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变异被发现并确定为恶性肿瘤增殖驱动基因之后，靶向HER-2治疗在乳腺癌、胃癌领域中均取得了良好疗效。同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家族成员的HER-2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也是一种肿瘤驱动基因。但迄今为止，无论是传统的靶向HER-2治疗还是靶向EGFR治疗，均未在NSCLC中取得抗HER-2突变的理想疗效。NSCLC中HER-2变异主要是发生于HER-2基因激酶区(绝大部分类型为HER-2基因第20号外显子非框移插入突变，少部分为激酶区其他外显子错义突变)，而非HER-2基因拷贝数增加。这导致此类人群对传统的抗EGFR/HER-2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疗效差。文章从HER-2的激活机制、分子亚型、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现状入手，对HER-2突变型NSCLC进行综述，探讨了抗HER-2治疗在目前肺癌治疗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目的:分析并比较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及CT影像组学参数在预测肺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表达中的作用。 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12月间于南方医院就诊的114例[男64例，女50例，年龄35～84(平均61)岁]肺腺癌初治患者的治疗前 18F-FDG PET/CT图像及其EGFR表达资料。用LIFEx软件手动逐层勾画感兴趣体积并提取图像参数，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方法重复200次进行参数选择，经十倍交叉验证选择模型的最优调和参数λ，再采用logistics逐步回归进一步筛选参数建模。针对3种数据集(PET参数、CT参数、PET＋CT参数)构建3种模型，分别记为M PET、M CT、M PET＋CT。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模型预测EGFR突变的价值，获得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采用Delong检验比较三者的AUC。 结果:114例肺腺癌患者中，EGFR野生型61例(53.51%)，EGFR突变型53例(46.49%)。最终从PET、CT、PET＋CT图像参数中分别筛选出3、3、7个参数构成回归模型M PET、M CT、M PET＋CT，三者AUC分别为0.730、0.752、0.866。当三者界值分别取0.427、0.522、0.378时，约登指数最大，分别为0.420、0.405、0.630，灵敏度分别为83.0%(44/53)、58.5%(31/53)、92.5%(49/53)，特异性分别为59.0%(36/61)、82.0%(50/61)、70.5%(43/61)，准确性分别为70.2%(80/114)、71.1%(81/114)、80.7%(92/114)。M PET与M CT的AUC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320， P>0.05)，M PET＋CT与M PET、M CT之间AU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2.963、2.523，均 P<0.05)。 结论:PET、CT、PET＋CT影像组学均与肺腺癌EGFR基因表达状态相关，其中M PET＋CT预测效能最高。

目的:探讨孤立性肺腺癌患者多层螺旋CT（MSCT）表现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及生存结局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治疗的120例孤立性肺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MSCT表现，采用Spearman检验分析MSCT表现与EGFR、KRAS状态的相关性，并比较不同预后患者MSCT表现，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孤立性肺腺癌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绘制决策曲线分析MSCT表现及生物因子联合预测孤立性肺腺癌患者预后的净收益率。结果:120例孤立性肺腺癌患者经MSCT检查发现，肿瘤直径（16.22 ± 3.31）mm，分叶征88例，毛刺征74例，血管集束征16例，胸膜凹陷征76例，囊腔样改变12例，纯磨玻璃密度影75例，混合性磨玻璃密度影45例，圆或类圆形67例，不规则形53例。孤立性肺腺癌患者MSCT表现（分叶征、毛刺征、胸膜凹陷征、囊腔样改变）与EGFR、KRAS状态呈正相关（ P<0.05）。随访12个月，4例失访，96例生存，20例死亡。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分叶征、胸膜凹陷征、EGFR及KRAS突变型是孤立性肺腺癌患者死亡的高危因素（ P<0.05）。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当阈值为0.1～0.5时，联合分叶征、胸膜凹陷征、EGFR及KRAS状态的模型预测孤立性肺腺癌患者死亡净收益率优于单纯指标的预测价值。 结论:孤立性肺腺癌患者MSCT表现与EGFR、KRAS状态密切相关，三者联合预测预后的净收益率更高，有利于指导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

目的:探讨PD-L1在Ⅰ~Ⅱ期肺腺癌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参数和常见基因突变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4—11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手术切除Ⅰ~Ⅱ期的肺腺癌病例共253例。依据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标本中PD-L1的表达，计算肿瘤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TPS<1%为无表达，TPS≥1%为有表达，TPS≥50%为高表达。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其中85例样本的13个肺癌常见基因突变进行全外显子检测。比较PD-L1的表达在各临床病理分组间的差异以及与基因突变状态的相关性。结果:PD-L1表达阳性率为9.9%（25/253），高表达率为2.0%（5/253）。ⅡB期病例PD-L1表达率高于Ⅰ~ⅡA期，浸润性癌PD-L1表达率高于微小浸润性癌，PD-L1表达率随着浸润性癌病理学分级的升高而升高。PD-L1的表达显示出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具有负相关趋势。结论:PD-L1在Ⅰ~Ⅱ期肺腺癌的表达明显低于Ⅲ~Ⅳ期；在Ⅰ~Ⅱ期病例内部，其阳性率随着肿瘤分期和分级的升高而升高。PD-L1的表达与EGFR基因突变具有负相关趋势，可能是EGFR突变型肺腺癌预后好于野生型的原因之一。

目的:探讨凋亡相关蛋白激酶样蛋白1(DAPL1)低甲基化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9外显子(EGFR Del19)缺失突变型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基因组数据共享(GDC) TCGA肺腺癌、TCGA肺腺癌、TCGA肺癌数据库中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DAPL1甲基化水平对EGFR Del19缺失突变患者预后的影响。相关性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两组间生存曲线的差异采用Log rank检验。结果:GDC TCGA肺腺癌、TCGA肺腺癌和TCGA肺癌数据库中，DAPL1高表达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31.9%、27.5%和33.0%)高于DAPL1低表达者(分别为11.0%、11.6%和1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06、0.028和0.025)；EGFR Del19缺失突变亚型肺癌患者的DAPL1中位表达水平(分别为12.8、2.75和2.9)高于EGFR其他亚型突变者(分别为11.6、1.75和1.8，均 P<0.05)。TCGA肺腺癌和TCGA肺癌数据库中，DAPL1甲基化水平较低的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分别为22.4%和16.4%)高于DAPL1甲基化水平较高的肺癌患者(分别为15.1%和1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DAPL1表达水平与EGFR突变亚型呈正相关( r＝0.909， P<0.05)，与DNA甲基化呈负相关( r＝-0.891， P<0.05)。肺癌患者DAPL1的表达受DNA甲基化调控，进而影响肺癌患者的预后。 结论:DAPL1的高表达或低甲基化与肺癌EGFR Del19缺失突变亚型有关，DAPL1低甲基化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时间更长。

目的:探讨 18F－FDG PET/CT传统代谢参数、CT征象及肿瘤内代谢异质性参数预测肺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间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的147例肺腺癌患者[男73例、女74例，年龄(59.8±10.2)岁]，分析EGFR基因突变组与野生组患者在临床资料(吸烟史、肿瘤位置及临床分期)、CT征象(最大径、有无磨玻璃成分、分叶征、毛刺征、空泡征、空气支气管征、胸膜凹陷征及支气管截断征)、 18F－FDG PET/CT传统代谢参数[SUV max、SUV mean、肿瘤代谢体积(MTV)及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及肿瘤内代谢异质性参数[ CV、异质性指数(HI)]间的差异。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 χ2检验分析数据；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EGFR基因突变的预测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探讨不同参数对EGFR基因突变的预测效能。 结果:147例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型87例，EGFR野生型60例。2组患者在性别(男/女)、吸烟史(有/无)、原发灶位置(周围/中心)、胸膜凹陷征(有/无胸膜凹陷征)、SUV max、SUV mean、TLG、 CV及HI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4.72～23.89， z值：－2.31～5.74，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吸烟史[比值比( OR)＝0.167, 95% CI：0.076～0.366； P<0.001]、胸膜凹陷征( OR＝1.404，95% CI：1.115～3.745； P＝0.012)、SUV max( OR＝0.922，95% CI：0.855～0.995； P＝0.003)、TLG( OR＝0.991，95% CI：0.986～0.996； P＝0.001)及HI( OR＝0.796，95% CI：0.700～0.859； P<0.001)是EGFR基因突变的预测因素。HI预测EGFR基因突变的AUC为0.779，灵敏度为76.67%(46/60)、特异性为79.31%(69/87)；联合吸烟史、胸膜凹陷征、SUV max、TLG及HI构建EGFR基因突变预测模型，AUC为0.908，灵敏度为88.33%(53/60)、特异性为68.97%(60/87)。两者ROC AU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71， P<0.001)。 结论:HI预测肺腺癌EGFR基因突变价值较高，联合吸烟史、胸膜凹陷征、SUV max、TLG时，预测能力更强。

目的:基于临床因素及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建立预测肺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列线图模型并验证。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14例肺腺癌[男59例、女55例，年龄(60.0±10.8)岁]患者的临床资料[吸烟状态、肿瘤位置、临床分期及癌胚抗原(CEA)水平]、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SUV max、肿瘤代谢体积(MTV)及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及EGFR突变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训练组(80例)及验证组(34例)。在训练组中，采用单因素分析(两独立样本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选取EGFR突变组与野生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计算方差膨胀系数(VIF)删除存在共线性的变量后，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构建最优logistic模型的列线图模型。在训练组及验证组中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校准度及决策曲线分析(DCA)等评估模型效果。 结果:114例患者中，EGFR突变型56例、EGFR野生型58例。在训练队列中，EGFR突变组与野生组间性别(男/女：14/26与25/15; χ2＝6.05， P＝0.014)、吸烟状态(有/无吸烟史：4/36与22/18; χ2＝18.46， P<0.001)及SUV max[5.72(3.90，8.32)与8.09(4.56，12.55)； W＝1 045.50， P＝0.018]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54, χ2值：0.20和0.20， W值：921.50和983.00，均 P>0.05)。性别、吸烟状态和SUV max的VIF均小于10，同时由3种因素构成的列线图模型具有最小AIC(90.06)。模型在训练组中C-index值为0.798(95% CI：0.699~0.897)、灵敏度为85.0%(34/40)、特异性为70.0%(28/40)、准确性为77.5%(62/80)。在验证组中C-index值为0.854(95% CI：0.725~0.984)、灵敏度为13/16、特异性为14/18、准确性为79.4%(27/34)。模型具有良好的校准度，DCA示模型在较大的阈值范围内(训练组：0~0.59，验证组：0~0.65)能使患者临床获益。 结论:基于性别、吸烟状态及SUV max的列线图模型能够协助临床便捷预测肺腺癌EGFR突变状态。

目的:研究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参数预测肺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在山西省肿瘤医院进行PET/CT显像和EGFR突变检测的146例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的患者[男83例，女63例，年龄(60.2±10.3)岁]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EGFR突变组和野生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吸烟情况、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分期、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NapsinA、细胞角蛋白(CK)-7、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评分]及PET/CT相关参数[原发肿瘤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淋巴结SUV max、远处转移SUV max]；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EGFR突变的独立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原发肿瘤SUV max及其联合性别、吸烟情况、肿瘤直径预测EGFR突变的效能。 结果:EGFR突变型患者46.58%(68/146)，野生型患者53.42%(78/146)。2组患者在性别、吸烟情况、淋巴结转移、肿瘤直径、原发肿瘤SUV max、淋巴结SUV max、TTF-1、NapsinA、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评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23～－2.032, χ2＝4.725～33.749，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比值比( OR)＝3.236，95% CI：1.213～8.779； P＝0.029]、不吸烟者( OR＝4.947，95% CI：1.796～13.621； P＝0.019)、原发肿瘤SUV max< 9.1( OR＝2.960，95% CI：1.227～7.141； P＝0.016)、肿瘤直径< 3.5 cm( OR＝2.750，95% CI：1.109～6.818； P＝0.001)是肺腺癌患者EGFR突变的预测因子。原发肿瘤SUV max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64，特异性和灵敏度分别为43.6%(34/78)和27.9%(19/68)；4种预测因子联合的AUC为0.83，特异性和灵敏度分别为71.8%(56/78)和83.8%(19/68)。 结论:原发肿瘤SUV max可预测肺腺癌患者的EGFR突变，联合性别、吸烟情况、肿瘤直径时，其预测能力更强。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型肺腺癌向小细胞肺癌（SCLC）转化患者的临床和基因组学特点。方法:报道4例EGFR突变的肺腺癌转化为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病理形态、免疫组织化学和基因检测结果，结合文献对其进行探讨。结果:EGFR突变型肺腺癌在临床表现和基因组学上具有异质性，患者常以RB1、TP53、PIK3CA等突变为主要特征，但具体转化机制仍不明确，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等肿瘤指标对转化的诊断价值不高，转化后即使EGFR突变仍然存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也无效。结论:EGFR突变的肺腺癌转化为SCLC是EGFR-TKi耐药的原因之一，是一种特别具有攻击性的靶外耐药机制，预后较差。

目的:探讨Ⅰ~ⅢB期可切除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临床及高分辨率CT（HRCT）影像特征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行手术切除、术后行EGFR基因检测且临床分期为Ⅰ~ⅢB期的周围型NSCLC患者164例，其中男性86例、女性78例，年龄（60.3±9.3）岁。根据EGFR基因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EGFR基因突变型组和野生型组，分析患者的临床及HRCT影像特征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检验。筛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对构建的回归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评估。 结果:164例NSCLC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型组114例（69.51%）、野生型组50例（30.49%）。与EGFR野生型组比较，EGFR基因突变型组多见于女性、年龄<60岁、无吸烟史、病理类型为肺腺癌的患者，且2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1.91、-4.71、34.64，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5）。HRCT影像特征中，EGFR基因突变型组肿瘤最大径小于野生型组[（2.52±1.51） cm对（4.12±6.07） cm]，且肿瘤多位于右肺，密度类型多为磨玻璃影和（或）混合磨玻璃影，多伴有分叶征、支气管充气征和胸膜牵拉征，与EGFR野生型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4， χ2=10.13~19.05，均 P<0.05）。2组患者在术后临床分期、癌胚抗原水平、肿瘤伴有毛刺征、坏死、血管集束征、空泡征、空洞征、胸腔淋巴结肿大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40~2.33，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无吸烟史（ OR=0.225，95% CI：0.066~0.764）和肿瘤伴有分叶征（ OR=3.344，95% CI：1.079~10.360）是EGFR基因突变的独立预测因子（均 P<0.05），回归模型的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58。 结论:Ⅰ~ⅢB期可切除周围型NSCLC的临床及HRCT影像特征与EGFR基因突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指导临床评估患者情况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