声欠光滑,实质回声增强且欠均匀,坏死部分表现为液性暗区,伴有胰周和腹、盆腔积液12例.13例行腹部CT检查,1例行MRI检查,主要影像特点为胰腺肿大、胰腺边缘毛糙和胰周液体积聚,其中11例胰腺实质内出现坏死灶;伴有腹腔积液11例,盆腔积液7例.禁食及药物治疗4周后随访结果为1例间质水肿性AAP发展为胰腺假性囊肿,8例出血坏死性AAP发展为包裹性坏死.2例AAP患儿分别于治疗后21及107天后再次使用Asp进行化疗,分别随访18、20个月,均未再发胰腺炎.结论:AAP是Asp药物治疗相关的严重并发症,随访显示AAP可完全吸收或形成胰腺假性囊肿或包裹性坏死,有必要及早通过临床影像特征确诊AAP,以便提早干预,从而改善预后.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一种以胰腺组织水肿和坏死为主要病理特征的急腹症。约11%~32%的初发AP患者会发展为复发性急性胰腺炎（recurrent acute pancreatitis, RAP） [1,2]，远期危害较大 [3,4,5]。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 HLAP)发病率逐年升高 [6,7]，较其他病因所致的AP更年轻化 [8]、重症化 [9,10]，且合并症多 [8]，易发展为复发性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recurrent 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 R-HLAP） [3,11]。如果能在初发HLAP患者中甄别出复发高风险人群,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则可能避免RAP发生。故本文回顾性分析本院诊治且能随访跟踪的初发HLAP患者临床资料，探讨发生R-HLAP的影响因素，构建预测R-HLAP的列线图并验证及评价，为临床早期筛选高风险复发人群制定防治策略。

早期液体复苏是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治疗的基石，液体复苏的终点需多途径、多角度评估与把握。SAP早期液体复苏需要综合临床指标、压力指标、容量指标、微循环及组织氧代谢指标等各个监测参数，动态评估容量反应性与耐受性，监测大循环及微循环的灌注状态，把握复苏的阶段性，及时调整液体的晶胶比、速度等，防止过度补液导致肺水肿、腹腔高压等并发症，以不断提高SAP早期液体复苏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的:探讨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在大鼠急性胰腺炎胰腺组织修复重建中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114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对照组)、急性水肿性胰腺炎模型组(AEP组)、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模型组(ANP组)、ANP对照组和ANP干预组。采用皮下注射雨蛙素法制备大鼠AEP模型，采用腹腔注射L-精氨酸法制备大鼠ANP模型，在ANP制模前30 min及制模后24、48 h腹腔注射TGF-β1抑制剂SB431542或DMSO分别制备ANP干预组和ANP对照组。采用羟脯氨酸试剂盒测定胰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胰腺组织TGF-β1、磷酸化Smad3(p-Smad3)、Ⅲ型胶原和MMP-2的表达，采用明胶电泳法测定MMP-2活性，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胰腺组织MMP-2和p-Smad3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对照组胰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为(61.71±8.56)μg/mg蛋白，AEP组在制模后3 d胰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达到峰值[(116.72±8.53)μg/mg蛋白]，ANP组在制模后5 d达到峰值[(174.93±11.75)μg/mg蛋白]，ANP组羟脯氨酸峰值显著高于AEP组，AEP组峰值又显著高于对照组；ANP干预组制模后3、5、7 d羟脯氨酸含量分别为(108.07±10.48)、(137.14±8.66)、(112.35±13.16)μg/mg蛋白，显著低于ANP对照组3、5、7 d的(132.35±14.2)、(175.43±13.75)、(137.92±12.65)μg/mg蛋白。对照组、AEP组、ANP组TGF-β1免疫组织化学峰值评分分别为(0.12±0.03)、(1.96±0.21)、(3.00±0.28)分，p-Smad3分别为(0.15±0.05)、(2.05±0.20)、(3.05±0.24)分，Ⅲ型胶原分别为(0.11±0.04)、(1.56±0.15)、(3.10±0.17)分，MMP-2分别为(0.05±0.03)、(1.45±0.20)、(2.45±0.15)分，ANP组显著高于AEP组和对照组；ANP干预组和ANP对照组胰腺组织TGF-β1、p-Smad3、Ⅲ型胶原、MMP-2免疫组织化学峰值评分分别为(2.36±0.21)、(2.25±0.22)、(2.47±0.19)、(2.00±0.10)分和(3.02±0.21)、(3.01±0.19)、(3.05±0.24)、(2.43±0.11)分，ANP干预组显著低于ANP对照组。对照组、AEP组、ANP组、ANP干预组、ANP对照组胰腺组织MMP-2活性峰值分别为10.85±1.73、90.01±8.92、117.82±9.52、85.78±7.16、115.43±8.7，ANP组显著高于AEP组，AEP组又显著高于对照组，ANP干预组显著低于ANP对照组；ANP干预组及ANP对照组制模后3、5 d胰腺组织MMP-2蛋白表达量分别为0.20±0.01、1.19±0.02，0.52±0.01、1.54±0.05；p-Smad3蛋白表达量分别为0.30±0.04、0.66±0.11，1.95±0.05、1.30±0.01，ANP干预组MMP-2及p-Smad3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ANP对照组。以上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 结论:TGF-β1、MMP-2在急性胰腺炎炎症后组织修复重塑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中起着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丹参提取物调控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抗氧化反应元件(Nrf2/ARE)通路改善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大鼠肺损伤的作用机制。方法:以逆行胆胰管注射5%牛磺胆酸钠(1 ml/kg)法建立SAP肺损伤大鼠模型，随机分为模型组、丹参提取物(1.5 g/kg)组、ML385(Nrf2/ARE通路抑制剂，剂量：20 mg/kg)组和丹参提取物(1.5 g/kg)＋ML385(20 mg/kg)组。测量腹水量，计算W/D比值(W/D＝湿重/干重)；以苏木精-伊红(HE)染色检测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并进行Holfbauer评分；以全自动血气分析检测仪检测动脉血气指标；试剂盒检测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水平和肺组织活性氧(ROS)水平，以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Nrf2蛋白表达。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肺组织出现肺泡壁毛细血管明显扩张变厚，肺泡间隔变大，肺间质充血、水肿、炎性细胞大量浸润等病理损伤症状，腹水量、肺组织ROS水平、W/D及Holfbauer评分、PaCO 2、血清MDA水平显著升高( P<0.05)，PaO 2、氧合指数(OI)、血清SOD水平显著降低( P<0.05)。与模型组比较，丹参提取物组大鼠上述病理损伤症状减轻，腹水量、肺组织ROS水平、W/D及Holfbauer评分、PaCO 2、血清MDA水平降低( P<0.05)，PaO 2、OI、血清SOD水平、肺组织Nrf2蛋白表达升高( P<0.05)；与模型组比较，ML385组大鼠上述病理损伤症状加重，腹水量、肺组织ROS水平、W/D及Holfbauer评分、PaCO 2、血清MDA水平升高( P<0.05)，PaO 2、OI、血清SOD水平、肺组织Nrf2蛋白表达降低( P<0.05)。与丹参提取物组比较，丹参提取物＋ML385组大鼠上述病理损伤症状加重，腹水量、肺组织ROS水平、W/D及Holfbauer评分、PaCO 2、血清MDA水平升高( P<0.05)，PaO 2、OI、血清SOD水平、肺组织Nrf2蛋白表达降低( P<0.05)。 结论:丹参提取物可通过激活Nrf2/ARE信号保护急性胰腺炎肺损伤大鼠的肺组织。

目的:探讨沉默调节蛋白3（Sirtuin3, Sirt3）在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诱发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中对肺上皮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相关分子机制。方法:野生型小鼠和基因敲除小鼠（靶向突变删除Sirt3等位基因）各35只。各取34只腹腔注射雨蛙素50 μg/kg和内毒素10 mg/kg构建SAP-ALI模型，记录野生型小鼠和基因敲除小鼠注射后12、24、36、48、72 h的生存率，采用H-E染色观察野生型小鼠和基因敲除小鼠注射后12 h肺组织炎症水平，Western blot法比较野生型小鼠和基因敲除小鼠注射前及注射后8、12、24 h肺组织胱天蛋白酶（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 caspase）-3、caspase-9及X-连锁凋亡抑制蛋白相关因子1（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associated factor, Xaf1）蛋白水平。剩余野生型小鼠和基因敲除小鼠各1只处死取肺组织，免疫组化染色观察肺组织Xaf1表达水平。取MLE12细胞分为4组（每组1孔）：空白对照1组（A组）、TNF-α 20 μg/L刺激36 h组（B组）、细胞干扰+TNF-α 20 μg/L刺激36 h组（C组）、细胞过表达+TNF-α 20 μg/L刺激36 h组（D组），流式细胞术检测4组细胞凋亡率。另取MLE12细胞分为3组（每组1孔）：空白对照2组（E组）、细胞干扰Sirt3+TNF-α 20 μg/L刺激36 h组（F组）、细胞干扰Sirt3和Xaf1+TNF-α 20 μg/L刺激36 h组（G组），比较E组、F组和G组细胞Xaf1干扰后caspases-3、caspase-9蛋白水平及酶活性。结果:基因敲除小鼠注射后12、24、36、48、72 h生存率均低于野生型小鼠（ P<0.05）。与野生型小鼠比较，注射后12 h基因敲除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浸润和间质水肿更加明显。基因敲除小鼠注射后8、12、24 h肺组织caspase-3、caspase-9蛋白水平均高于野生型小鼠（ P<0.05），Xaf1蛋白水平均高于野生型小鼠（ P<0.05）。A组、B组、C组、D组细胞凋亡率依次为11%、21%、33%、7%。F组细胞caspase-3、caspase-9蛋白水平高于E组（ P<0.05），caspase-3、caspase-9活性高于E组（ P<0.05）；G组细胞caspase-3蛋白水平低于F组（ P<0.05），caspase-3、caspase-9活性低于F组（ P<0.05）。 结论:Sirt3可通过调控Xaf1的表达，抑制SAP应激状态下的肺上皮细胞凋亡，并降低SAP-ALI的死亡率。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一种危及生命的非心源性肺水肿，可由多种肺内因素（肺炎、误吸等）或肺外因素（脓毒症、急性胰腺炎、外伤等）所诱发，导致严重低氧血症、肺顺应性降低、动静脉分流增多和生理死腔增加。全球范围内的调查显示，ARDS患者占ICU总住院患者的10.4%，且ARDS患者死亡风险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轻、中、重度ARDS的死亡风险分别为34.9%、40.3%和46.1% [1]。值得注意的是，ARDS虽是ICU的常见疾病，但临床医生对其认知仍然是有限的，据估计约有40%的ARDS未被诊断 [1]，因此ARDS的发病率可能被低估。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带来了ARDS的发病率的激增 [2]，极大地增加了疾病负担，而在资源匮乏地区，往往因缺乏机械通气设备或动脉血气结果而导致ARDS的诊断延迟。另外，经鼻高流量氧疗（High Flow Nasal Oxygen, HFNO）的广泛应用，使部分低氧血症患者得以避免或延迟气管插管。既往ARDS的定义已经无法满足临床需求，ARDS定义的更新势在必行。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是一种以低氧血症和低肺顺应性为特征的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疾病；是由多种病因导致、异质性极强的复杂性疾病 [1]。ARDS发病机制受多因素影响，目前认为肺实质细胞和涉及固有、获得性免疫系统的不同免疫细胞共同参与了炎症反应，在病原体清除和免疫致病之间的微妙平衡中发挥作用，介导了急性肺损伤的发生 [2,3]。脓毒症、重症急性胰腺炎、严重创伤、休克等疾病可直接或间接导致肺实质细胞功能障碍 [4,5,6]；同时，肺泡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T细胞在内的多个免疫细胞被激活，导致炎症因子、趋化因子的过度释放，与受损的上皮、内皮细胞共同促进持续的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从而导致屏障功能受损，水肿液在间质和肺泡内积聚，临床上表现为双侧肺水肿和严重的低氧血症 [7,8,9]。

目的:探讨消皮素D（GSDMD）在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小鼠肠道损伤中的作用机制。方法:将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生理盐水（NS）组、小干扰RNA（siRNA）-NS组、SAP模型组和siRNA-SAP组，每组6只。通过腹腔注射雨蛙素50 μg/kg联合脂多糖（LPS）10 mg/kg构建SAP小鼠模型；NS组给予等量NS；siRNA-SAP组和siRNA-NS组在制模或注射NS前分3次经尾静脉注射siRNA 50 mg/kg。制模12 h后取各组小鼠眼球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IL-18）水平。处死小鼠观察腹腔内大体改变；取胰腺和回肠组织，光镜下观察胰腺及肠黏膜病理学改变；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肠道组织长链非编码RNA uc.173（lnc uc.173）表达；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肠黏膜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带状闭锁蛋白-1（ZO-1）及闭合蛋白（Occludin）的表达；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肠道组织GSDMD蛋白表达。结果:ELISA显示，SAP模型组血清IL-1β、IL-18水平较NS组和siRNA-NS组明显升高〔IL-1β（ng/L）：146.66±1.40比44.48±5.76、81.49±10.75，IL-18（ng/L）：950.47±177.09比115.43±16.40、84.84±21.90，均 P<0.05〕；siRNA-SAP组IL-1β、IL-18水平较SAP模型组明显降低〔IL-1β（ng/L）：116.26±15.54比146.66±1.40，IL-18（ng/L）：689.96±126.08比950.47±177.09，均 P<0.05〕。大体观察显示，NS组和siRNA-NS组小鼠腹腔内未见明显异常；SAP模型组和siRNA-SAP组可见肠道有不同程度水肿、充血，但siRNA-SAP组损伤较SAP模型组明显减轻。光镜下显示，NS组和siRNA-NS组胰腺未见明显变化，肠黏膜未见明显损伤；SAP模型组和siRNA-SAP组胰腺组织有不同程度水肿、炎性细胞浸润、小叶结构破坏，回肠可见不同程度的肠黏膜破坏和绒毛断裂，但siRNA-SAP组病理损伤较SAP模型组明显减轻。RT-PCR显示，SAP模型组肠道组织lnc uc.173表达较NS组和siRNA-NS组显著降低（2 -ΔΔCt：0.26±0.12比1.01±0.37、0.67±0.32，均 P<0.05）；而siRNA-SAP组lnc uc.173表达较SAP组明显升高（2 -ΔΔCt：0.60±0.39比0.26±0.12， P<0.05）。免疫组化显示，NS组ZO-1、Occludin均沿肠黏膜上皮细胞分布，并呈强阳性表达；SAP模型组和siRNA-SAP组ZO-1、Occludin表达均明显减弱，但siRNA-SAP组较SAP模型组有所增强。Western blotting显示，SAP模型组肠道组织GSDMD蛋白表达水平较NS组和siRNA-NS组明显升高〔GSDMD蛋白（GSDMD-N/β-actin）：1.99±0.46比1、1.00±0.78，均 P<0.05〕；与SAP模型组相比，siRNA-SAP组GSDMD蛋白表达明显下降〔GSDMD蛋白（GSDMD-N/β-actin）：1.42±0.42比1.99±0.46， P<0.05〕。 结论:SAP小鼠全身炎症反应和肠黏膜屏障损伤可能与肠道组织GSDMD表达升高有关，GSDMD通过介导细胞焦亡促进炎性因子释放，导致肠道损伤，下调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ZO-1及Occludin的表达，致使肠道黏膜损伤。

目的:探讨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PNS)并发急性胰腺炎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特点，提高对儿童PNS并发急性胰腺炎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10例PNS并发急性胰腺炎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影像学、实验室检查、治疗及随访结果进行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10例患儿中，男6例，女4例，年龄3.5～12岁。10例患儿均有腹痛症状，均有水肿、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及高脂血症，7例患儿出现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4例为PNS初发患儿，6例为PNS激素敏感、复发患儿。8例轻度急性胰腺炎，2例重度急性胰腺炎(感染伴低血压、循环衰竭)。10例血清白蛋白<16 g/L，血总胆固醇>11.5 mmol/L，血甘油三酯>4.50 mmol/L，血淀粉酶>500 U/L，血脂肪酶>160 U/L，尿淀粉酶1 860 U/L。2例重症急性胰腺炎D-二聚体>500 ng/mL，C-反应蛋白>150 mg/L，IL-6>260 pg/mL。3例患儿利尿、消肿等对症治疗1 d后腹痛症状消失，复查胰腺超声提示水肿消退。轻症患儿平均住院时间(15±5)d。2例重症胰腺炎患儿分别住院35 d和40 d，随访1年余，1例痊愈，1例出院3个月后胰腺CT示胰尾形成假性囊肿，临床无症状。结论:PNS患儿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时，应警惕PNS并发急性胰腺炎的可能，及时完善腹部超声及血脂肪酶、淀粉酶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D-二聚体、C-反应蛋白和IL-6明显升高时，应高度警惕重度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早期诊断和积极治疗PNS并发急性胰腺炎，预后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