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分析Leber先天性黑矇（LCA）致病基因类型及临床表型特征。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19年至2020年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并经基因检测确诊的LCA患者2例及其家系成员6名纳入研究。2例患者来自2个无血缘关系家系，均为先证者。详细询问患者病史并行裂隙灯显微镜、超广角眼底照相、自身荧光（AF）、闪光视觉诱发电位（F-VEP）检查。采集所有受检者外周静脉血3~5 ml，提取全基因组DNA。采用新一代目标区域捕获测序技术对包含381个致病基因的遗传眼病捕获芯片进行测序以获得致病基因及突变。对可疑致病突变位点进行Sanger验证，生物信息学分析确定突变位点的致病性。Sanger测序、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家系内共分离验证突变位点。结果:2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3、27岁。自幼双眼视物不见，伴眼球震颤、指压眼征1例。家系1先证者（F1-Ⅱ-3），视盘边界清楚，视网膜血管走行及黄斑中心凹未见异常。F-VEP检查可见双眼最大正向波隐含期大致正常，振幅大幅下降。家系2先证者（F2-Ⅱ-1），视盘蜡黄，视网膜骨细胞样色素沉着，黄斑区视网膜脉络膜萎缩呈"金箔样"改变。双眼视网膜大片弱AF。家系成员眼部表型未见异常。基因检测结果显示，F1-Ⅱ-3携带 GUCY2D基因c.835G>A（p.D279N）（M1）及等位基因外显子9~19号缺失（M2）复合杂合突变。其父亲、母亲分别携带M2、M1杂合突变。F2-Ⅱ-1携带 CRB1基因c.1576C>T（R526X）（M3）、c.1522T>C（C508R）（M4）复合杂合突变。其父亲、母亲分别携带M3、M4杂合突变。M2、M4为新发现突变位点。 结论:GUCY2D、 CRB1基因的相关致病性突变分别导致家系1和家系2患者罹患LCA1型、LCA8型；不同致病基因其临床表型存在明显差异。

目的:比较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术后放疗后不同预后患者的基因谱差异，筛选与放疗抵抗相关的遗传变异。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及术后辅助放疗的32例ESC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1年内是否出现照射野内复发分为复发组（放疗抵抗组， n=16）和稳定组（放疗敏感组， n=16）。分别提取患者的基因组DNA，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进行高通量测序。应用Trimmomatic、BWA、Picard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处理数据，通过GATK对比获得比对文件，然后利用Vardict软件从测序数据中筛选出两组的各类遗传变异。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患者无瘤生存期（DFS）、总生存期（OS）。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ESCC患者DFS和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经样本数据质量控制，本研究最终纳入26例患者进行后续分析，复发组和稳定组各13例。全组非沉默肿瘤突变负荷中位数为0.95个/Mb，突变碱基替换类型均以C>T的转换为主，其次为C>G的颠换；发生频率最高的遗传变异依次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75.1%）、缺失突变（13.7%）、插入突变（10.5%）；复发组中肿瘤特有突变数目较稳定组稍高（中位突变数分别为36、34），且两组突变频率前十的基因谱明显不同。复发组中检测到392个特有突变基因，前5个分别为：MUC19、NPIPA5、EPPK1、FLG和FOXG1。稳定组检测到192个特有突变基因，前5个分别为TCHH、WNK1、AIM1L、COL6A5和DPCR1。复发组中位DFS和中位OS分别为15.0个月（95% CI为10.1个月~未达到）和26.2个月（95% CI为19.8个月~未达到），稳定组患者均未出现复发或转移。单因素分析发现，GRIK2（ χ2=6.81， P=0.009）、MUC4（ χ2=4.25， P=0.039）、MUC5B（ χ2=4.03， P=0.045）、PRRG1（ χ2=5.15， P=0.023）基因突变、3p缺失（ χ2=4.16， P=0.041）和14q缺失（ χ2=7.09， P=0.008）与DFS相关；FLG（ χ2=6.41， P=0.011）、NPIPA5（ χ2=4.57， P=0.033）、PKD1L2（ χ2=6.41， P=0.011）、FOXG1（ χ2=4.57， P=0.033）基因突变、3p缺失（ χ2=3.88， P=0.049）、14q缺失（ χ2=5.66， P=0.017）和18p缺失（ χ2=3.85， P=0.050）与OS相关。多因素分析发现，14q缺失（ HR=3.65，95% CI为1.18~11.32， P=0.025）是影响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FLG（ HR=8.94，95% CI为1.52~52.74， P=0.016）、NPIPA5（ HR=6.36，95% CI为1.23~33.03， P=0.028）基因突变和14q缺失（ HR=3.82，95% CI为1.18~12.31， P=0.025）是影响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WES结果提示，术后辅助放疗ESCC复发组与稳定组的基因突变类型和突变率基本一致，但两组的基因突变谱明显不同。FLG、NPIPA5基因突变和14q缺失可作为预测术后辅助放疗ESCC患者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常见驱动基因变异与患者临床特征及病理分型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首次确诊为原发性肺腺癌的病例4 995例。因1 983例标本病理分型评估局限，3 012例进行了驱动基因变异与病理分型相关性分析，分别分析其与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浸润性黏液腺癌等病理分型的相关性及与形态学高、中、低分化的相关性。采用二代测序检测患者肿瘤组织样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KRAS、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RET、ROS1、MET、HER2、BRAF驱动基因变异情况。结果:患者男性2 384例，女性2 611例。在临床特征分析中，肺腺癌EGFR、ALK变异多见于≥60岁女性患者，EGFR在临床分期Ⅰ期突变率（25.80%）高于其他分期突变率（ P<0.05）。KRAS突变多见于≥60岁吸烟男性患者，HER2突变多见于<60岁患者，RET融合多见于非吸烟患者（均 P<0.05）。未发现ROS1、MET、BRAF基因变异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P>0.05）。在病理分型分析中，相较于其他7个基因，1 899例腺泡型腺癌中EGFR突变率最高（67.30%），其中在浸润性黏液腺癌及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中外显子21 L858R、外显子19缺失为主要突变位点，在微乳头型中外显子20 T790M的突变率（11.63%）较高。在浸润性黏液腺癌中，KRAS总突变率检测最高（43.80%），其中外显子2 G12D、外显子2 G12V在腺泡型、实体型和浸润性黏液腺癌中突变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KRAS各位点在低分化组比高~中分化组突变率高（ P<0.05）。HER2突变多发生在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的腺泡型、乳头型和微浸润性腺癌中。BRAF在微浸润性腺癌中突变率高于其他类型（ P<0.05）。 结论:原发性肺腺癌中EGFR、ALK、KRAS、HER2、RET变异与患者年龄、吸烟史及临床分期有关，且在不同的病理亚型中驱动基因变异有所不同。在浸润性非黏液腺癌中以EGFR突变为主，在浸润性黏液腺癌中以KRAS突变为主。

目的:探究病因不明的早发癫痫性脑病(EOEE)的遗传学病因及其在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就诊于福建省立医院门诊及住院部的60例病因不明的EOEE患儿的资料，采集外周血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及拷贝数变异(CNV)检测，分析患儿临床特点、遗传学测序结果。结果:检测出EOEE相关的致病或可疑致病突变24例，包括婴儿痉挛症(10例)、Dravet综合征(3例)、吡哆醇依赖性癫痫及大田原综合征(各1例)、非已知癫痫性脑病(9例)。患儿起病年龄1 d~11个月(中位年龄4.2个月)，就诊年龄2 d~4岁(中位年龄10个月)，确诊年龄均控制在就诊1个月以内。发现单基因变异20例(33.3%)，CNV 4例(6.7%)；涉及13种基因： KCNQ2、SCN1A、SCN8A、CACNA1E、CDKL5、PPP3CA、PCDH19、TSC1、TSC2、ZEB2、ALDH7A1、DCX、HNRNPU；4例CNV异常分别为17p13.3缺失、11q23.3q25缺失、1q36.31-p36.33缺失、1q43-1q44缺失合并Xp22.33重复；共20种变异为国内外首次报道的新发位点；11q23.3q25缺失导致婴儿痉挛症为国内外首次报道； ZEB2变异导致婴儿痉挛症、 PPP3CA基因导致癫痫性脑病均系国内首例报道。 结论:基因与CNV是EOEE患儿的重要潜在病因，病因不明时联合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和CNV测序技术检测，可提高EOEE患儿的遗传学病因诊断水平；对此类患儿早期进行遗传学检测，可以早期确诊及进行癫痫精准治疗。

目的:应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探讨端粒酶反转录酶( TERT)启动子突变在脑胶质瘤分子分型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3月至2018年10月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行手术治疗且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脑胶质瘤的135例患者，利用全外显子测序技术检测其胶质瘤相关分子特征，分析 TERT启动子突变与其他胶质瘤分子特征以及肿瘤病理学类型的关系，从而探讨 TERT启动子突变在胶质瘤分子分型诊断中的价值。 结果:135例患者中，35例(25.9%)存在 TERT启动子突变，且 TERT启动子突变与染色体1p/19q联合缺失有关( χ2＝14.190， P<0.001)，而与异柠檬酸脱氢酶(IDH)基因突变无明显相关( χ2＝0.827， P＝0.363)。在世界卫生组织(WHO) Ⅱ级和Ⅲ级 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以及WHO Ⅳ级 IDH突变型胶质母细胞瘤组(简称星形-突变型组)中， TERT启动子的突变率低于WHO Ⅱ级和Ⅲ级的 IDH突变伴染色体1p/19q联合缺失型少突胶质细胞瘤组(简称少突组)以及WHO Ⅳ级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 IDH野生型巨细胞型胶质母细胞瘤和 IDH野生型胶质肉瘤组(简称胶母-野生型组)(均 P<0.001)，而少突组与胶母-野生型组之间 TERT启动子突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WHO Ⅱ级和Ⅲ级星形细胞瘤患者中，无一例同时存在 TERT启动子突变与IDH基因突变。 结论:TERT启动子突变主要存在于 IDH突变伴染色体1p/19q联合缺失型少突胶质细胞瘤以及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患者中。 TERT启动子突变与IDH基因突变同时存在可能能够排除WHO Ⅱ、Ⅲ级星形细胞瘤的诊断。

目的:探讨微滴式数字聚合酶链反应（ddPCR）在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DNA（ctDNA）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山西省肿瘤医院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就诊的63例NSCLC患者外周血标本，采用ddPCR检测患者外周血EGFR敏感突变，并与对应组织扩增阻滞突变系统PCR（ARMS-PCR）检测结果比较。采用Kappa检验对两种检测方法一致性进行分析。结果:63例患者中，ddPCR共检测到EGFR敏感突变31例（49.2%），包括第18号外显子G719X突变1例（1.6%）、第19号外显子缺失（E19-Del）12例（19.0%）、第20号外显子T790M突变（T790M）11例（17.5%）、第21号外显子L858R突变（L858R）7例（11.1%）；31例突变患者中7例（22.6%）为双突变。ARMS-PCR检出上述4种突变26例（41.3%），依次有0例、12例（19.0%）、6例（9.5%）、8例（12.7%）；26例突变患者中双突变5例（19.2%）。1例患者ARMS-PCR检测L858R阳性而ddPCR检测L858R阴性。两种检测方法一致率为90.3%（κ=0.8，P<0.05）。31例ddPCR检测突变患者外周血ctDNA EGFR突变中位丰度1.7%（0.04%~23.60%），其中E19-Del中位丰度为2.5%（0.35%~22.70%），T790M突变中位丰度为0.6%（0.04%~14.00%），L858R突变中位丰度为2.3%（0.20%~23.60%）；ddPCR检测EGFR基因突变丰度<1%者10例，占所有突变者的32.6%（10/31），ARMS-PCR仅检出其中5例。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且发生获得性耐药的19例患者中，ddPCR检出T790M突变11例（57.9%），而无TKI用药史患者均未检测出此突变。11例T790M突变患者中，突变丰度<0.1%者1例，0.1%~2.0%者7例，>2.0%者3例。结论:ddPCR检测NSCLC患者外周血ctDNA中EGFR基因突变无创、快捷、灵敏度高且可绝对定量，为取样困难或因获得性耐药需重复取样肺癌患者进行EGFR-TKI靶向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检测途径，个体化靶向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类型，但目前的靶向治疗往往更针对于EGFR的经典突变，即19外显子缺失以及21外显子L858R突变，除此之外第三代EGFR靶向治疗对携带T790M突变患者有针对性治疗作用。而对于非经典/非常见的EGFR突变人群，如S768I、L861Q、G719X等，目前FDA等权威机构尚无标准的靶向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原发性十二指肠间质瘤（GIST）行根治性手术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0年4月我国17家医学中心收治的741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21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21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16例、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77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77例、广东省人民医院31例、福建省肿瘤医院24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2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25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19例、浙江省肿瘤医院23例、辽宁省肿瘤医院17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7例、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5例、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4例、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4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8例）原发性十二指肠GIST行根治性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46例，女395例；年龄为55（17~86）岁。观察指标：（1）新辅助治疗情况。（2）手术及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4）分层分析。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患者行新辅助治疗期间每3~6个月随访1次，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后每6~12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肿瘤复发和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2年4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倾向评分匹配按1∶1最近邻匹配法匹配，匹配容差为0.02。 结果:（1）新辅助治疗情况。741例患者中，34例行新辅助治疗，治疗时间为8（3~44）个月。34例新辅助治疗患者行手术治疗前肿瘤退缩达部分缓解、疾病稳定、疾病进展分别为21、9、4例。34例患者行新辅助治疗前肿瘤长径为8.0（3.0~26.0）cm，行手术治疗前肿瘤长径为5.3（3.0~18.0）cm，肿瘤退缩比例为31.9%（-166.7%~58.3%）。（2）手术及术后情况。741例患者中，34例行新辅助治疗后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707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74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方式为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内镜手术分别为633、102、6例；633例开腹手术和102例腹腔镜手术患者手术切除范围为胰十二指肠切除（PD）238例，十二指肠局限性切除497例（十二指肠楔形切除226例、远端胃部分切除55例、节段性十二指肠切除204例、十二指肠肿瘤局部切除或节段性十二指肠联合胃大部切除12例）。741例患者中，131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Ⅰ~Ⅱ级113例，≥Ⅲ级18例。741例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13（4~120）d。707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患者中，术后评估371例改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危险度分级为极低危、低危、中危，336例为高危。205例高危患者接受术后伊马替尼辅助治疗，治疗时间为24（6~110）个月。（3）随访情况。741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58（7~150）个月。随访期间，110例患者发生肿瘤复发转移。741例患者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00.0%、98.6%、94.5%，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8.4%、90.9%、84.9%。707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患者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00.0%、98.5%、94.3%，1、3、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8.4%、91.1%、85.4%。（4）分层分析。①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患者预后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原发灶位置、肿瘤长径、核分裂象计数、改良NIH危险度分级、肿瘤基因信息是影响707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原发性十二指肠GIST患者总生存的相关因素（风险比=0.43，0.18，0.22，0.06，0.29，95%可信区间为0.20~0.93，0.09~0.35，0.10~0.50，0.03~0.12，0.09~0.95， P<0.05）；肿瘤原发灶位置、肿瘤长径、核分裂象计数、改良NIH危险度分级是影响707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原发性十二指肠GIST患者无病生存的相关因素（风险比=0.65，0.25，0.25，0.10，95%可信区间为0.41~1.03，0.17~0.37，0.15~0.42，0.07~0.15，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原发灶位置位于十二指肠水平部、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肿瘤基因 KIT第9外显子突变是影响剔除342例缺失肿瘤基因信息患者后365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原发性十二指肠GIST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2.85，2.73，3.13，95%可信区间为1.12~7.20，1.07~6.94，1.23~7.93， P<0.05）。肿瘤长径>5 cm、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是影响707例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治疗原发性十二指肠GIST患者无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19，2.98，95%可信区间为2.05~4.97，1.99~4.45， P<0.05）。②术后辅助治疗对肿瘤改良NIH危险度分级为高危患者预后的影响。336例肿瘤改良NIH危险度分级为高危患者中，205例接受术后辅助治疗患者5年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4.6%、77.3%，131例未接受术后辅助治疗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83.2%、64.4%，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8.39，4.44， P<0.05）。205例接受术后辅助治疗肿瘤改良NIH危险度分级为高危患者中，治疗时间<36个月106例，患者5年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87.1%、58.7%；治疗时间≥36个月99例，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0.0%、91.5%；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3.92，29.61， P<0.05）。③不同手术方式患者疗效比较。具有完整临床资料583例行开腹手术和83例行腹腔镜手术患者倾向评分匹配前肿瘤原发灶位置（十二指肠球部、降部、水平部、升部），肿瘤长径（≤5 cm、>5 cm）分别为95、307、147、34例，331、252例和15、46、17、5例，67、16例，两者肿瘤原发灶位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4， P>0.05），肿瘤长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7.33， P<0.05）。倾向评分匹配后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患者均为83例，两者肿瘤原发灶位置（十二指肠球部、降部、水平部、升部），肿瘤长径（≤5 cm、>5 cm）分别为16、39、20、8例，67、16例和15、46、17、5例，67、16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1.54，0.00， P>0.05）；倾向评分匹配后，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Ⅰ~Ⅱ级、≥Ⅲ级），术后住院时间，5年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17例，12、5例，11（5~120）d，92.0%，100.0%和9例，7、2例，11（5~41）d，91.6%，97.3%；两者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时间、5年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2.91， Z=3 365.50， χ2 =3.02、1.49， P>0.05），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④肿瘤原发灶位于十二指肠降部患者不同手术切除范围疗效比较。289例具有完整临床资料肿瘤原发灶位于十二指肠降部的患者中，手术切除范围为PD和十二指肠局限性切除分别为156例和133例，两者倾向评分匹配前肿瘤长径（≤5 cm、>5 cm），肿瘤与肠系膜相对位置（对系膜缘、系膜缘）分别为71、85例，28、128例和92、41例，120、13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6.34，150.10， P<0.05）。倾向评分匹配后手术切除范围为PD和十二指肠局限性切除均为41例，两者肿瘤长径（≤5 cm、>5 cm），肿瘤与肠系膜相对位置（对系膜缘、系膜缘）均为28、13例，16、25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00，0.00， P>0.05）；倾向评分匹配后手术切除范围为PD和十二指肠局限性切除患者术后并发症，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Ⅰ~Ⅱ级、≥Ⅲ级），术后住院时间，5年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13例，11、2例，15（9~62）d，94.2%，64.3%和9例，8、0例，15（7~40）d，100.0%，78.8%；两者术后并发症、5年总生存率、5年无病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99，0.34，1.86， P>0.05），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14.50， P<0.05）。 结论:原发性十二指肠GIST行根治性手术治疗的临床疗效较为理想，肿瘤原发灶位置位于十二指肠水平部、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肿瘤基因 KIT第9外显子突变是影响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长径>5 cm、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是影响直接行根治性手术患者无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行开腹手术和行腹腔镜手术患者近期疗效及远期预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于肿瘤原发灶位于十二指肠降部患者，手术切除范围为PD患者术后住院时间长于十二指肠局限性切除患者。对于肿瘤改良NIH危险度分级为高危患者，行术后辅助治疗且治疗时间≥36个月均有利于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凋亡相关蛋白激酶样蛋白1(DAPL1)低甲基化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9外显子(EGFR Del19)缺失突变型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基因组数据共享(GDC) TCGA肺腺癌、TCGA肺腺癌、TCGA肺癌数据库中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DAPL1甲基化水平对EGFR Del19缺失突变患者预后的影响。相关性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两组间生存曲线的差异采用Log rank检验。结果:GDC TCGA肺腺癌、TCGA肺腺癌和TCGA肺癌数据库中，DAPL1高表达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31.9%、27.5%和33.0%)高于DAPL1低表达者(分别为11.0%、11.6%和1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06、0.028和0.025)；EGFR Del19缺失突变亚型肺癌患者的DAPL1中位表达水平(分别为12.8、2.75和2.9)高于EGFR其他亚型突变者(分别为11.6、1.75和1.8，均 P<0.05)。TCGA肺腺癌和TCGA肺癌数据库中，DAPL1甲基化水平较低的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分别为22.4%和16.4%)高于DAPL1甲基化水平较高的肺癌患者(分别为15.1%和1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DAPL1表达水平与EGFR突变亚型呈正相关( r＝0.909， P<0.05)，与DNA甲基化呈负相关( r＝-0.891， P<0.05)。肺癌患者DAPL1的表达受DNA甲基化调控，进而影响肺癌患者的预后。 结论:DAPL1的高表达或低甲基化与肺癌EGFR Del19缺失突变亚型有关，DAPL1低甲基化肺癌患者的总生存时间更长。

目的:探讨一个遗传性凝血因子Ⅴ（FⅤ）缺陷症家系的分子致病机制。方法:DNA直接测序法分析先证者F5的全部外显子、侧翼序列、5′和3′端非翻译区及家系成员（共3代11人）相应的突变位点区域。通过CAT法检测凝血酶生成量；用ClustalX软件分析突变位点的保守性；用MutationTaster、PolyPhen-2、PROVEAN、LRT和SIFT等在线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突变位点对蛋白质功能的影响；用Swiss-PdbViewer软件分析氨基酸突变前后蛋白模型及分子间作用力的变化。结果:先证者F5第8外显子存在c.1258G>T杂合错义突变（p.Gly392Cys）及第14外显子存在c.4797delG杂合缺失突变，导致框移并产生截断蛋白（p.Glu1572Lys fsX19）；其祖父和父亲存在p.Gly392Cys杂合突变；其外祖母、母亲、小姨母和表妹均存在p.Glu1572Lys fsX19杂合突变。先证者凝血酶生成延迟和达峰时间比值明显增高。保守性分析结果表明，p.Gly392在10种同源物种中位于保守区域。五个在线生物信息学软件对p.Gly392Cys预测均显示为致病的突变，Mutation Taster对p.Glu1572Lys fsX19预测也显示为致病突变。蛋白模型分析显示，Gly392突变为Cys392后可导致原有氢键延长，并形成新的空间位阻，影响蛋白结构的稳定性。结论:该家系F5第8外显子c.1258G>T杂合错义突变及第14外显子c.4797delG杂合缺失突变可能与该家系FⅤ水平降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