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发生创伤后癫痫(post-traumatic epilepsy,PTE)的主要原因[1].TBI后PTE患病率从1.3％到53.3％不等,随着TBI的严重程度增加,癫痫发作的风险也显著增加,但发生癫痫的潜伏期可以维持数年[2].PTE可以进一步加重脑水肿,因此,PTE发作不仅是TBI后早期发病率和病死率增加的原因,也是晚期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3].目前临床上的预防主要用于单次发生的急性PTE,对于复发性慢性癫痫效果较差.尽管给予预防性治疗但仍有15％～40％的TBI患者伴随有慢性癫痫发作[4].由于脑脊液提供了血液、炎症、感染以及退行性疾病的信息,可以对脑代谢有一些了解,具有一定的预后价值[5-6].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寻找TBI后发生PTE的危险因素,以及脑脊液中葡萄糖与乳酸水平对PTE的预测价值.

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作为2型糖尿病普遍且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慢性微炎症状态是DKD个体肾脏组织损伤加重的重要因素.巨噬细胞是免疫-炎症反应的重要角色,其根据微环境的差异,可瞬态、可逆地极化为促炎的M1表型及抑炎的M2表型.M1/M2巨噬细胞极化平衡紊乱可导致炎性细胞因子聚集在肾小球及肾间质,加剧DKD的病情进展,因此恢复巨噬细胞极化的平衡,是改善DKD慢性微炎症状态的重要途径.巨噬细胞极化是一个多样化、可塑性的复杂动态过程,在极化过程中涉及的多种信息分子和细胞因子在DKD病情进展中具有重要的调控表型的作用,与DKD代谢、炎症、纤维化、线粒体自噬等多种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极化作用协调炎症反应,在代谢相关性疾病炎症的调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巨噬细胞极化所涉及的复杂的通路网络与中医药多通路、多靶点的治疗模式相吻合.中药活性成分及中药复方均可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实现对DKD的干预,通过减轻肾脏炎症修复肾脏组织,促进肾功能恢复的相关研究已不鲜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有证据,针对中医药靶向M1/M2巨噬细胞极化平衡改善DKD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旨在挖掘巨噬细胞极化在调控DKD方面的潜力,希冀为DKD的中医药临床诊治及生物学机制的探索提供证据支持.

银屑病(psoriasis)是与免疫相关的、易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银屑病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炎症因子释放导致的免疫细胞失衡和功能紊乱是银屑病发病的关键.近年来,肠道菌群代谢物与炎症性疾病的研究越来越多,让人们对于肠道菌群代谢物的认识更加深入.胆汁酸(bile acid,BA)是在肠道菌群作用下生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代谢产物之一,具有调节免疫平衡、抑制炎症反应、维护内环境稳态等功能.现就BA与银屑病的关系以及相关作用机制作一概述,以期为银屑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多组学技术的更新是推动全生命周期精准健康模式快速发展的关键手段,其可从健康和疾病的护理生物学角度,制订动态和精准的护理措施、提供海量数据信息,目前临床护理研究面临多组学技术应用和转化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该文对多组学技术进行介绍,从多组学技术在癌症护理、孕妇及早产儿护理、慢性代谢性疾病护理、症状管理方面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并提出多组学技术与护理研究的交叉整合及展望,以加强护士对健康和疾病不同层面间的信息挖掘能力,为加快精准护理的临床转化提供重要依据.

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HLP)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由遗传因素、相关环境因素以及其他疾病等引起.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药食同源中药植物黄酮用于高脂血症的防治.天然来源的黄酮类化合物种类多样、结构复杂、生物活性丰富,可防治包括高脂血症在内的多种慢性疾病.然而,其防治高脂血症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应用药食同源植物黄酮治疗高脂血症周期长、见效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疗效及安全性的判断.近年来,肠道微生物组、代谢组及转录组学等多组学研究技术和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药食同源植物黄酮防治高脂血症提供了新的认知思路,基于多组学技术对药食同源植物黄酮降脂机制进行系统归纳和分析,有助于揭示植物黄酮与高脂血症病理过程中关键分子和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为开发治疗高脂血症及其并发症的功能性食品提供指导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与现代医学在系统科学与生命组学领域的融合与创新,也为高脂血症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基于此,该文尽可能全面地阐述药食同源植物黄酮在高脂血症防治中的多组学联合作用机制,为高脂血症的防治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动脉粥样硬化(AS)是一种慢性血管炎性疾病,由内皮细胞损伤激活引起,随后出现脂质代谢异常形成脂质积累、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活化、血管炎症反应、钙化和纤维化,触发血管狭窄和炎症途径的激活.补体系统是先天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补体C1q在AS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经典途径中C1q激活补体系统促进AS的发展,然而C1q还可以通过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减少巨噬细胞的促炎细胞因子信号和增强巨噬细胞的存活能力等多种机制抑制AS的发展.并且C1q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刺激风险基因,利用C1q相关基因的分子特征开发基因标记,可能有效的诊断和预测AS的发生和进展.本文就补体C1q在AS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作为预测AS的基因进行简要综述.

骨关节炎是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退行性疾病之一。软骨细胞作为关节软骨中唯一的细胞形式，其代谢在维持软骨组织的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软骨细胞的异常死亡则会破坏软骨稳定性，逐步导致骨关节炎的发生。细胞焦亡、铁死亡、坏死性凋亡、软骨死亡是四种新型细胞死亡方式，在细胞形态和生理机制方面均不同于传统死亡方式。文章就骨关节炎软骨细胞中上述新型细胞死亡方式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骨关节炎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中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简称：慢阻肺）患者共病特征、模式及对生活质量和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医院诊治的939例中老年慢阻肺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基本资料、16种常见慢性疾病（简称：慢病）资料。采用聚类分析描述共病模式。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评估慢病组合对结局的影响。结果:93.40%（877/939）的慢阻肺患者至少存在一种共病，中位共病数3种。患病人数前5位的共病是高血压（57.93%，544/939）、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33.76%，317/939）、心力衰竭（31.95%，300/939）、高脂血症（31.63%，297/939）和心律失常（27.37%，257/939）。共病模式为心脏和代谢疾病模式，肾脏疾病模式，呼吸、消化和恶性肿瘤模式及其他模式4种。心脏和代谢疾病模式共病的比例最高达62.83%（590/939）。患有心脏和代谢疾病模式共病的慢阻肺患者比非心脏和代谢疾病模式共病的患者入院生活能力评分降低7分（95% CI：-11.22~-3.34），肾脏疾病模式共病降低14分（95% CI：-24.12~-3.30）。是否存在肾脏疾病模式共病对出院评分影响最大，患者出院评分降低12分（95% CI：-22.43~-2.40）。是否存在心脏和代谢模式共病（ OR=2.44，95% CI：1.51~3.92）及肾病模式共病（ OR=2.58，95% CI：1.01~6.60）对住ICU病房影响最大。患有心脏和代谢模式共病的院内死亡风险最高（ OR=2.24，95% CI：1.19~4.21）。 结论:慢阻肺患者共病现象普遍。共病模式以心脏和代谢疾病模式为主，心脏和代谢疾病模式与肾脏疾病模式的共病对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和预后影响大。

目的:探讨菌群移植（FMT）受体与供体选择的关系，以及不同有效率供体间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的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治疗病例数≥30例的粪便捐献者（供体）的资料。收集每位供体对应受体（患者）的FMT治疗后随访8周的疗效，依据每位供体的疗效，将供体分为高效组（有效率>60%，10例）、中效组（有效率30%~60%，6例）和低效组（有效率<30%，4例）3组，检测并比较每组供体菌群结构及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分析每组供体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供体与受体疗效的关系。FMT疗效的评价指标包括客观临床有效和（或）主观有效，客观有效=临床治愈+临床改善，主观有效指通过问卷随访为显效+中等疗效。结果:全组20名供体，共治疗病例总数为1 387例，治疗病种包括慢性便秘749例，慢性腹泻141例，炎性肠病（IBD）107例，肠易激综合征（IBS）121例，自闭症83例，其他疾病包括放射性肠损伤、假性肠梗阻、麻痹性肠梗阻、功能性腹胀和过敏性疾病等共186例。高效组、中效组及低效组分别治疗829例、403例及155例患者，3组治疗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有效率供体组间菌群丰度（OTU）的比较，高效组最高（330.68±57.28），中效组次之（237.79±41.89），低效组OTU最低（160.60±49.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910， P<0.001）。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的比较，高效组和中效组最高（分别为2.96±0.36和2.67±0.54），低效组较低（2.09±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255， P=0.017）。3组间丁酸含量的比较，高效组最高[（59.20±9.00）μmol/g]，中效组次之[（46.92±9.48）μmol/g]，低效组OTU最低[（37.23±5.03）μmol/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383， P=0.001）。而乙酸和丙酸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组1 387例患者行FMT治疗，总体不良反应事件418例（30.1%）。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40.6%（63/155）、30.0%（121/403）及28.2%（24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9.568， P=0.008）。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腹泻发生率分别为7.1%（11/155）、4.0%（16/403）及2.8%（2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7.239， P=0.027）。其余各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MT治疗结束8周后进行随访，总随访率为83.6%（1 160/1 387），总有效率为58.3%（676/1 160）。各类疾病的有效率分别：慢性便秘54.3%（328/604），慢性腹泻88.5%（115/130），IBD 56.1%（55/98），IBS 55.1%（59/107），自闭症61.6%（45/73），其他疾病50.0%（74/148）。3组间在治疗慢性腹泻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IBD、IBS和自闭症有效率与供体疗效存在正相关趋势，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治疗慢性便秘和其他疾病上，高效组的治疗有效率最高[分别为65.0%（243/374）和63.2%（55/87）]，中效组次之[分别为49.4%（86/174）和38.1%（16/42）]，而低效组最差[16.1%（9/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供体对不同疾病有效率存在差异，慢性便秘、放射性肠损伤等需要选择供体疗效较高的供体，IBD、IBS和自闭症的疗效也可能与供体有效性有关，而慢性腹泻症疗效与供体无关。供体有效率与并发症的发生率成负相关，肠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及丁酸含量可能影响供体的疗效。

氧气是能量代谢的关键分子。自缺氧诱导因子介导哺乳动物细胞感应及适应氧气的机制被揭示后，氧气的感知及其在调节感染性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得到重视，如慢性持续性感染和细菌生物膜的形成。虽然这些重要机制已被研究了数个世纪，但不同的细菌间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和差异。现从细菌感知及其适应不同氧环境的机制展开，探讨其重要意义及其在相关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前景，为细菌耐药现象及优化感染性疾病的治疗策略开辟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