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探讨人结直肠癌组织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EGFR)与Fascin-1蛋白表达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2010年12月东阳市人民医院病理科结直肠癌石蜡标本258例和同时切除的正常结直肠组织石蜡标本72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法检测并比较直肠癌组织和正常结直肠组织中EGFR和Fascin-1蛋白的表达；分析结直肠癌中Fascin-1蛋白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EGFR的关系，以及EGFR和Fascin-1蛋白的表达与患者的预后生存情况的关系。结果:(1)结直肠癌组织中Fascin-1蛋白的阳性率为38.0%(98/258)，高于正常结直肠组织的阳性率0.0%(0/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38.901， P<0.01)。(2)女性、结肠及低分化的结直肠癌患者中Fascin-1蛋白的阳性率高于男性、直肠及高-中分化患者(χ 2＝4.256、20.085、8.471， P值均<0.05)。(3)在EGFR阳性结直肠癌患者的Fascin-1蛋白阳性表达率(42.9%，91/212)较EGFR阴性病例(15.2%，7/46)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2.318, P<0.01)；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结直肠癌组织中EGFR和Fascin-1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r s＝0.219， P<0.01)。(4)194例获得随访的结直肠癌患者5年总生存率为73.2%(142/194)，5年无复发生存率为65.5%(127/194)。其中EGFR和Fascin-1均阳性患者的5年平均总生存期及5年总生存率(47.8个月、64.7%)低于非均阳性患者(54.4个月、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039, P<0.05)。 结论:结直肠癌中EGFR与Fascin-1蛋白的表达呈正相关，二者同时表达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患儿　女，5岁，因“间断发热、腹痛、腹泻2个月余”就诊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结肠镜检查发现全结肠出现多处不规则深溃疡，肛周可见脓肿。基因检测显示患儿存在TNFAIP3基因杂合变异（NM_001270508：c.866delA），而其父母均为野生型。患儿确诊A20单倍体不足，予营养支持、沙利度胺口服治疗，后因严重胃肠道反应停用沙利度胺，给予生物制剂抗肿瘤坏死因子-α制剂（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半年余，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评估在结肠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中，金属夹联合丝线和橡皮圈作为简易内牵引装置的临床应用价值。以2021年1月至2022年7月间，在南通大学附属江阴医院进行ESD治疗的56例早期结肠癌和癌前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计算机软件随机分配，分为常规ESD治疗的对照组（ n=28）和金属夹联合丝线及橡皮圈牵引的牵引组（ n=28）。对两组患者的ESD手术总时间、黏膜剥离时间、黏膜下注射次数、完整切除病灶率、手术并发症等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结果牵引组手术总时间较对照组短［（74.64±33.25）min比（117.18±35.75）min， t=4.61， P<0.001］；牵引组黏膜剥离时间较对照组短［（51.61±24.87）min比（99.11±32.73）min， t=6.11， P<0.001］；牵引组黏膜下注射次数较对照组少［（1.68±1.16）次比（4.96±1.41）次， t=9.57， P<0.001］；两组患者在手术面积和完整切除率及手术并发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可见，金属夹联合丝线及橡皮圈的作为牵引辅助装置，可以降低结肠ESD的技术难度，缩短手术时间。

阑尾杯状细胞腺癌少见，本文报道1例以卵巢肿瘤为首发症状的转移性阑尾杯状细胞腺癌。患者女，67岁。腹痛2个月，CT示盆腔巨大囊实性肿物，考虑附件来源。术中送检左卵巢肿物，镜下观察大片坏死物中见印戒样/杯状细胞呈片状、筛状、腺管样或单个细胞排列。冷冻病理考虑转移性腺癌，建议临床检查消化道。术中探查发现阑尾肿物。遂行全子宫、双附件+右半结肠切除术。镜下观察少许阑尾肿瘤组织学形态与卵巢肿物一致，其他区域肿瘤细胞似神经内分泌细胞呈巢团、缎带状排列。卵巢和阑尾肿瘤均表达SATB2、CDX2，阑尾肿瘤局灶表达突触素。患者术后接受化疗。随访10个月，未见复发。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报道1例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合并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s，NENs)病例，结合文献报道的69例病例，总结分析IBD合并NENs的临床特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69例IBD合并NENs患者中包括32例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及37例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男女发病率相当( P＝0.151)。NENs多形成于IBD之后。CD患者发生NENs的中位病程为4.5年，小于UC患者的17年( P＝0.002)。33例患者为术后或随访时发现NENs，有症状者中11例表现为肠梗阻。NENs好发部位与IBD相似，CD患者好发于回肠和阑尾(27例)，而UC患者好发于结直肠(31例)( P<0.001)。CD患者中神经内分泌瘤更常见(26例)，神经内分泌癌则在UC患者中更普遍(22例)( P<0.001)。IBD可合并或并发NENs，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病因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索。

目的:总结儿童医源性输尿管损伤的临床特点、处理方法及预后，为降低医源性输尿管损伤的发生率、减少远期肾功能的丢失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05年1月至2020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非泌尿系统手术导致的医源性输尿管损伤19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4例，女5例；左侧7例，右侧12例；平均年龄为6岁(1~12岁)。对其损伤原因、分类、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处理原则以及远期随访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19例患儿中因腹膜后或盆腔肿瘤手术损伤输尿管的13例，因阑尾切除术、疝囊高位结扎术、巨结肠根治术导致输尿管损伤的各2例。术中即刻发现并处理者有6例，其中输尿管肾盂吻合2例、输尿管端端吻合3例、输尿管再植1例。术后延迟发现者13例，术后诊断时间从4 d至3年。13例中2例因疝囊结扎术所致的输尿管损伤直接行输尿管再植术；其余11例先行肾造瘘，二期行肾盂输尿管吻合术1例、输尿管端端吻合术3例、输尿管再植术1例、膀胱肌瓣成形术2例，阑尾代输尿管2例，剩余2例造影发现输尿管自行愈合，未再次手术。术后平均随诊时间为17个月(8~242个月)，术中即刻修复的6例和因疝囊结扎术所致的输尿管损伤直接行输尿管再植术的2例肾盂输尿管未见明显积水，其余11例患儿肾脏均有不同程度积水，但随诊保持稳定。结论:儿童医源性输尿管损伤多发生于腹膜后、盆腔及腹股沟区手术中。术中、术后如能及时发现，对症正确处理，远期肾脏功能多可保存。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目的:探讨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28例行根治性切除术治疗Ⅱ~Ⅲ期结肠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8例，女110例；中位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25~87岁。所有病人行开腹或腹腔镜辅助结肠癌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术后复发情况。（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3年复发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将独立危险因素引入R 3.6.1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以曲线下面积（AUC）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区分度。使用R软件绘制校准度曲线图评价列线图预测模型的一致性。 结果:（1）术后复发情况：228例病人中，53例术后复发，其中局部复发19例，远处转移34例。34例远处转移病人中，肝转移14例、肺转移7例、脑转移4例、多发转移及其他部位单发转移9例。53例病人术后复发时间为12个月（6~19个月）。（2）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为肠梗阻、术前癌胚抗原（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χ2=4.463、13.622、10.914、5.911， P<0.05）。病理学N分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期或N2期是影响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3.129，3.071，7.634，3.439，15.467，95%可信区间为1.328~7.373，1.047~9.007，1.103~52.824，1.422~8.319，3.498~68.397， P<0.05）。（3）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及评价：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将术前CEA、腹腔积液、血管侵犯及病理学N分期引入R 3.6.1软件，构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术前CEA>5 μg/L的列线图评分为41.7分，腹腔积液为41.0分，血管侵犯为74.2分，病理学N分期N1期为45.1分、N2期为100.0分，各项危险因素不同取值得分总和对应术后复发概率。绘制ROC评价列线图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能力，其AUC为0.805（95%可信区间为0.737~0.873， P<0.05）。校准曲线图显示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列线图模型预测复发概率与实际复发概率具有较好一致性。 结论:术前CEA>5 μg/L、腹腔积液、血管侵犯、病理学N分期为N1或N2期是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有助于预测Ⅱ~Ⅲ期结肠癌根治术后复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