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发生率很高，在荷兰，6个月以下儿童的发病率达到3.7%[1]。然而，在世界范围内，DDH的治疗方法却呈现多样化。关于最佳的治疗和随访方式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小儿骨科医师在患儿诊断为中心性DDH后立即使用支具或挽具进行治疗，而另一些医师则坚持"观望"政策进行初步观察。支具或挽具的选择以及临床随访的时间和频率也大不相同。并且目前尚存在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一旦髋关节恢复正常，应该直接"立即"停止佩戴还是"逐步"停止佩戴支具或挽具。自1980年奥地利Reinhard Graf教授引入髋关节超声分类以来[2]，超声检查在诊断和筛查中的作用逐步加强[3,4]，因为临床检查并不能检测出所有患有DDH的婴儿[5,6]。目前，对DDH进行普遍的超声筛查在中欧国家非常流行。

目的:探讨天津市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B超筛查Graf分型结果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利用妇幼卫生保健三级管理和天津市妇幼卫生信息操作系统对生后6~8周的婴儿进行早期髋关节B超筛查的资料。筛查采用"初筛-复筛-确诊治疗"的"2+1"模式。统计筛查阳性率和不同年份、不同Graf分型患儿转诊治疗时的年龄，比较不同性别、胎次、胎位、生产方式、胎龄、出生体重、家族史患儿阳性率的差异，并采用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DDH的危险因素。结果:筛查婴儿807 889名，检出B超Graf分型Ⅱa型及以上阳性2 039例（2 841髋），检出阳性率为2.52‰（2 039/807 889）。异常髋中Ⅱa（+）型685髋、Ⅱa（-）型959髋、Ⅱb型367髋、Ⅱc型262髋、D型227髋、Ⅲ型265髋、Ⅳ型76髋；占比最多的依次为Ⅱa（-）型（33.76%，959/2 841）、Ⅱa（+）型（24.11%，685/2 841）、D型及以上型（19.99%，568/2 841）。左侧髋异常率为2.02‰（1 632/807 889），大于右侧的1.50‰（1 209/807 889），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3.09， P<0.001）。女婴髋异常率为3.27‰（2 541/777 272），大于男婴的0.36‰（300/838 506），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 947.87， P<0.001）。男婴DDH阳性率0.50‰（209/419 253）、女婴4.71‰（1 830/388 636），男女婴检出比为1∶8.76，不同性别DDH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 420.10， P<0.001）。不同胎位（头位/臀位）、生产方式（顺产/剖宫产）、出生体重（正常/低体重）、家族史（有DDH/无DDH）患儿DDH阳性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胎次（第一胎/第二胎及以上）、胎龄（足月/早产）患儿DDH阳性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婴（ OR=10.50， P<0.001）和胎位为臀位（ OR=3.40， P<0.001）是DD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早产（ OR=0.91， P<0.001）为DDH的保护因素。各年份不同B超Graf分型患儿转诊治疗年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经"初筛-复筛-确诊治疗"的"2+1"筛查模式，天津市生后6~8周婴儿B超筛查DDH的阳性率为2.52‰，女婴、左侧髋阳性率更高。B超Graf分型越严重的患儿转诊治疗的年龄越小。女婴、胎位为臀位者更容易发生DDH，早产使发生DDH的风险降低。

目的:探讨Pavlik吊带治疗6个月内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的疗效。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5年7月—2019年7月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DDH患儿66例68髋，其中男4例4髋，女62例64髋；年龄30～180（90.4±38.2）d。患儿治疗前均行髋关节超声检查确诊，依据超声检查Graf分型标准分型：髋关节未脱位48髋（未脱位组），其中Ⅱa（-）型2髋、Ⅱb型24髋、Ⅱc型22髋；脱位20髋（脱位组），其中D型7髋、Ⅲ型5髋、Ⅳ型8髋。患儿均采取Pavlik吊带治疗。观察患儿佩戴吊带时间、治疗成功率，以及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治疗成功和失败患儿起始治疗年龄的差异；将患儿分为≤60 d、61～90 d、91～120 d、>120～180 d 4个年龄段，对比不同年龄段患儿治疗成功率；对比未脱位和脱位2组患儿治疗成功率，观察治疗有效患儿结束治疗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及髋臼发育残余畸形等发生情况。结果:66例68髋吊带佩戴时间2～22（10.2±4.0）周，治疗成功50例51髋、失败16例17髋，成功率75.0%（51/68）。吊带治疗成功患儿开始治疗年龄为（83.0±34.5）d，明显小于治疗失败患儿的（115.1±38.2）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8， P=0.002）。不同年龄段患儿治疗情况比较，年龄≤60 d 患儿治疗成功率最高（20/21，髋），年龄>120～180 d患儿治疗成功率最低（3/12，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2.38， P<0.001）。未脱位48髋治疗成功40髋（83.3%），脱位20髋治疗成功11髋（5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6.04， P=0.014）。吊带治疗成功48例49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42个月，平均14个月。随访期间患儿关节外观及活动度正常，可行走者步态正常，无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及髋臼发育残余畸形发生。 结论:Pavlik吊带治疗6个月内DDH患儿治疗成功率高，治疗年龄早、髋关节未脱位者治疗效果好，可作为6个月内DDH患儿的首选方法，但还应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GrafⅡa(-)型髋关节发育不良患儿早期干预的效果。方法:前瞻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19年11月在扬州市妇幼保健院行髋关节超声筛查中发现的42至47日龄GrafⅡa(-)型髋关节发育不良患儿的临床资料，共58例60髋。按早期干预方法的不同，将患儿分为观察组(n＝31例32髋)和干预组(n＝27例28髋)，观察组予以指导蛙式抱、髋关节外展活动等家庭干预措施，干预组行Pavlik吊带治疗。根据3月龄时髋关节超声检查结果，对比分析两组髋关节α角、α角增加值、β角、β角减少值及发育转归差异。结果:3月龄时干预组髋关节α角为(63.14±2.86)°，观察组髋关节α角为(61.75±3.30)°，干预组较观察组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髋关节β角为(59.25±4.72)°，观察组髋关节β角为(59.73±5.4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髋关节α角增加值为(10.79±2.75)°，观察组髋关节α角增加值为(8.44±3.43)°，干预组较观察组大，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髋关节β角减少值为(5.61±6.98)°，观察组髋关节β角减少值为(5.69±8.66)°，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月龄时干预组25髋发育为成熟髋关节，3髋未成熟；观察组27髋发育为成熟髋关节，5髋未成熟，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22髋显著好转，剩余6髋好转；观察组15髋显著好转，14髋好转，3髋无改善；两组均无恶化，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使用Pavlik吊带作为GrafⅡa(-)型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早期干预方法有效。

目的:构建一种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超声图像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辅助诊断的深度学习系统并验证。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的2 000段儿童髋关节超声影像片段，并选取影像片段中标准截面2 000张，所有标准截面均由标注小组通过使用基于Python 3.6环境的自编软件使用图片跨媒体数据标注与人工审核标准化流程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处理。随机选取其中1 753张用于训练深度学习系统，余247张用于测试系统。再从测试集中随机选取200张标准截面，并由8位临床医生独立完成读片标注，将8份独立结果与AI结果进行比较。结果:测试集共247例，与临床医生测量相比，判读髋关节是否成熟的诊断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的面积（area under the ROC，AUC）为0.865，灵敏度为76.19%，特异性为96.90%。Graf详细分型下的深度学习系统判读的AUC为0.575，灵敏度为25.90%，特异性为89.10%。根据Bland-Altman方法确定的α角[95% LoA（-4.7051°，6.5948°）， Bias -0.94， P<0.001]和β角[95% LoA（-7.7191，6.8777）， Bias -0.42， P=0.077]，与8位临床医生相比AI系统判读结果均更为稳定，且β角效果更为突出。 结论:新型人工智能系统可快速且准确的测量标准髋关节超声平面的Graf法相关指数。

目的:应用高频超声测量Graf Ⅰ型婴儿髋关节头耻距正常参考值。方法:连续性收集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于北京积水潭医院行髋关节超声检查的双侧髋关节Graf Ⅰ型婴儿共1 084例(2 168髋)，髋关节超声检查包括Graf法髋关节超声检查及屈髋内收横断面股骨头与耻骨骨化中心间的距离测量，计算头耻距95%医学参考值范围，并比较不同性别、不同月龄及双侧髋关节头耻距差异。结果:Graf Ⅰ型髋关节头耻距为(0.27±0.06)cm，其95%参考值范围为0.15~0.38 cm，其中男性与女性头耻距分别为(0.27±0.06)cm、(0.27±0.07)cm，95%参考值范围分别为0.15~0.39 cm、0.13~0.41 cm。男性与女性头耻距间及各月龄头耻距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一患儿左侧与右侧髋关节头耻距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274±0.064)cm对(0.265±0.064)cm， P<0.05]。 结论:Graf Ⅰ型髋关节头耻距95%参考值范围为0.15~0.38 cm。

目的:研究扬州市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发病率及流行病学特征，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基于扬州市DDH早期筛查三级网络，用调查表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扬州市妇幼保健院行髋关节超声筛查的42～48 d婴儿检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分析扬州市DDH发病率及流行病学特征。筛查统一采用Graf髋关节超声诊断分型法，分型≥Ⅱa -者诊断为DDH。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左右侧发病率对比采用 χ2检验，风险因素与DDH发病关系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婴儿8 853例。其中，男4 519例，女4 334例。诊断为DDH的婴儿有106例(1.2%)。左侧DDH发病率为0.87%(77/8 853)，高于右侧0.41%(36/8 85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OR＝5.422，95% CI：3.219～9.133)及第1胎( OR＝1.817，95% CI：1.169～2.823)是DDH发病的风险因素。襁褓不当、羊水量异常、合并畸形等因素因相关样本较少、且无DDH病例，无法列入统计对比。 结论:扬州市42～48 d婴儿DDH发病率为1.20%(106/8 853)，左侧多于右侧，女性及第1胎为DDH的风险因素。

目的:探讨运用Pavlik吊带治疗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终止时机。方法:收集2014年至2019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采用Pavlik吊带治疗并达到超声或X线检查痊愈标准的45例（54髋）DDH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6例（9髋），女39例（45髋）；年龄为（11.5±5.9 ）周，范围为1.4~25.7周；患侧为左侧占55.6% （25/45 ），右侧占24.4 %（11/45），双侧占20.0 % （9/45 ）；随访时间为（23.9±12.9）个月，范围为12.0~61.5个月，Pavlik吊带治疗时长（3.2±0.7 ）个月，范围为2~6个月。所有患儿均接受Pavlik吊带治疗，去除吊带时根据其接受的检查结果和达到的痊愈标准情况，将患儿分为A组和B组，A组为Graf法超声检查提示髋关节恢复至Graf-Ⅰ型的患儿，共35例（42髋）；B组为X线检查提示髋关节恢复正常的患儿，共10例（12髋）。观察患儿在去除吊带6个月后和末次随访时在髋关节X线正位片上测量的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 AI），评估患儿髋关节的恢复情况。采用 χ2检验和 t检验比较A、B两组残余髋臼发育不良发生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45例（54髋）患儿，去除吊带后6个月时有40.7 % （22/54）髋存在髋臼发育不良，经过进一步的外展支具治疗后，末次随访时仍有7.4%（4/54）髋残留髋臼发育不良。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DDH侧别、术前α角、Graf分型和随访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A组患儿的吊带治疗时长显著少于B组，（3.1±0.7）个月比（3.6±0.7）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8）。去除Pavlik吊带6个月后，A组患儿的AI显著高于B组，（27.2±7.0 ）°比（22.6±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A组残留髋臼发育不良的患儿数量及年龄均高于B组，分别为21例比1例和（13.4±5.0）周比（7.6±3.9）周，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Graf-D型患儿有4髋残留髋臼发育不良，Graf-Ⅲ型患儿和Graf-Ⅳ型患儿分别有13髋和4髋残留髋臼发育不良，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 ）。末次随访时，两组间的AI及患儿残留髋臼发育不良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对于采用Pavlik吊带治疗的DDH患儿，Graf法超声检查提示为Graf-Ⅰ型时不是终止吊带治疗的绝对时机；特别是对于年龄>13周、治疗前为Graf-Ⅲ型或Graf-Ⅳ型的患儿，只有X线检查显示髋关节正常后才能终止治疗。

目的:探讨屈髋内收横切面股骨头与耻骨骨化中心间距离(头耻距)在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超声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2月至2023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小儿骨科就诊行临床检查及髋关节超声检查的931例DDH患儿及正常婴儿，同时进行Graf法髋关节超声检查及头耻距测量，对各型髋关节的头耻距测值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Graf Ⅰ型髋关节1 359髋，Graf Ⅱa型274髋，Graf Ⅱb型166髋，Graf Ⅱc型31髋，Graf D型7髋，Graf Ⅲ型13髋，Graf Ⅳ型12髋，其头耻距分别为(0.34±0.07)cm、(0.35±0.08)cm、(0.35±0.08)cm、(0.51±0.11)cm、(0.67±0.09)cm、(0.95±0.26)cm、(1.27±0.30)cm。Graf Ⅰ型、Graf Ⅱa型与Graf Ⅱb型头耻距测值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余各型间头耻距测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头耻距诊断髋关节稳定性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59，最佳诊断阈值为0.435 cm，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88.9%、90.4%。 结论:屈髋内收横切面头耻距可反映髋关节的稳定性，最佳诊断阈值为0.435 cm。

目的:通过对丹麦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筛查体系的分析，根据DDH的三项诊断标准，确立髋关节体格检查对DDH诊断的阳性预测值(PPV)。方法:近4年内共有290例(女性169例)髋关节查体阳性的儿童转诊到本机构骨科门诊。采用回顾性分析，根据3项DDH诊断标准，计算临床髋关节体格检查的阳性预测值，并按照全科医生、助产士和儿科医生分成3个亚组。对于小儿骨科医生，采用其中的一项诊断标准来计算髋关节查体的阳性预测值。结果:3项DDH诊断标准为：骨科医生查体确认髋关节不稳定、超声分型≥Graf IIC型或二者皆有。全体转诊儿童临床髋关节体格检查的阳性预测值分别为5.4%、3.6%和1.8%。对于骨科医生，以超声分型≥Graf IIC型作为诊断标准，其髋关节体格检查的阳性预测值为33.3%。结论:丹麦DDH筛查项目中，转诊儿童的临床髋关节检查的阳性预测值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