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老年开颅肿瘤切除术围手术期合并缺血性卒中及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特点,为老年开颅肿瘤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的麻醉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连续回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2018年1月-2020年10月收治的年龄65岁以上,择期进行了开颅肿瘤切除术的患者资料,对围手术期同时并发缺血性卒中及脑出血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资料和影像学特征进行总结.结果 研究期间共6例老年患者围手术期同时合并缺血性卒中及脑出血,年龄65～72岁,男性、女性各3例(50％).其中5例(83％)患者为恶性肿瘤,4例(67％)为胶质母细胞瘤;5例(83％)患者肿瘤最大径≥40 mm;5例(83％)患者合并高血压,其中2例(33％)既往有缺血性脑血管病;2例(33％)合并糖尿病.术中有2例(33％)患者发生低血压.6例(100％)患者术后首次发现的缺血性卒中为隐匿性卒中,2例(33％)患者缺血性卒中发生于脑出血前,3例(50％)患者脑出血发生在术后48h内,1例(17％)患者在血肿清除术后再次发生缺血性卒中,且为大面积脑梗死.1例(17％)患者自动出院,NIHSS评分为25分,深昏迷状态;其他患者出院时有2例(33％)NIHSS评分为1分,其余3例(50％)NIHSS评分为0分.结论 老年开颅肿瘤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合并缺血性卒中和脑出血预后欠佳,多合并高血压病史.本研究中发现的缺血性卒中多为隐匿性,提示对老年患者需注意围手术期卒中轻微或可疑症状的观察,及时诊疗.

《脑血管病诊治决策》由[美]莱昂纳多·兰格尔-卡斯蒂利亚主编,王玉海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ISBN:978754785871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又称中风,是神经科极为常见的疾病之一.其特点为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中医将其归类为"中风病".据现代研究,痰瘀互结在中风病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静脉溶栓,但受限于严格的治疗"时间窗",其临床应用有所局限.针对缺血性中风的治疗,活血化痰法被视为基础方法,特别是在疾病的急性期,痰瘀同治显得尤为重要.而桂枝茯苓丸作为一种中药制剂,具有扩张血管、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等多种作用.多项研究证实,桂枝茯苓丸对急性脑梗死的防治具有显著效果.因此,在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时,可以考虑使用桂枝茯苓丸,以发挥其多方面的药理作用,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是临床常见的急性出血性脑血管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与致残率。本综述就高压氧（HBO）在SAH中应用的基本原理、基础研究进展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推动HBO对SAH基础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

目的:观察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AICVD）患者血浆S100A1蛋白、核因子-kβ p65（NF-kβ p65）、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变化及意义。方法:选取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2020年4-11月收治的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AICI组）141例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TIA组）20例，AICI组根据梗死灶的体积分为小梗死灶组（SCI组）78例、中梗死灶组（MCI组）32例和大梗死灶组（LCI组）31例，选取同期在该院体检的健康人31例为对照组（HC组）。对比AICI组、TIA组与HC组S100A1、NF-kβ p65、IL-6水平及不同梗死体积亚组之间S100A1、NF-kβ p65、IL-6水平的差异，分析S100A1、NF-kβ p65、IL-6与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及脑梗死体积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100A1、NF-kβ p65、IL-6对AICI患者的诊断价值。结果:AICI组S100A1［（230.96±39.37）ng/L］、NF-kβ p65［（3.99±0.65）mg/L］、IL-6［（13.32±1.57）ng/L］均明显高于TIA组的（185.85±43.24）ng/L、（3.58±0.74）mg/L、（11.61±1.67）ng/L（ t=4.95、2.39、4.14，均 P < 0.05）及HC组的（181.47±27.39）ng/L、（3.51±0.99）mg/L、（11.42±2.34）ng/L（ t=6.54、3.32、5.55，均 P < 0.05）；TIA组与HC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LCI组S100A1［（254.25±37.07）ng/L］、NF-kβ p65［（4.41±0.45）mg/L］、IL-6［（14.00±1.40）ng/L］均明显高于MCI组的（225.42±30.92）ng/L、（3.85±0.64）mg/L、（12.77±1.31）ng/L（ t=3.04、3.60、3.20，均 P < 0.05）和SCI组的（223.98±40.21）ng/L、（3.88±0.66）mg/L、（13.27±1.65）ng/L（ t=3.79、4.01、2.25，均 P < 0.05），MCI组与SCI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AICI患者S100A1、NF-kβ p65与脑梗死体积均呈正相关（ r=0.24、0.27，均 P < 0.05），S100A1、IL-6与AICI患者入院后NIHSS评分均呈正相关（ r=0.24、0.28，均 P < 0.05）；S100A1、NF-kβ p65、IL-6对AICI诊断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8、0.667、0.754，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81.03、3.50、10.79，相应灵敏度分别为95.0%、76.6%、97.2%，特异度分别为37.3%、45.1%、49.0%。 结论:AICI患者血浆S100A1、NF-kβ p65、IL-6水平明显升高，且与AICI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脑组织对局部缺血、缺氧极为敏感，耐受性差。对缺血性脑血管病变尽早进行脑组织灌注、侧支循环等方面进行评价非常重要。动脉自旋标记成像（ASL）技术利用动脉血液的水分子作为自然内源性扩散示踪剂，获得通过脑组织的血流灌注信息。随着一些ASL扩展技术的出现，使成像更快捷、更准确。本文从ASL相关扩展的技术、ASL应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脑灌注显示、缺血半暗带评估、侧支循环评价、治疗方法调整及预后评价等几方面进行综述。

烟雾病(MMD)是一类病因不明，自发性双侧颈内动脉远端慢性闭塞，继发颅底异常血管网形成的脑血管病，临床上常表现为缺血或出血性卒中发作。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MMD的发病率最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相关知识的普及，我国MMD的诊断和治疗病例数呈快速上升趋势。然而迄今为止仍有发病机制不明，颅内外搭桥手术对患者长期疗效不明确，药物治疗开发难度大等临床痛点和难点。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和争议，从MMD的发病机制研究、临床诊疗现状和治疗展望三个方面展开论述。MMD是一个进行性进展的疾病，其发生发展机制还需更多的深入研究来揭示，MMD的治疗也是综合性治疗难题，需要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以及心理治疗等辅助治疗来帮助患者获得最大的临床受益。

内皮素(endothelin, ET)是由内皮细胞产生的一种强效血管收缩肽，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心脑血管病密切相关。近年来的研究显示，ET-1基因Lys198Asn多态性可作为脑血管病的一种新型生物标志物。文章综述了该基因多态性与缺血性卒中易感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专家引言：脑血管疾病如脑梗死、脑动脉瘤是全球范围内困扰人类健康、带来社会医疗负担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四川省人民医院放射科王玉婷教授团队围绕脑血管影像学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一方面在缺血性疾病如脑梗死领域，探索急性和慢性期不同的影像学任务；另一方面在出血性疾病如脑动脉瘤领域，开展人群研究和新型标志物的探索和验证。基于较长期的系统性研究，开发验证了一系列较关键的影像标志物，可应用于脑梗死、脑动脉瘤等血管疾病的临床管理全流程的多个场景（病因诊断、预后预测、破裂出血风险评估、复发风险评估、药物疗效监测等），为辅助脑血管疾病的诊疗提供了影像学依据。北京天坛医院刘亚欧教授指出，脑血管病作为全球范围内导致成人死亡和残疾的重要原因，如何减少其发病、改善预后并减少复发是目前的重要研究方向。王玉婷教授团队从西南人群入手，着眼于脑血管病领域的临床关键问题，从临床需求出发进行研究设计，进行了一系列临床影像研究，并与国内外研究团队深入合作，将影像学新技术应用于脑卒中病因探索、临床预后预测、疾病复发风险评估、药物疗效监测等方面，使影像研究结果能够应用于临床实践。

目的:探讨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及外周血微RNA-126(microRNA-126, miR-126)与脑微出血(cerebral microbleeds, CMBs)数量和分布的关系。方法:连续纳入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非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3.0 T MRI检查，应用磁敏感加权成像检测CMBs。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VEGF浓度，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对miR-126进行定量检测。应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CMBs的独立影响因素，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血清VEGF浓度和外周血miR-126与CBMs数量的相关性。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价血清VEGF浓度和外周血miR-126相对表达量对CMBs的预测价值。 结果:共纳入193例非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非CMBs组110例(57.0%)，单纯脑叶CMBs组20例(10.4%)，非单纯脑叶CMBs组63例(32.6%)。3组间比较显示，年龄可能是单纯脑叶CMBs的危险因素，VEGF较高、胱抑素C水平较高、外周血miR-126相对表达量较低、高血压以及既往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史可能是非单纯脑叶CMBs的危险因素。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VEGF浓度较高是非单纯脑叶CMBs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1.186，95%置信区间1.035～1.358； P＝0.014)，而miR-126相对表达量较高是非单纯脑叶CMBs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154，95%置信区间0～0.269； P＝0.02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血清VEGF浓度较高( r＝0.848， P<0.001)和miR-126相对表达量较低( r＝-0.043， P＝0.035)可显著增加CMBs数量。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VEGF预测非单纯CMBs的曲线下面积为0.803(95%置信区间0.741～0.865)，最佳截断值为120.55 ng/L，敏感性为70.7%，特异性为75.5%。 结论:在非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中，血清VEGF和外周血miR-126相对表达量与CMBs数量及其分布存在显著相关性，血清VEGF可作为预测非单纯脑叶CMBs存在的生物标志物。

颅内动脉瘤(intracranial aneurysm, IAs)检出率日渐增高，而且合并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比例越来越高。抗血小板治疗是否会影响IAs的自然病史以及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的转归，成为IAs患者管理中的难题。血管内支架的应用极大拓展了IAs的治疗范围和增高了IAs的治愈率。然而，如何平衡支架内血栓形成与出血风险成为当前IAs血管内治疗的一大挑战。因此，为促进IAs抗血小板治疗的规范化，颅内动脉瘤抗血小板治疗中国专家共识编写组就IAs抗血小板治疗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制定了颅内动脉瘤抗血小板治疗中国专家共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抗血小板药对未破裂动脉瘤、动脉瘤破裂后再出血以及SAH后继发性脑缺血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IAs血管内治疗的围手术期抗血小板治疗方案提出了明确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