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旅游区是提供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重要场所,评估其CES供需匹配关系对区域生态景观与游憩空间的规划管理和提升人类福祉至关重要.以贵州省为典型山地旅游区案例地,结合社交媒体文本与MaxEnt模型的综合评估方法量化CES的实现需求与潜在供给,运用ArcGIS对CES供需及匹配关系的空间格局进行制图与评估,并基于地理探测器探究CES供需匹配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美学、休闲娱乐、文化多样性、康养价值、生物多样性、研学价值、遗产价值和精神宗教是贵州省CES的主要表征类型.(2)CES需求以省内知名旅游景区和中心城区为核心集聚区,并向四周逐渐递减,高需求和中等需求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式、多核心"分布格局,而CES高供给和中等供给则集中在各城市区域、旅游景区和交通线网附近,呈现多核心团簇状分布和沿交通干线呈条带状集聚分布的"多核心、多条带"分布格局.(3)根据CES供需匹配关系可将贵州省划分为文化服务需求区、平衡区和潜力区三类,三类分区的空间分布均具有较强的异质性,文化服务潜力区面积远大于其他分区.(4)CES供需匹配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的空间解释力相较于单因子强,其中高程和土地利用的影响最为显著,CES的自然因素解释力整体强于社会因素.研究为厘清贵州省CES供需及匹配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影响因素,通过对CES供需热点区域进行潜力点识别和价值转化,以实现山地旅游区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态游憩空间的保护开发与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关于中医话题的建构与分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道重要社会文化景观，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媒体是这一过程发生的重要场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权威媒体的报道内容、具体情境和理路，表达了对中医人的尊重，反映了中医事业发展背后的国家体制、城乡关系、文化观念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坚持发展中医的决心和信心。

森林是最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之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独具森林资源优势地区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对促进该类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江西省资溪县为研究区,基于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理论和方法,在调节服务通用指标体系(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氧气提供、碳固定、气候调节、洪水调蓄、水质净化、空气净化、物种保育)及文化服务通用指标体系(景观游憩、教育)基础上,增加负氧离子、康养等指标,并引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修正系数,构建独具森林资源优势的GEP指标体系和方法,评估了研究区2010、2017和2020年GEP的时空变化特征,采用弹性指数及价值损益分析方法量化了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对GEP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2017和2020年资溪县GEP分别为167.88、268.17和384.07亿元.各生态系统GEP占总GEP比例依次为森林＞湿地＞农田＞草地＞城镇.研究期间,GEP增加值主要来源于森林生态系统.土地利用变化对GEP产生了重要影响.2010-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总面积为8501.88 hm2.各土地利用变化幅度依次为草地(-2811.17 hm2)＞城镇(1428.06 hm2)＞森林(1357.67 hm2)＞湿地(1031.05 hm2)＞农田(-1005.01 hm2).各类用地的绝对变化主要发生在2017-2020年.各测算指标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弹性指数明显高于其他生态系统,说明GEP对林地面积变化的敏感性最高.价值损益分析表明,城市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GEP,林地、湿地的保护促进了 GEP增加.2010-2020年,资溪县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导致GEP增加18.65亿元,说明资溪县土地利用变化整体上对生态的影响是正向的.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溪县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之后的绿色发展成效,也为研究区今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决策支持,并可为其他类似地区的GEP核算提供借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步骤.而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植物资源成为了景观设计的核心要素.乡土植物的开发与利用,不仅提升了乡村的观赏性及宜居性,也通过特色景观传承并发扬了乡村文化.与此同时,可借助生态理念模拟或还原自然植物景观所构成的乡村景观,有别于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这对于构建特色乡村景观、维护乡村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庭院景观造型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植物景观设计作为庭院景观造型中重要辅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植物作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不仅具有生态价值,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植物的形态、色彩、生长习性等特性,为植物景观设计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素材.而将其应用在庭院景观造型中,能够打造出既符合生态要求又充满艺术美感的作品,带来更加贴近自然的庭院景观.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是指城市间相互联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多方面协调发展,是都市圈发展的目标导向.本研究以郑州都市圈为研究区,基于2012-2021年夜间灯光数据,综合使用景观指数和景观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从空间扩张与空间联系视角,系统评估了都市圈一体化进程,分析了研究区都市圈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揭示了都市圈的时空扩张和联系模式.结果表明:2012-2021年,郑州都市圈面积逐年扩张,景观斑块数量不断增加,呈集聚现象;都市圈内呈现出稳定性、多方向协同发展趋势,非中心城市扩张贡献度逐年提升,各组成城市扩张方式从内部填充逐步向外部扩张转变;都市圈的联系规模逐年拓展,城市间联系加强,城际联系带、物质信息交流通道初见雏形,都市圈联系一体化网络逐渐形成;都市圈一体化规划为都市圈发展提供了积极指导作用,应继续充分发挥都市圈带动效应,注重郑州.开封同城化、郑州.许昌一体化建设,推动新乡、焦作形成新兴增长极,并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强化政策、经济、交通、信息等联系网络,形成多元化、一体化发展局面.

水生态修复分区向上衔接水生态系统修复目标,向下引导修复工程的空间布局,是实现水资源要素系统修复的关键.当前,水生态修复分区面临层级体系不一、指标不全面、边界模糊等问题,因此,本研究以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广西河池市为例,构建"流域自然单元-主导生态功能-生态胁迫风险"的多维分区体系框架.一级分区选取河流水系和地貌类型作为划分指标,识别子流域单元作为一级分区边界;二级分区采取"自上而下"的划分方法,在承接流域自然地理特征的基础上,明确水生态修复的目标,选取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和景观文化服务3项指标进行评价,利用K-means聚类方法对空间单元内的主导生态功能进行识别,以子流域单元作为二级分区边界;三级分区是生态修复工程的具体实施单元,选取水土流失、洪涝风险和人类干扰3项指标表征水生态系统面临的外部胁迫风险,进行三级分区划定.共划定11个水生态一级分区、4个二级分区和3个三级分区,综合流域自然地理格局、主导生态功能、生态胁迫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的三级分区结果,并结合子流域单元和乡镇行政单元确定分区边界,最终将水生态修复分区综合划分为5类、32个子生态分区,并分区、分类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

城市广场作为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其植物景观艺术设计是城市公共空间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植物的生态习性,通过合理配置各种植物,充分发挥植物本身的功能和观赏特性,可大幅提升城市广场的美学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文化功能.植物景观艺术设计不仅可展现植物特有的生命力,为现代城市景观增添无与伦 比的美感,而且对维持城市生态平衡也具有重要作用.合理配置植物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市微气候,调节空气湿度及减少噪音污染.因此,高度重视城市广场中植物景观艺术设计对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为广大民族区域乡村聚落的保护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以重庆市少数民族区域(四县一区)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通过景观指数分析、空间结构分析以及实地走访调研定量分析在 1980-2018 年间该区域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代表,对影响乡村聚落演变的因素进行分析;在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上进行聚落景观格局优化研究.结果显示:(1)1980-2018 年间,重庆市少数民族区域乡村聚落斑块数量和斑块总面积不断增长,斑块密度呈下降趋势,聚落整体空间分布格局更趋于分散.(2)重庆市少数民族区域乡村聚落形态属于聚集型,聚集态势十分显著,且随着时间演变该研究区局部地区乡村聚落的分布更加紧密.(3)重庆市少数民族区域乡村聚落核密度值较为稳定,聚落形态主要以团状和条带状为主.(4)乡村聚落集中分布在道路沿线和交通枢纽处、坡度小于 25°的低山地貌区、距离河流 1 km缓冲区内以及距离耕地 100 m缓冲区内;人口、经济、传统文化和国家政策支持也是聚落演变的基础.(5)在研究区生态安全保护格局的基础上,划分为 4 种聚落景观优化类型.深入探讨重庆市少数民族区域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子,为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脱贫致富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