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采用问卷形式调查我国围术期中医适宜技术的实施现状。方法:2022年5月至6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微信平台将调查问卷向参与调查的麻醉医生发送，系统自动记录调查情况。结果:共6 230名麻醉医生参与问卷调查，有效问卷6 160份，有效率为98.88%。参与问卷调查的麻醉医生分布于全国16个省级行政区，其中来自三级医院的比率为32.59%，二级医院的比率为67.41%，围术期中医适宜技术的应用率为9.8%。围术期中医适宜技术在三级医院应用率高于二级医院(9.51% vs. 6.31%， P<0.05)，在中医医院应用率高于中西医结合医院和西医综合医院(26.15% vs. 7.26% vs. 2.49%， P<0.05)。在参与调查的省份中，广东省围术期中医适宜技术应用率最高(13.60%)。围术期开展中医适宜技术的麻醉医生中非药物治疗应用率最高(59.0%)，在腹部手术中的应用率最高(47.4%)，大部分(68.1%)的麻醉医生是根据患者的手术类型选取中医适宜技术。围术期应用中医适宜技术的麻醉医生认为中医适宜技术具有减少围术期恶心呕吐发生(66.8%)、减轻围术期疼痛(54.8%)、促进围术期胃肠功能恢复(49.8%)和减少围术期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发生(47.0%)等功效；围术期未应用中医适宜技术的主要原因依次为缺少规范化的技术培训和相关指南(87.11%)、缺乏相关收费项目(58.30%)、操作者的技术水平(46.20%)、外科医生不支持(43.40%)、病人不配合操作(27.10%)。 结论:目前我国围术期中医适宜技术的应用率普遍较低，且不同省份、不同级别医院应用率差异较大。应该多渠道扩大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不断优化中医适宜技术的实施方案及指南，加强围术期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及应用。

目的:探索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方案及费用标准,为优化该病种分组方案以及提高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依据.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2019 年1 月1日至2023 年9 月30 日主要诊断为卵巢恶性肿瘤的 1585 例出院患者的病案首页信息,利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住院费用的相关因素,采用决策树模型建立卵巢恶性肿瘤病例组合方案并验证,并对超标费用进行分析.结果:①Logistic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住院天数、合并症及并发症个数、手术级别、是否抢救、是否输血以及是否有淋巴结转移是影响住院费用的相关因素(P<0.05).②1585 例患者经过决策树模型分为DRG1 组～DRG11 组,其中决策树第一层分类节点为住院天数,第二层分类节点为是否输血,其次为合并症及并发症个数和是否淋巴结转移(P<0.001).Kruskal-Wallis H检验示,11 个分组组间异质性较好(P<0.001),组内同质性较好[变异系数(CV)0.15～0.30].③住院费用超过费用上限的共174 例(占10.98%).DRG7 组(住院天数6～9 天、无输血、合并症及并发症个数≥5 个)的超标费用占比最高为15.11%.174 例住院费用超标病例的各收费项目的平均费用均高于未超标病例组,超标病例组医疗服务的收入占比比未超标病例组少4.82%.结论:采用决策树模型对卵巢恶性肿瘤病例进行住院费用分组具有一定合理性与科学性.医疗机构可以通过住院天数为切入点,重点分析超标病例组患者费用情况,进行费用控制以进行精细化管理,行政部门可根据此方案中的影响因素进行DRGs.

目的:分析我国现阶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政策发布、收费标准、筹资渠道及落实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签约服务收付费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问卷对全国282个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实施现状进行调查.结果:241 个城市已出台明确签约服务费标准及筹资比例的政策文件,147个城市签约服务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各地现执行签约服务费标准范围为5～150元(人·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筹资占比分别为41%、39%和20%.结论:我国签约服务筹资机制已初步建立,针对现阶段筹资水平不高、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应在签约服务包基础上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并明确付费方式,进一步探索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联动的门诊按人头付费方式.

目的 探讨我国三级肿瘤医院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MDT)模式执行问题.方法 运用史密斯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以及环境因素分析我国三级肿瘤医院MDT模式执行现状.结果 在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我国三级肿瘤医院MDT模式得到迅速发展,但仍处在试点阶段,相关制度欠缺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患者缺乏对MDT模式的全面认知等.结论 基于存在的问题,建议行政部门加强对MDT的规范和监管;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并将MDT收费项目纳入医保;推动实施由医院行政主导的MDT管理模式;依托医疗联合体建设、医院联盟等,大力发展网络MDT工作.

第一章 背景第一条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会两部门党组的领导下,我国器官移植领域于2015年完成了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来源的成功转型,形成了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医学伦理,并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鉴于我国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尚未纳入政府保障的基本医疗服务范畴,现有必要针对人体器官的捐献、维护、获取、分配和移植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相关经费核算与管理制定相关试行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3]16号)中规定: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相关部门应当在各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下称OPO)的配合下,依照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积极与当地物价部门沟通,确定捐献器官获取、保存、运送、检验、人体器官分配系统与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信息系统维护等相关服务收费标准.

目的 从行政法学理分析,预防接种鉴定费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医学会)基于公权力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疫苗受种者或监护人、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提供鉴定服务所收取的相应费用,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收费.其收费的合理性在于负担公平理论以及避免准公共服务的过度使用,因其收费的本质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所以必须有法律依据.收费的基本原则是使用者付费原则和量能支付原则,收费标准的确定是基于成本补偿原则.

自2017年4月1日起,我国取消或停止征收了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涉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项目有3项,取消这3项收费后,给企业、个人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都带来了一些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建立健全取消上述3项收费的配套措施,指导和激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外开展技术服务,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健康发展.

目的:为完善我国药品注册收费制度,进而促进药品注册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方法:对比日本与我国药品注册审评工作实施概况(注册机构、流程、周期等),评介日本药品注册制度的收费标准并分析其特点,从而提出对我国药品注册收费标准的改革建议.结果与结论:日本的药品注册是由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为主体、结合外部专家意见进行的内部审评,其对注册周期有严格的控制标准;收费标准按照新药注册、药品再注册,第一次申请、延展性申请,第一类医药品或第二类医药品、孤儿药或非孤儿药等制定了具体的收费金额,具有收费标准分类明确、收费金额普遍较高、收费水平与药品种类紧密相关等特点.而我国药品注册申请步骤更烦琐,涉及不同级别的相关机构和人员更多,且未对注册周期进行严格限定;收费标准制定较为粗略、收费金额较低、收费分类不够细致.建议我国借鉴日本药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制定和管理经验,通过在药品审评中心年度报告中增加药品注册收费标准、提高收费金额、细分收费项目、设置反馈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现有的药品注册收费制度,为提高我国药品注册的效率和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目的:了解在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实施后,江苏省疾控机构相关技术服务开展情况.方法:开展市县两级机构普查,实际调查 102 家机构(设区市 1 3 家、县(市、区)89 家),调查总应答率为90. 2%.结果:政策实施后,分别有61. 8%和88. 4%的机构认为卫生检测和从业人员体检工作量相对去年持平/增长.目前仅16%的机构有政府补偿,部分机构出现人员收入下降、人员流出部门或单位、仪器更新和维护受到影响.相对于未得到财政相应补偿的机构,那些有财政补偿的机构上述影响得到一定的缓解.疾控机构为了良性运转,积极争取增加政府投入,加大科研合作等.结论:各机构严格按政策执行,相关服务工作量上升明显,对聚焦防病卫生主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疾控机构可采取科研合作、人员兼职兼薪、大型仪器共享等方式,培育和规范第三方市场,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供技术支持.

按病种收付费改革是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是推进医疗服务定价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家的要求,2017年底前,城市公立医疗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应不少于100个.文章检索了2017年1月4日至2018年1月10日省级行政区公开发布的关于按病种收付费的政策文件,对按病种收付费政策实施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按病种收付费改革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