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肾损伤(AKI)是短期内肾小球滤过率急剧下降，表现为血尿素和肌酐水平急剧并持续升高的临床综合征。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术期AKI发生率为7.4% [1]，心脏手术患者发生率为20%～42% [2,3]，ICU危重患者则高达30%～60% [4,5]。AKI可增加并发症和死亡风险，增加医疗费用和延长住院时间 [6]。目前，临床上AKI的识别主要依靠尿量、血肌酐水平以及肾脏损伤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然而这些指标常在肾缺血缺氧损伤发生后数小时或数天才开始改变，并且需要反复测定 [7,8]。因而，不能及时反映肾脏氧合状态，也不能为临床防治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围术期AKI主要由肾脏缺血缺氧引起，肾髓质是肾脏最易发生缺血缺氧的部分。尿氧分压(PuO 2)能反映肾髓质氧合的变化且两者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且PuO 2可被连续实时监测，对肾髓质缺血缺氧状态的反映几乎没有滞后性 [9]。本文将对PuO 2在预测、预防和处理AKI方面的价值以及影响PuO 2测定准确性的因素进行综述，为临床应用提供指导和参考。

糖尿病肾脏病(DKD)是以高血糖引起肾脏损伤的疾病。在我国已成为终末期肾病(ESRD)的主要原因，进入ESRD阶段生存期下降，即使进行肾脏替代以及肾移植治疗，其预后转归欠佳。现代医学中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血糖波动、非杓型血压及夜间收缩压、血尿酸、维生素D水平、甲状腺功能异常等是DKD疾病的进展风险，并通过对以上风险的控制，可以延缓疾病进展。

目的:探讨乌司他丁联合脂肪干细胞（ADSCs）移植对内毒素休克大鼠肾组织的保护作用。方法:从108只Sprague-Dawley大鼠中随机选取20只作为正常组，剩余88只通过尾静脉注射2 ml脂多糖（10 mg/kg）建立内毒素休克模型。将建模成功的80只大鼠随机均分为模型组、ADSCs组、乌司他丁组和联合组（乌司他丁联合ADSCs）。每天治疗1次，连续治疗3 d。治疗3 d后，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观察大鼠肾脏组织的病理变化；荧光显微镜观察CM-Dil标记的ADSCs在大鼠肾脏组织中的分布；测定大鼠血清中一氧化氮合酶（NOS）、一氧化氮（NO）、肌酐和尿素氮的含量；采用反转录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大鼠肾脏组织中Bax、Caspase-3的表达。结果:治疗3 d后，模型组肾间质出现炎症细胞浸润，偶见坏死病灶；与模型组相比，ADSCs组和乌司他丁组肾脏损伤明显减轻，联合组肾脏损伤最轻。ADSCs组和联合组大鼠肾脏组织镜下可见CM-Dil标记的阳性细胞，而正常组、模型组和乌司他丁组肾脏组织中均未见CM-Dil标记的ADSCs。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血清中的NOS、NO、肌酐和尿素氮含量均明显升高（均 P<0.05）；与模型组相比，ADSCs组、乌司他丁组和联合组大鼠血清中的NOS、NO、肌酐和尿素氮含量均明显降低（均 P<0.05），且联合组较ADSCs组和乌司他丁组进一步降低（均 P<0.05）。模型组大鼠肾脏组织中Bax及Caspase-3的mRNA和蛋白表达较正常组均明显升高（均 P<0.05）；ADSCs组、乌司他丁组和联合组大鼠肾脏组织中Bax及Caspase-3的mRNA和蛋白表达较模型组均明显降低（均 P<0.05），且联合组较ADSCs组和乌司他丁组进一步降低（均 P<0.05）。 结论:乌司他丁联合ADSCs移植对内毒素休克引起的肾脏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可能与缓解肾脏细胞损伤有关。

糖尿病肾脏疾病（DKD）是指由糖尿病所致的慢性肾脏疾病（CKD），通常是根据尿白蛋白升高和/或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同时排除其他CKD而做出的临床诊断。DKD的临床特征为逐渐进展的蛋白尿、渐进性肾功能下降，晚期出现严重肾衰竭，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单一的筛查指标判断肾脏是否存在损伤可能存在一些缺陷，因此临床医生应结合多种辅助检查方法来综合判断。同时应该增强对糖尿病患者肾脏损伤的重视程度，规范对糖尿病患者肾脏损伤的评估，加强DKD的早期预测与诊断。

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收治的1例新诊断肥胖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入院后予胰岛素强化治疗后，转换为利拉鲁肽联合口服降糖药物治疗的经过。患者为63岁男性，主因“口干、多饮、多尿2个多月”入院。入院后完善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糖化血红蛋白12.9%，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结果显示，0、60、120、180 min血糖分别为14.98、25.86、27.21和24.92 mmol/L，C肽水平相对不足，无酮症倾向，糖尿病相关抗体阴性，有明显“三多一少”症状，24 h尿蛋白定量181 mg，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3.94 mg/mmol，结合病史及辅助检查结果，患者T2DM诊断明确，同时伴有肥胖、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肾脏损伤等。予胰岛素泵强化治疗，加用盐酸二甲双胍（0.5 g，3次/d）口服联合利拉鲁肽皮下注射降糖，停胰岛素泵后改用基础胰岛素，根据血糖情况逐渐减量胰岛素直至停用。经治疗患者体重下降，血脂改善，蛋白尿减少，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目的:探讨热缺血时间对小鼠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后肾功能的影响及与肾脏损伤分子1(KIM-1)的关系。方法:选取雄性C57BL/6小鼠36只，异氟烷吸入麻醉下阻断双侧肾蒂血管，建立双侧肾脏IRI模型。根据肾缺血时间将小鼠分为四组，即假手术组(Sham组)、阻断28 min组(28 Min组)、30 min组(30 Min组)和32 min组(32 Min组)。术后动态监测各组血清肌酐(Scr)和血尿素氮(BUN)的变化。术后48 h取肾脏组织行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近端肾小管细胞(PTCs)中KIM-1的表达。术后6周取肾脏组织行苦味酸-天狼星红染色法检测小鼠肾纤维化程度。结果:除Sham组外，其余各组小鼠均出现术后Scr及BUN升高，Scr和BUN的达峰时间为24 h，随后缓慢下降，至术后2周达稳定水平。IRI急性期评估提示，除Sham组外，其余各组小鼠术后48 h PTCs表达KIM-1明显上调，且KIM-1的表达量与肾损伤程度及热缺血时间成正比。慢性期评估表明，Sham组和28 Min组术后6周无明显肾纤维化，而30 Min组和32 Min组出现明显肾脏纤维化，且纤维化程度随热缺血时间的延长而加重。术后6周观察期内，Sham组、28 Min组和30 Min组均无小鼠死亡，而32 Min组有50%小鼠死亡。结论:小鼠肾脏IRI的损伤程度随热缺血时间的延长而加重。IRI导致的轻微肾损伤是可逆的，急性期后肾功能可逐渐恢复正常。而严重的肾损伤会明显增加小鼠病死率，且会长期影响肾功能。KIM-1可用于监测IRI引起的肾损伤，并评价肾脏损伤的严重程度。

目的:总结经基因诊断的6例不同类型(Ⅰa、Ⅵ及Ⅸa型各2例)糖原贮积症(glycogen storage disease，GSD)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效果，提高临床对GSD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经基因诊断确诊的GSDⅠa型、Ⅵ型及Ⅸa型各2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基因结果。结果:6例患儿中，男5例，女1例，确诊年龄2岁10月龄至7岁。6例患儿均有肝脏肿大和转氨酶升高，空腹低血糖5例，高乳酸血症及高尿酸血症各2例(Ⅰa型)，高甘油三酯血症3例(Ⅰa型2例、Ⅵ型1例)，生长迟缓及身材矮小4例(Ⅰa型2例、Ⅵ型及Ⅸa型各1例)，肾脏损伤2例(Ⅰa型)。2例GSDⅠa型患儿发现2种G6PC基因突变，1种为c.648G>T，另1种为新突变c.346C>T；2例GSDⅥ型患儿发现3种PYGL基因突变，c.1768+1G>A、c.730C>T及c.1121C>T(新突变)；2例GSDⅨa型患儿发现2种PHKA2基因突变，c.557G>A及新突变c.3337A>C。经过生玉米淀粉治疗后6例患儿转氨酶均明显下降；5例血糖均升至正常，其中患儿血糖恢复正常时间2例Ⅰa型为10个月，2例Ⅵ型为3~4个月，1例Ⅸa型为3个月；2例Ⅰa型肝脏肿大程度无改变，2例Ⅵ型及2例Ⅸa型肝脏肿大好转；2例Ⅰa型及2例Ⅵ型身高均有所改善，身高增加0.5SD~0.9SD。结论:肝脏肿大伴转氨酶升高的患儿需警惕GSD；糖原贮积症Ⅰa型临床表现较重，Ⅸa型及Ⅵ型表现较轻；生玉米淀粉治疗后Ⅵ型及Ⅸa型空腹血糖恢复较Ⅰa型快。该研究发现的G6PC基因c.346C>T、PYGL基因c.1121C>T及PHKA2基因c.3337A>C均为新发突变，拓展了基因谱。

目的:基于妊娠期高血压和蛋白尿发生的报道寻找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的循环补体相关蛋白，探讨补体系统在HDP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4年11月至2017年3月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检并分娩的孕妇孕20周前血清，共纳入60例HDP和60例正常孕妇，按年龄和孕周1∶1配对。采用非标记蛋白质谱方法筛选12对血清标本中差异表达的补体蛋白，余48对用于初步验证。当差异倍数（FC）>1.2或<0.8，且 P<0.05时入选。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评价相应因子的预测价值。 结果:高血压孕妇血清补体C1亚单位（C1s）、C8 beta链（C8β）、C1抑制剂（C1-INH）的FC分别为1.19、1.23、0.73（ t=2.07，2.06，-3.40； P均<0.05）；子痫前期（PE）孕妇C1s、C8β、C1-INH、H因子相关蛋白5（CFHR5）、丛生蛋白（CLU）、C反应蛋白（CRP）的FC分别为1.39、1.50、0.72、2.49、4.38和1.82（ t=4.36，5.61，-3.70，6.82，8.70，7.27； P均<0.05）。C1s、C8β和C1-INH联合对HDP的AUC值为0.89。CFHR5、CLU和CRP对PE的AUC值分别为0.88、0.92和0.91。 结论:HDP发生前，孕妇体内已出现补体经典途径和旁路途径的激活及调节紊乱。补体C1s、C8β、C1-INH联合检测有望用于HDP的预测，CFHR5、CLU、CRP可能是肾脏损伤性HDP的潜在预测分子标志。

目的:通过构建高强度一次性力竭军事训练肾损伤模拟模型，观察不同强度、时长的预适应训练对大鼠早期肾损伤标志物的影响，为实施科学参训方案提供指导依据。方法:70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7组，即高强度一次性军训肾损伤模型组(M组)、低强度短期预适应训练组(LS组)、低强度长期预适应训练组(LL组)、中强度短期预适应训练组(MS组)、中强度长期预适应训练组(ML组)、高强度短期预适应训练组(HS组)和高强度长期预适应训练组(HL组)，每组10只。不同模式预适应跑台训练后按高强度一次性力竭军训肾损伤模型进行训练。观察大鼠每次训练结束后及力竭时行为特征，记录力竭时间，检测血清尿素氮(Bun)、肌酐(SCr)、血清胱抑素C(Cys C)、肾损伤分子-1(KIM-1)、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水平和肾组织Na +，K +-ATP酶活性，以及总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水平和肾小管半定量评分。 结果:与其他组相比，HL组大鼠表情淡漠，反应迟钝，皮毛光泽度差，捕捉时逃避反应弱；其他组大鼠均皮毛润泽，对周围刺激反应灵敏。力竭时间从长至短排序为ML组、HS组、MS组、LL组、LS组、M组、HL组。与M组相比，LS组大鼠力竭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其他组组间比较，力竭时间有显著差异；HL组力竭时间明显短于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与M组比较，LS组大鼠血清Bun、SCr、Cys C、KIM-1、NGAL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组组间比较，大鼠血清Bun、SCr、Cys C、KIM-1、NGAL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各组大鼠肾组织Na +，K +-ATP酶活性表达和总SOD活力从高到低排序为ML组、HS组、MS组、LL组、M组、LS组、HL组。与M组比较，LS组大鼠肾组织Na +，K +-ATP酶活性表达和总SOD活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组组间比较，大鼠肾组织Na +，K +-ATP酶活性表达和总SOD活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MDA水平从低到高排序为ML组、HS组、MS组、LL组、M组、LS组、HL组。与M组比较，LS组大鼠肾组织MDA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组组间比较，大鼠肾组织MDA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肾小管评分从低到高排序为ML组、HS组、MS组、LL组、LS组、M组、HL组。HL组与其他各组比较，肾小管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适度的预适应训练有助于减轻高强度军事训练造成的肾损伤，其防护效能与训练强度、时长有关，以中强度长期预适应训练最优；过度的预适应训练反而加重肾脏损伤。

农药中毒是我国中毒和意外死亡的主要病因，随着百草枯的禁止销售和使用，敌草快（diquat, DQ）成为首选的联吡啶类除草剂。近年来DQ中毒病例持续增多，是目前中毒研究的热点 [1]。DQ中毒主要通过脂质过氧化反应产生氧自由基损伤细胞膜，导致细胞死亡，预后与摄入量存在明确相关性，对人的致死量为6~12 g（即浓度为20%的DQ溶液56.10~112.20 mL），尚无特效解毒剂 [2]。值得注意的是，肾脏既是DQ吸收后的主要排泄器官，也是DQ毒性损伤的主要靶器官 [2,3]。无论是多见的经消化道途径，还是本团队报道的经肌肉注射途径中毒病例 [4]，DQ中毒患者均易发生急性肾损伤。为了更好地了解DQ中毒致肾脏损伤的病理特点，既往研究仅有尸检病理报道 [5]，南京医科大学中毒研究所首次取得2例DQ中毒患者的肾活检病理（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审号：2020-SR-099），总结相关临床资料和病理结果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