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癌完整结肠系膜切除（CME）术后并发症的Clavien-Dindo（CD）分级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标准：（1）盲肠至横结肠肝曲腺癌；（2）行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术。排除标准：（1）术前存在严重器官功能障碍；（2）肿瘤侵及邻近器官或出现远处脏器转移；（3）急诊手术治疗；（4）腹腔镜下不能完成手术，中转开腹；（5）资料不全。根据上述标准，纳入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接受腹腔镜右半结肠癌CME手术的141例患者临床资料。男89例，女52例，年龄（61.8±11.0）岁。采用CD评分系统进行并发症分级评估。对可能影响并发症发生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多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分组进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结果:全组14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共有26例（18.4%）发生37例次并发症。CD分级：Ⅰ级15例（40.5%）、Ⅱ级21例（56.8%）、Ⅳa级1例（2.7%）；主要以切口愈合延迟（7例次）、腹泻（6例次）以及呼吸系统并发症（5例次）为主。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χ 2=4.338， P=0.037）、体质指数≥28 kg/m 2（χ 2=5.971， P=0.015）及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00 g/L（χ 2=3.985， P=0.046）的患者行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 OR=7.991，95% CI：2.203~28.983， P=0.002）和体质指数≥28 kg/m 2（ OR=4.231，95% CI：1.034~17.322， P=0.045）是影响腹腔镜右半结肠CME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全组术后随访1~48（中位数24）个月。log-rank检验显示，年龄<65岁与≥65岁者以及体质指数<28 kg/m 2与≥28 kg/m 2者的术后累计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分别：χ 2=0.986， P=0.321；χ 2=0.370， P=0.543）。 结论:腹腔镜右半结肠癌CME手术后的并发症主要为CDⅠ~Ⅱ级，老年及肥胖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应对老年及肥胖患者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腹腔镜横结肠癌根治术难度较大，具有手术区域大、步骤多、临床解剖变异多等特点，需遵循系膜完整切除的清扫原则。4K腹腔镜画面高清，术中可有效辅助对血管的识别保护和离断，判断筋膜间隙，以肠系膜上静脉为指引，中间入路进入Toldt筋膜间隙，完成左、右横结肠及其系膜下区彻底游离清扫和结肠上区、肝曲及脾曲游离。笔者总结实践经验，探讨4K腹腔镜横结肠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范围，分享手术经验。

患者女，65岁，因间歇性右上腹疼痛48 h入院。右上腹呈间歇性胀痛，进食后症状明显，伴恶心，无呕吐。2008年因胆囊结石行胆囊切除术，2011年因十二指肠壶腹部癌在本院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查体：中上腹部可见20 cm陈旧性手术疤痕，右上腹压痛，无反跳痛，无肌卫，肠鸣音正常。血常规：白细胞计数7.93×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0.4%、C-反应蛋白24.09 mg/L。肝功能：ALT 68 U/L。腹部CT平扫+增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改变，部分肠管扩张积气，扩张的肠管局部密实，周围脂肪间隙模糊；肝内胆管扩张积气（图1）。临床诊断：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输入襻梗阻。经禁食、抗感染、解痉等治疗9 d，症状无缓解，行剖腹探查见：右上腹与腹壁广泛粘连、予以分离，依次解剖出横结肠肝曲及其系膜，见输入襻穿出横结肠系膜处无狭窄，顺着输入襻肠壁向近侧游离至横结肠上区，见胆肠、胰肠吻合处空肠桥襻扩张、充血水肿，距肠肠吻合口约10 cm处小肠内可触及质硬肿块，推挤可移动，判断为结石，结石远端肠管相对狭窄，将其向远侧推挤，远离胆肠吻合口，后纵行切开肠壁，取出结石，经肠管切口处置入胆道镜探查肝内胆管及肠襻无结石残留，肠管切开处横行缝合，留置引流管关腹。术中经鼻、胃肠吻合口向输出襻置入营养管。术后予以早期肠内营养、抗感染等治疗，恢复顺利后出院。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目的:探讨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28例行根治性切除术治疗Ⅱ~Ⅲ期结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8例，女110例；中位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25~87岁。所有病人行开腹或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术后复发情况。（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3年复发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将独立危险因素引入R 3.6.1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区分度。使用R软件绘制校准度曲线图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一致性。 结果:（1）术后复发情况：228例病人中，53例术后复发，其中局部复发19例，远处转移34例。34例远处转移病人中，肝转移14例、肺转移7例、脑转移4例、多发转移及其他部位单发转移9例。53例病人术后复发时间为12个月（6~19个月）。（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肠梗阻、术前癌胚抗原（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χ2=4.463、13.622、10.914、5.911， P<0.05）。病理学N分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期或N2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3.129，3.071，7.634，3.439，15.467，95%可信区间为1.328~7.373，1.047~9.007，1.103~52.824，1.422~8.319，3.498~68.397， P<0.05）。（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术前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及病理学N分期引入R 3.6.1软件，构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术前CEA>5 μg/L的列线图评分为41.7分，腹腔积液为41.0分，血管侵犯为74.2分，病理学N分期N1期为45.1分、N2期为100.0分，各项危险因素不同取值得分总和对应术后复发概率。绘制ROC评价列线图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能力，其AUC为0.805（95%可信区间为0.737~0.873， P<0.05）。校准曲线图显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列线图模型预测复发概率与实际复发概率具有较好一致性。 结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或N2期是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风险。

患者男，51岁，2011年因“降结肠恶性肿瘤”于外院行“根治性左半结肠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左半结肠）中分化腺癌，癌组织侵及浆膜外脂肪组织，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8），术后行8个周期的XELOX方案辅助化疗，规律复查3年无复发转移。2022年2月因“间断上腹胀5个月余”就诊。查体：腹平，左上腹可触及1个约4cm×4 cm大小肿物，质硬，活动度可，压痛（+）。家族史：父亲死于结肠癌，妹妹患结肠癌仍健在。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升结肠近肝曲处及小肠处肿物，肠腔狭窄，周围多发肿大淋巴结，考虑结肠癌并周围淋巴结转移、小肠肿物（图1）。电子结肠镜检查示：横结肠可见1个不规则肿物突出管腔，表面充血、溃烂，触之易出血，环周，管腔狭窄，镜身无法通过（图2）。病理检查：（结肠）中分化腺癌。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75 g/L。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小肠肿物、贫血。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回盲部有1个6 cm×5 cm大小肿物，周围淋巴结可触及肿大；距屈氏韧带30 cm空肠处有1个8 cm×6 cm大小肿物，大网膜包裹粘连，活动度可，遂行根治性右半结肠切除术、小肠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右半结肠）中分化黏液腺癌，部分为管状腺癌，癌组织侵及肠壁肌层达周围，未侵及浆膜，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13）；（小肠）中分化管状腺癌，癌组织侵及肠壁全层达周围，未侵及浆膜，手术切缘未见癌组织残留，淋巴结（0/10）（图3）。免疫组化检查示：（右半结肠）CD56（-）、Syn（-）；（小肠）CKp（+）、CD56（-）、Syn（-）、TP53（野生型）、MSH2（-）、MSH6（-）、MLH1（-）、PMS2（-）。基因检测：KRAS基因突变，未检测到MSH2、MSH6、MLH1、PMS2基因突变。

目的:探究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技术在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场景中对器械和脏器检测识别的可行性和准确性。方法:收集国内4家大型三甲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3份）、辽宁省肿瘤医院（2份）、江苏省人民医院溧阳分院（2份）、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份）］共计8份完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手术视频。使用PR软件每5~10 s进行抽帧转换为图帧，转换后进行人工去重，去除明显雷同图帧和模糊图帧以确保质量。转换并去重后，抽帧图像共3 369张，图像分辨率为1 920×1 080 PPI，用LabelMe实例分割图像；共计23个类别包括静脉、动脉、缝针、持针器、超声刀、吸引器、出血、结肠、钳子、胆囊、小纱布、Hem-o-lok夹、Hem-o-lok钳子、电钩、小肠、肝圆韧带、肝脏、网膜、胰腺、脾脏、吻合器、胃和Trocar穿刺器。将抽帧图像按照9∶1比例随机分为模型训练集和模型验证集，使用YOLOv8深度学习框架进行模型训练和验证。采用精确度、召回率、精确度均值和平均精确度均值（mAP）评价检测识别准确性。结果:训练集3 032帧图像，23个类别共计30 895个实例分割数量；验证集337帧图像，共计3 407个实例分割数量。使用YOLOv8m模型训练，训练集损失曲线中损失值随迭代计算轮次增加而逐步平滑下降。训练集中，23个类别检测识别AP值均达0.90以上，23个类别mAP为0.99。验证集中，23个类别mAP为0.82。单一类别中，超声刀、持针器、钳子、胆囊、小纱布和吻合器的AP值分别为0.96、0.94、0.91、0.91、0.91和0.91。模型成功推理应用于时长为5 min的腹腔镜下缝合胃肠共同开口视频片段。结论:本研究初步证实了计算机视觉可高效准确并实时地检测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各手术场景中的脏器和器械。

目的:探讨预切开内镜黏膜切除术(pre-cut-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pre-cut-EMR)治疗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s，LSTs)的临床指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9年6月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pre-cut-EMR治疗的结直肠LSTs患者临床资料，研究分析病灶临床特征与手术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关系。结果:共132例结直肠LSTs病变纳入研究，LSTs内镜分型中颗粒均一型29例(22.0%)，结节混合型43例(32.6%)，扁平隆起型58例(43.9%)，假凹陷型2例(1.5%)。LSTs病灶直径(2.3±1.5)cm(2.0～5.0 cm)。病灶位于直肠36例(27.3%)，乙状结肠15例(11.4%)，降结肠10例(7.6%)，结肠脾曲17例(12.9%)，横结肠21例(15.9%)，结肠肝曲24例(18.2%)，升结肠6例(4.5%)，盲肠3例(2.3%)。LSTs病理结果：低级别上皮内瘤变58例(43.9%)，高级别上皮内瘤变69例(52.3%)，黏膜内癌2例(1.5%)，癌变3例(2.3%)。132例LSTs病灶应用pre-cut-EMR治疗，手术时间(25.3±13.6)min(20～65 min)，病灶整块切除率95.5%(126/132)，完整切除率100.0%(132/132)。术中穿孔2例(1.5%)，均位于乙状结肠，病灶直径分别为4.0 cm、4.5 cm。术中即刻出血12例(9.0%)，术后迟发出血2例(1.5%)。术后随访6～24个月，术后创面愈合良好，随访期间病灶未见残留及复发。结论:内镜下应用pre-cut-EMR治疗直径<4.0 cm的结直肠LSTs病变是安全有效的。

目的:探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SSCRC）多个癌灶相对位置及微卫星状态对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自2008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于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收治的278例SSCRC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按照多个癌灶的相对位置，将患者分为3组，分别是：（1）右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盲肠、升结肠、结肠肝曲、横结肠）；（2）左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结肠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3）左半+右半组（多个癌灶在右半结肠和左半结肠/直肠均有分布）。按照微卫星状态（MSI），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是：MSI-H组（错配修复缺陷）和MSI-L+MSS组（错配修复完整）。比较组间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差异。不同临床特征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预后比较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 结果:278例SSCRC患者中，有256例（92.1%）癌灶数量为2个，22例（7.9%）>2个；255例（91.7%）病灶病理表现为腺癌，23例（8.3%）病灶包含或表现为黏液腺癌；136例（48.9%）发生淋巴结转移；癌灶浸润深度超过肌层的患者238例（85.6%）；TNM分期为Ⅲ或Ⅳ期者147例（52.9%）；左半组、右半组以及左半+右半组分别有155例（55.8%）、55例（19.8%）和68例（24.5%）。全组有199例行完整4项错配修复蛋白的免疫组化检查，其中有166例微卫星状态为MSI-L+MSS；33例微卫星状态为MSI-H。左半组、左半+右半组以及右半组比较，女性比例分别占16.8%（26/155）、26.5%（18/68）和49.1%（2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2.335， P<0.001）；癌灶数量≥3个的比例分别占5.2%（8/155）、16.2%（11/68）和5.5%（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438， P=0.015）；黏液腺癌的比例分别占4.5%（7/155）、8.8%（6/68）和18.2%（1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6， P=0.007）；淋巴结转移比例分别占55.5%（86/155）、48.5%（33/68）和30.9%（1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817， P=0.007）；浸润T3~4分期比例分别占81.3%（126/155）、88.2%（60/68）、94.5%（5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293， P=0.043）；肿瘤TNM临床分期Ⅲ~Ⅳ的比例分别占59.4%（92/155）、54.4%（37/68）和32.7%（18/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637， P=0.003）。3组在年龄、癌灶大小、远处转移、合并腺瘤、神经侵犯以及脉管侵犯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较于MSI-H，MSI-L+MSS患者年龄>65岁和男性的比例更高［分别为50.6%（84/166）比15.2%（5/33），χ 2=13.994， P<0.001；80.7%（134/166）比54.5%（18/33），χ 2=10.457， P=0.001］，更易发生于左半［63.3%（105/166）比24.2%（8/33），χ 2=18.232， P<0.001］，癌灶长径<4 cm比例较高［54.8%（91/166）比33.3%（11/33），χ 2=5.086， P=0.024］，黏液腺癌比例偏低［4.2%（7/166）比27.3%（9/33），χ 2=19.791， P<0.001］，更容易发生远处转移［22.3%（37/166）比6.1%（2/33），χ 2=4.601， P=0.032］、淋巴结转移［57.2%（95/166）比24.2%（8/33），χ 2=11.996， P<0.001］和神经侵犯［28.9%（48/166）比6.1%（2/33），χ 2=7.643， P=0.006］，TNM分期为Ⅲ~Ⅳ期比例更高［60.2%（100/166）比24.2%（8/33），χ 2=14.374， P<0.001］，而肿瘤家族史比例偏低［28.9%（48/166）比60.6%（20/33），χ 2=12.228，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者在癌灶数量、浸润深度、是否合并腺瘤以及脉管癌栓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33例MSI-H患者的错配修复蛋白缺失情况中，以PMS-2的缺失频率最高，为66.7%（22/33），MLH-1次之，为57.6%（19/33），而MSH-2和MSH-6缺失的比例相对较少，分别为33.3%（11/33）和24.2%（8/33）。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显示：不同癌灶相对位置分组中，右半组、左半+右半组、左半组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8%、79.6%以及8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不同微卫星状态分组中，MSI-H的3年总生存率为93.8%，较MSI-L+MSS的78.4%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6）。 结论: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中，以右半组局部浸润深度最深，以左半组淋巴结转移能力最强，临床TNM分期最晚，MSI-H占比最低，预后最差。

目的:分析病理确诊肺真菌病患者的病原学分布、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改变等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7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经外科手术、支气管镜或经皮肺穿刺病理确诊的肺真菌病患者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病原学分布、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改变。结果:入选经病理学确诊肺真菌病患者43例，分别经外科手术确诊26例（60.47%），经支气管镜确诊14例（32.56%），经皮肺穿刺确诊3例（6.98%）；肺曲霉病27例（62.79%），肺隐球菌病11例（25.58%），肺念珠菌病3例（6.98%），肺毛霉病2例（4.65%）。43例患者中27例（62.79%）存在真菌感染危险因素：糖尿病10例（23.26%），恶性肿瘤7例（16.28%），支气管扩张症4例（9.30%），乙型肝炎病毒携带3例（6.98%），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2例（4.65%），肺结核2例（4.65%），结肠癌术后化疗1例（2.33%）。43例患者主要呼吸系统症状：咳嗽24例（55.81%），咳痰21例（48.84%），咯血16例（37.21%），发热9例（20.93%），喘息8例（18.60%），胸痛7例（16.28%），声音嘶哑1例。胸部影像学改变：肺部结节20例（46.51%），"血管贴边征"12例（27.91%），斑片渗出影10例（23.26%），团块/实变8例（18.60%），空洞7例（16.28%），管壁增厚并管腔狭窄6例（13.95%），空气新月征5例（11.63%）。结论:肺真菌病以肺曲霉病和肺隐球菌病为多见；常见基础疾病为糖尿病及恶性肿瘤；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及咯血；影像学表现主要以肺部结节多见，肺隐球菌病可见"血管贴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