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退化,以及生态网络连通性和稳定性降低等问题.研究道路基础设施对野生动物生活和迁徙的影响,对区域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网络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野生动物的出现点位数据,利用MaxEnt模型评估粤港澳大湾区道路基础设施对生境适宜性的影响,采用最小累计阻力模型构建生态网络并识别生态断裂点,同时,使用景观连通性指数与图论指数对比不同情景的生态网络连通性.结果表明:研究区内部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对生境适宜性产生显著影响,造成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降低;受道路基础设施的影响,生态源地破碎化加剧,生态廊道的通行阻力增加,生态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明显下降;共识别生态断裂点536处,集中分布于生态源地附近.研究结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生态网络连通性修复提供重要的科学参考.

既有生态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评价研究颇丰,但针对区域内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类型分异及其复杂驱动机制的解析相对缺乏.以江苏省为研究范围,共划分 53 个研究单元,聚焦于与信通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生态环境指标,从智慧生态环境监管平台、智慧生态环境信息传播平台、智慧生活、智慧生态环境创新潜力四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加权TOPSIS对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基于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划分建设类型,随后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居民生活与政府投入 6 个维度建立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影响因素指标库,进而构建BP-DEMATEL-ISM复合多级递阶结构模型,探讨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江苏省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市区＞县级市＞县现象;②建设类型可分为智慧发展引领型、智慧创新不足型、智慧生活特色型和智慧发展滞后型 4 类,且市区多为智慧发展引领型和智慧创新不足型,县级市和县多为智慧生活特色型和智慧发展滞后型;③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整体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划分为 4 级,其中恩格尔系数和绿化覆盖率是最根本的深层影响指标,宽带用户数和人均电信业务量是最有效的直接影响指标;④分维度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三个维度的指标为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哲学观的体现,三者直接作用并通过政府投入间接作用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而影响最终的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研究可为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设施智慧化建设水平提供科学参考.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类工程活动,而人类工程活动又会对青藏高原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基于能源工程、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路网等数据,结合青藏高原科考实地考察情况,旨在建立一套县域尺度下的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及专家打分法,结合各类空间分析方法对各指标因子赋权,并以县域为单元探讨青藏高原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时空变化,全面科学地评估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以能源工程建设强度、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度3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建立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反应研究区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异.2)评价表明,2000-2020年间青藏高原整体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呈增强趋势,且增速不断加快;3)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东西部差异明显,受资源配置和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西宁和拉萨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方面呈以"西宁-拉萨"为轴线的中心区域向外不规则递减的空间格局;4)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增加与青藏高原地区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和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能源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长,使得人类工程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不断增强,表明其对生态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在大力开发能源和建设工程时应重点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

宜居性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体,厘清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及其阻滞因子,是精准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内宜居水平并促进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前提.基于城乡宜居性评价基本范式、顾及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独特性,从自然与人文耦合视域构建由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设施环境、社会环境 4 个维度、8 个一级指标及 24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指标体系,以青海省 45 个县域单元为例定量评价其宜居性及阻滞因子,并探讨宜居性与生态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交互关系.结果显示:(1)青海省总体宜居水平偏低,并呈现由河湟谷地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三江源生态区依次递减的地域分异;(2)宜居水平和生态重要性的空间耦合不协调,三江源生态区等生态重要区的宜居水平低,宜居水平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成正比;(3)青海省宜居性主要受到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阻滞,生态地理分区层面,在自然因子的主要制约下,三江源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分别受设施、居住、社会环境的强约束;(4)针对不同生态地理分区宜居性特征提出未来人口引导及宜居性优化模式,即按宜居性及社会经济生态引力明确人口集聚型、疏散型和稳定型 3 种空间集疏类型,通过人口城镇化、就业移民、教育移民等跨区域移民及就近生态移民增强宜居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配性,以三江源生态区等弱势区域以及饮水设施、道路设施、物流配送、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阻滞因子为重点,提升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设施配置与供给能力.

城市绿地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主要载体,为人群提供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关注入群健康和绿地布局的城市绿地暴露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生态学、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学科的前沿热点.目前国内外城市绿地暴露与人群健康研究仍处在兴起的初步发展状态,缺乏有效和公认的研究范式.尝试通过暴露科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绿地暴露及其人群健康效应的研究的热点领域:(1)从城市人群的绿地暴露特征来看,绿地暴露研究与现有旨在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暴露风险的传统环境健康研究的视角有显著不同,其目标是充分理解人群的绿地暴露特征及其产生健康效应的机制,鼓励和提高人群与绿地的有效和有益接触,服务于城市绿地和健康社区营造的科学规划和决策.(2)从城市绿地暴露的量化表征来看,现有的多种绿地暴露评价指标包括绿地可得性、绿地可及性和绿地可视性等多是表征了绿地的供给状况,并非直接的绿地暴露过程描述,未来可以结合城市人群的绿地暴露时空动态模式,参照总暴露数学方程来综合量化不同途径、访问周期、暴露时长等因素.(3)从城市绿地暴露的人群健康效应机制来看,现有绿地暴露的健康效应机制研究获得的通用理论性成果还不多,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不同绿地健康效应研究采用的暴露特征指标不同,绿地暴露特征影响人群健康存在显著的尺度性,以及缺乏统一的绿地暴露健康效应调查方法.绿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作用尤其突出,但绿地的人群健康促进功能在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还鲜有应用,作为城市生态学与环境风险、公共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交叉前沿领域,相关成果将为指导健康导向的可持续城市/社区规划与建设提供直接的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分析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内容、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建设国家湿地公园提供理论依据.作者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CiteSpace软件对从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数据库检索到的发表于2004-2022 年的1285 篇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中文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关系、关键词聚类、关键词时间线图、关键词突现分析,以及作者合作网络、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和植物区系、植物和鸟类物种多样性、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景观格局分析与评价、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湿地保护的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人类活动对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湿地保护的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促进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科普宣教、自然教育措施等.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景观格局分析、景观规划与管理优化、植物区系、鸟类多样性及动态变化等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屋顶绿化作为一种新型绿色基础设施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已成为提升城市生态韧性与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路径.然而,目前城市生态网络研究多关注二维的地面生态空间,而顾及屋顶绿化的三维生态网络构建研究尚不多见.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LiDAR、高分辨率遥感及建筑属性等多源数据,采用多因子叠置与电路理论等方法,构建了顾及屋顶绿化的城市三维生态网络整合分析框架:即采用多因子叠置方法,从建筑高度、屋面坡度、建筑年代、历史文化属性四个方面分析了屋顶绿化建设的适宜性;其次,结合建筑与植被三维结构特征数据,采用电路理论构建了有无屋顶绿化两种情景下的生态网络;最后,通过比较生态廊道数量、长度、平均阻力等指标分析了屋顶绿化对城市三维生态网络结果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有 46.59%的屋顶适宜进行绿化,表明屋顶绿化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2)顾及屋顶绿化的生态廊道数量由 205 条增加到209 条,生态网络总长度增加,单位长度阻力值减小,表明屋顶绿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生态空间的景观连通性、增加生态廊道密度,为高流动性生物提供重要的栖息地和垫脚石.3)屋顶绿化对城市生态网络优化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在城市中心区的优化作用最大,工业区次之,在生态良好片区优化作用较小.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城市高密度区域地面生态空间与屋顶绿化空间的整合分析与统筹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形态引起城市生态空间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城市生境质量.以广州市为对象,基于2020年土地覆盖数据和城市基础开放数据,运用InVEST模型评估广州市生境质量,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城市形态对生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州市的生境质量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高生境质量占市域面积的34.56％,低生境质量占25.48％,外围城区的生境质量较高,主城区的生境质量较低.(2)城市形态对生境质量影响有空间非稳性,建筑覆盖度、夜间灯光强度、建筑斑块紧凑度等在局部尺度上影响广州市的生境质量;而建筑斑块形状指数等指标在全局尺度上影响广州市的生境质量.(3)城市形态对生境质量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生境质量较好的外围城区受城市形态的负影响最强烈,更容易遭受城市扩张的影响;而主城区城市形态稳定,受城市扩张影响较小,与建筑斑块紧凑度呈正相关.(4)城市形态对生境质量影响程度不同,影响程度按大小依次为建筑覆盖度、建筑斑块紧凑度、建筑高度标准差、建筑斑块形状指数、夜间灯光强度、道路密度、人口数量.(5)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优先的关系,需要因地制宜完善城市空间形态,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区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在外围城区建立生态保护区,降低人口活动强度和城市化扩张的影响.

国家公园是最严格的保护地,在其建设中需清退一些人为干扰的活动设施,因此面临如何科学合理处置清退设施的问题.保留部分清退设施并将其改建为科普基础设施,既契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又利于实现国家公园的科普宣教功能,还能激活稀缺资源.结合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清退设施现状,分析清退设施改建科普基础设施的适宜形式,探讨通过优化管理流程、突出文化特色、坚持绿色营建、重视运营管理等发展路径来推进改建工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乃至其他国家公园的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是亚洲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在增加物种丰富度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到栖息地丧失和退化、非法盗猎和人象冲突等因素影响,世界野生亚洲象的分布和数量与过去相比大幅减少.为探究野生亚洲象分布及数量变化以及当前保护需要关注的重点,本文综述了近50年来亚洲象现存分布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的历史分布、数量动态、威胁因素、传统文化、法律法规和保护行动计划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近50年来,全球野生亚洲象数量动态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1970-2000年持续下降,2000-2010年数量逐步增长,2010年至今缓慢下降;(2)南亚地区是稳定全球野生亚洲象种群的重要区域,主要是由于及时立法、传统文化保护等;而东南亚地区亚洲象种群持续下降,主要是受东南亚地区森林砍伐、非法盗猎等影响,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区域森林栖息地大面积丧失是数量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缅甸和泰国地区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非法盗猎和走私;(3)南亚地区的现存栖息地相对集中,东南亚地区破碎栖息地较多,缅甸还拥有较多的潜在分布区;(4)当前世界野生亚洲象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和退化、盗猎和非法贸易、人象冲突等,基础设施建设、跨境困难、孤立种群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科学合理的保护措施应当因地制宜,在开展充分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可行的保护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