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是治疗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有效方式之一，最大肿瘤直径>5.5 cm，距原发肿瘤手术时间<2年，CEA水平>80 μg/L，肝移植时疾病进展状态是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移植总体预后优于单纯姑息性化疗，低风险患者可达到比肩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细胞癌肝移植效果，但无病生存期较短。肝移植后肿瘤复发多仅累及肺部。可尝试使用边缘供体或左外叶移植物。移植术后化疗安全性较好，可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目的:评价冷缺血期氢气膨肺对大鼠移植肺NOD样受体蛋白3(NLRP3)炎症小体活性的影响。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Wistar大鼠56只，8～10周龄，体重250～300 g，其中24只大鼠作为供体。取32只大鼠为受体，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8)：假手术组(Sham组)行侧开胸手术，但不进行肺移植术；肺移植组(LT组)供肺冷缺血期不膨肺，进行肺移植术；氧气组(O组)和氢气组(H组)供肺冷缺血期分别以5 ml/kg的40%氧气-60%氮气和3%氢气-40%氧气-57%氮气膨肺，每20 min置换1次，持续120 min后行肺移植术。于移植前、再灌注3、60和120 min(T 0～T 3)时行动脉血气分析，计算氧合指数(OI)，记录pH值和碱剩余(BE)。T 3时取血结束后，放血法处死大鼠，光镜下观察移植肺组织病理学结果，并行肺组织损伤评分(LIS)，Western blot法测定移植肺NLRP3、凋亡相关微粒蛋白(ASC)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aspase)-1 p20表达。 结果:与Sham组比较，LT组T 1～3时OI、T 2，3时pH值和BE降低，LIS升高，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上调( P<0.05)；与LT组比较，O组和H组T 2，3时OI和BE升高，O组T 3时和H组T 2，3时的pH值升高，LIS降低，H组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下调( P<0.05)，O组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O组比较，H组T 2，3时BE升高，LIS降低，NLRP3、ASC和caspase-1 p20表达下调( P<0.05)，OI和pH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冷缺血期氢气膨肺减轻大鼠移植肺损伤的机制可能与抑制NLRP3炎症小体活性有关。

外泌体是源自细胞膜系统的囊泡，起源于内体多囊泡体，释放到组织液中。外泌体作为细胞间通信的载体，含有蛋白质、脂质、源自其供体细胞质的编码或非编码RNA。卵泡是卵母细胞发育的重要微环境，在卵母细胞发育过程中，物质通过细胞外囊泡进行卵母细胞与卵泡周围卵丘和颗粒细胞之间的物质传递，从而调节卵母细胞的基因表达。在正常和病理条件下，外泌体由多种细胞释放，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可作为疾病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及治疗干预的潜在目标。本文阐述了外泌体中的微小RNA、长链非编码RNA及环状RNA等成分在卵母细胞发育状态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卵巢、子宫相关生殖系统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癌、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变化。针对外泌体的检测可以深入了解卵母细胞发育状态，有助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IVIG)是一种从健康供体获得的血液制品，其作为一种临床常用的免疫调节剂，具有免疫替代和免疫调节的双重作用，在免疫缺陷、炎症性疾病、自身免疫病和多种病毒感染中已经取得明显的临床疗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是由病毒的直接损伤和过度的宿主炎症反应引起，因此，IVIG可能对COVID-19患者有治疗作用。国内外已有较多临床研究评估IVIG治疗COVID-19的疗效，但其是否获益仍无明确结论。现就IVIG在COVID-19中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合并肺动脉高压（PAH）肺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进行肺移植的134例IPF合并PAH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供体的性别、年龄、机械通气时间、冷缺血时间，受体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是否吸烟、是否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及其术前是否使用激素、平均肺动脉压（mPAP）、心脏超声检查和心功能、血肌酐（SCr）、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以及手术方式、是否进行体外膜肺氧合（ECMO）、手术时间、血浆与红细胞输注比例等。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肺移植术后30、60、180 d累积生存率；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供体、受体及手术因素对受体肺移植术后早期生存的影响。结果:供体中以男性居多（80.6%），年龄≥35岁者占63.4%，机械通气时间<10 d者占80.6%，中位冷缺血时间465.00（369.25，556.25）min；受体中主要为男性（83.6%），年龄<65岁者占70.9%，大多数未合并高血压（75.4%）和糖尿病（67.9%），中位mPAP为36（30，43）mmHg（1 mmHg≈0.133 kPa）；单肺移植73例（54.5%）、双肺移植61例（45.5%）。134例IPF合并PAH肺移植患者术后30、60、180 d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1.3%、76.9%、67.4%。单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受体术前使用激素〔风险比（ HR）＝2.079，95%可信区间（95% CI）为1.048~4.128〕、mPAP≥35 mmHg（ HR＝2.136，95% CI为1.129~4.044）、NT-proBNP≥300 ng/L（ HR＝2.411，95% CI为1.323~4.392）、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 HR＝3.021，95% CI为1.652~5.523）是IPF合并PAH肺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均 P<0.05）。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受体术前使用激素（模型一： HR＝2.072，95% CI为1.044~4.114， P＝0.037；模型二： HR＝2.098，95% CI为1.057~4.165， P＝0.034）、NT-proBNP≥300 ng/L（ HR＝2.246，95% CI为1.225~4.116， P＝0.009）及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 HR＝2.771，95% CI为1.495~5.134， P＝0.001）是IPF合并PAH肺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受体术前使用激素、NT-proBNP≥300 ng/L、NYHA心功能分级Ⅲ~Ⅳ级是IPF合并PAH肺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这类人群应关注并优化其术前功能状态，术前减少受体激素使用量，改善心功能，可提高此类患者肺移植术后早期生存率。

目的:分析血红素加氧酶-1(HO-1)修饰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联合常温机械灌注(NMP)对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大鼠肠道屏障功能的影响。方法:无特定病原体4~5周龄、40~60 g雄性Brown Norway(BN)大鼠2只提取BMMSCs，通过腺病毒转导HO-1；24只7~8周龄、200~220 g雄性Lewis大鼠为供体，30只8~9周龄、220~240 g雄性BN大鼠为受体，"二袖套"法建立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模型。BN大鼠随机分为5组：Sham组仅开腹关腹；NMP组供肝NMP 4 h；BMP组供肝NMP 4 h+门静脉灌注BMMSCs；HBP组供肝同BMP组，但灌注HO-1/BMMSCs；FK506组供肝NMP 4 h，肝移植术后灌胃他克莫司，每组6只。术后第14天取材检测并计算排斥活动指数(RAI)，HE染色及透射电镜分别观察肠道病理改变和超微结构，Western印迹检测肠道组织紧密连接蛋白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脂多糖、D-乳酸、二胺氧化酶(DAO)。结果:HBP组、FK506组RAI为(2.80±0.84)分、(2.20±0.84)分，显著低于NMP组(7.60±1.14)分、BMP组(6.00±1.5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肠道HE染色NMP组肠绒毛明显稀疏、皱缩，排列杂乱，BMP组、HBP组、FK506组较NMP组肠道损伤程度减轻。电镜观察HBP组肠上皮细胞微绒毛丰富且排列整齐，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完整。Western印迹检测闭锁小带-1相对表达，HBP组(0.87±0.06)，高于NMP组(0.41±0.12)和FK506组(0.52±0.15)；闭合蛋白相对表达HBP组(1.28±0.26)，高于NMP组(0.27±0.18)和FK506组(0.63±0.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BP组血清脂多糖、D-乳酸和DAO浓度均低于NMP组、FK506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HO-1/BMMSCs联合NMP可以保护肝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BN大鼠的肠道屏障功能。

目的:探讨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PE)治疗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出现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的疗效。方法:以湖南省儿童医院1例因胆道闭锁、胆汁性肝硬化接受血型相合亲属活体肝移植，术后发生AMR的7月龄患儿为研究对象。该患儿肝移植术后一直使用他克莫司+泼尼松二联抗排斥治疗，术后1个月内出现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肝功能异常，行移植肝穿刺活检，完善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抗体检测，并予血浆置换治疗。结果:肝穿刺活检结果提示急性排斥反应、补体C4d染色阳性，结合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ymphocyte antigen，HLA)Ⅱ类特异性抗体阳性这一结果，确诊为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导致的AMR。确诊后予甲泼尼龙静脉冲击+静脉丙种球蛋白+吗替麦考酚脂口服治疗，并调整相关免疫抑制药物剂量，效果不理想，后加用血浆置换治疗，每2日1次，共5次，治疗1个月后患儿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随访3年，复查过程中行移植肝穿刺活检5次，显示排斥反应逐步减轻，肝功能基本维持正常，未出现AMR复发。结论:血型相容的儿童亲属活体肝移植也可发生术后AMR，确诊后尽早联合血浆置换辅助治疗可能更有利于肝移植术后急性AMR的恢复。

胰岛移植在近20年发展迅速，已逐渐成为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临床治疗的理想方案之一。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证实，胰岛移植在胰岛素脱离或减量、低血糖发作的防治和糖尿病并发症的预防等方面均有显著疗效。然而临床胰岛移植目前仍面临供体资源紧缺、胰岛移植物早期定植、存活困难和排斥反应等亟待解决的难题。未来应在提高捐献胰腺数量及有效利用率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异种胰岛移植和干细胞来源胰岛移植的临床探索，有效解决胰岛来源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不断研发新材料、新技术，优化胰岛移植部位，提高胰岛移植物定植与存活，并逐步摆脱对免疫抑制剂的依赖。此外，应积极推进胰岛移植后移植物监测手段的研发和应用，进一步保障胰岛移植后移植物的长期存活，让更多糖尿病患者从中受益。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的最终治疗方式，但供体数量不足和免疫排斥等问题限制着移植手术的开展。纳米材料已被用于药物递送、影像学、组织修复等多个医学领域，一些研究者也开始着手开发应用于心脏移植领域的纳米材料。药物递送载体是应用较多的纳米材料类型，使用聚乙二醇、脂肪酸、脂蛋白等作为纳米载体转运免疫抑制药物，可以提高药物利用率，减少药物用量，进而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通过进一步添加特异性抗体如CD3抗体等，可以使得纳米药物具有靶向性。纳米材料如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粒(superparamagnetic iron oxidenanoparticles，SPION)被用作造影剂来提高MRI等影像学技术的检测能力，辅助监测T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对心肌组织的浸润。此外，一些纳米线、纳米复合支架等耗材也被探索用于心脏手术。目前，纳米材料在心脏移植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现就纳米材料在心脏移植中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前景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一氧化氮（NO）对屏障功能破坏的小鼠表皮增生的影响。方法:将15只SKH1无毛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3只）、S-亚硝基-N-乙酰青霉胺（SNAP）处理组（4只）、屏障破坏组（4只）、屏障破坏+SNAP处理组（4只）；将15只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屏障破坏组、屏障破坏+硝普钠（SNP）处理组，每组5只。正常对照组小鼠背部涂抹丙二醇-乙醇混合溶剂；SNAP处理组仅涂抹SNAP溶液；屏障破坏组采用胶带反复粘贴背部皮肤并涂抹丙二醇-乙醇混合溶剂，每天2次；屏障破坏+SNAP或SNP处理组小鼠经胶带处理后涂抹10 mmol/L SNAP或SNP溶液。各组均连续处理4 d，第5天处死小鼠并取皮肤组织，制作石蜡切片，苏木精-伊红（HE）染色，检测表皮厚度，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染色检测表皮增殖细胞。多组间比较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SNAP处理组SKH1小鼠表皮厚度及PCNA阳性细胞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0.33、1.25， P值分别为0.748、0.246）。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屏障破坏组SKH1和C57BL/6J小鼠表皮厚度均明显增加，PCNA阳性细胞数均明显增多（均 P < 0.01）。屏障破坏组SKH1小鼠表皮厚度为（50.4 ± 5.4）μm，PCNA阳性细胞数为（87.3 ± 3.8）个/mm，而C57BL/6J小鼠分别为（45.9 ± 3.7）μm和（232.0 ± 19.3）个/mm，与之相比，屏障破坏+SNAP处理组SKH1小鼠及C57BL/6J小鼠表皮均显著增厚[（127.5 ± 12.0）μm，（78.1 ± 7.6）μm，均 P < 0.001]，且PCNA阳性细胞数均明显增多[（120.0 ± 5.0）个/mm，（285.0 ± 15.0）个/mm，均 P < 0.01]。 结论:局部NO供体处理不影响正常表皮增生，但在表皮屏障功能破坏状态下，NO供体促进表皮增生，提示皮肤状态影响局部NO供体对表皮增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