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儿童配戴多焦点角膜接触镜前后角膜屈光力分布情况，并分析戴镜后角膜屈光力与眼轴增长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收集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视光诊疗中心就诊行多焦点角膜接触镜验配并完成1年随访的8～14岁儿童20例（40眼）。使用Medmont测量双眼戴镜前及戴镜30 min后角膜形态，手动收集角膜各位点上的切向屈光力。收集角膜4个轴方向（鼻侧：N；颞侧：T；上方：S；下方：I）及中央处角膜屈光力。4个方位均为距离角膜顶点1～3.5 mm范围，以0.5 mm为间隔，记录为N/T/S/I（1/1.5/2/2.5/3/3.5）；同时收集戴镜后4个方位角膜最大屈光力值及角膜顶点处屈光力，并收集同样位置戴镜前角膜屈光力值，记录为N/T/S/I（max）。将各位点角膜屈光力与角膜顶点屈光力的差值定义为相对周边屈光力，角膜最大屈光力值与角膜顶点屈光力差值定义为相对最大屈光力。使用IOLMaster测量初始及戴镜1年后双眼眼轴长度。使用线性回归分析角膜相对最大屈光力值及其改变量与眼轴改变量的相关性。结果：:角膜周边各位点屈光力较中央屈光力弱。戴镜后水平方向上，除了N2.5、N3及N3.5之外的位点，其余位点相对周边屈光力显著增加；垂直方向上，除了S3、S3.5及I3.5之外的位点，其余位点相对周边屈光力显著增加。配戴多焦点角膜接触镜1年后，眼轴增长（0.28±0.21）mm。戴镜后角膜相对最大屈光力较戴镜前显著增加，其中初始年龄及等效球镜度（ OR=0.393， F=3.447， P=0.042）、戴镜前后Imax改变量（ OR=0.157， F=7.057， P=0.011）及戴镜后相对Imax（ OR=0.108， F=4.583， P=0.039）对眼轴增长有显著影响。 结论：:配戴多焦点角膜接触镜后，由相对周边正屈光力朝正屈光力改变。除年龄及等效球镜度外，戴镜后下方角膜相对最大屈光力及戴镜前后相对最大屈光力改变量对眼轴增长有显著影响，推测与戴镜后显著减少眼球相对周边远视离焦量相关。

目的：:分析近视合并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PACG）的眼前节参数特征及近视与PACG的关系。方法：:多中心横断面研究。连续纳入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厦门大学附属眼科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深圳市眼科医院、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等5个眼科中心明确诊断的近视合并PACG患者210例（263眼）。根据等效球镜度（SE）将受检眼分为低度近视组（SE-3.00~-1.00 D）、中度近视组（SE-6.00~-3.00 D）、高度近视组（SE≤-6.00 D）。根据眼轴长度（AL）将受检眼分为AL≤24 mm组和AL>24 mm组。所有患眼均接受常规眼科检查，采用主观验光仪进行屈光度检查，采用IOLMaster 700测定中央前房深度（ACD）、晶状体厚度（LT）、AL，根据公式计算SE、玻璃体腔长度（VL）、相对晶状体位置（RLP）。不同近视程度组间眼前节参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AL组间眼前节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低度近视组176眼，中度近视组60眼，高度近视组27眼，3组受检眼AL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7.95， P<0.001），其中高度近视组AL长于低度近视组和中度近视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3组间LT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81， P=0.003），其中高度近视组LT短于低度近视组和中度近视组（ P=0.002、0.001）；3组间RLP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3.69， P<0.001），其中高度近视组RLP比低度近视组和中度近视组更靠前（ P<0.001）。AL>24 mm组受检眼ACD比AL≤24 mm组深（ t=-2.60， P=0.010），但AL>24 mm组受检眼RLP比AL≤24 mm组更靠前（ t=6.74， P<0.001）。 结论：:高度近视合并PACG的AL较长，LT较短，但RLP更靠前。相对拥挤的前房结构可能是此类近视患者发生房角关闭的原因之一。

目的:比较Sirius、IOLMaster及两脚规测量角膜横径(WTW)结果的差异。方法:前瞻性研究。分析重庆华厦眼科医院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就诊的准备行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植入术(ICL手术)的近视91例(179眼)的临床资料，在屈光手术前分别采用Sirius、IOLMaster及两脚规三种方法测量角膜横径，对三种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Sirius、IOLMaster及两脚规测得的角膜横径均值分别为(11.83±0.35)mm，(12.00±0.36)mm和(11.61±0.33)mm，三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Sirius与IOLMaster, Sirius与两脚规，IOLMaster与两脚规测量结果均高度相关( R＝0.898，0.930，0.847， P＝0.000，0.000，0.000)。Bland-Altman分析显示Sirius与IOLMaster的95%一致性界限范围为-0.488～0.140 mm, Sirius与两脚规的95%一致性界限为-0.031～0.474 mm，IOLMaster与两脚规的95%一致性界限为-0.018～0.773 mm。 结论:Sirius、IOLMaster及两脚规测量的角膜横径相关程度高，Sirius与IOLMaster、两脚规测量角膜横径的一致性好，IOLMaster与两脚规测量角膜横径的一致性差。

目的:从力学角度探讨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pIOL）植入术后不同时间拱高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眼科行有晶状体眼pIOL植入术的123例近视眼患者资料，其中男性37例，女性86例，年龄（24.74±5.58）岁。单眼手术者纳入术眼、双眼手术者纳入术前超声生物显微镜（UBM）影像更清晰的1只眼进行研究。术前在UBM下观察眼前节结构并采用图像分析软件Image J测量虹膜、睫状体形态学参数，包括虹膜跨度（IS）、虹膜膨隆度（IC）、虹膜-睫状体接触距离（ICCD）及虹膜-晶状体接触距离（ILCD）等，并按ICCD从0起每0.36 mm范围将患者分为Q1、Q2、Q3组；采用光学生物测量仪测量晶状体厚度，采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角膜水平径和前房深度；记录植入的pIOL尺寸型号。于术后1周、3个月、1年使用相干光层析成像术（OCT）测量拱高。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术前眼前节参数对术后不同时间拱高的影响，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用于比较术后不同时间的拱高。结果:术后1周、3个月、1年的拱高分别为（723±265）、（642±255）、（613±280）μ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0.143， P<0.001）。术后1年内拱高持续下降，下降总量为（122±86）μm，其中术后1周至术后3个月下降（69±98）μm；术后3个月至术后1年下降（52±54）μm。回归模型显示pIOL尺寸型号、ILCD与术后1周的拱高呈正相关，晶状体厚度、IS、IC与术后1周的拱高呈负相关（调整 R2=0.404， P<0.001）；pIOL尺寸型号、ILCD与术后3个月的拱高呈正相关，IS、IC与术后3个月的拱高呈负相关（调整 R2=0.342， P<0.001）；pIOL尺寸型号与术后1年的拱高呈正相关，IS、IC与术后1年的拱高呈负相关（调整 R2=0.661， P<0.001）。Q3组术后各时间点的拱高均高于Q1组，Q2组术后1年的拱高高于Q1组。 结论:pIOL较大、IS短、ILCD和ICCD大可能与术后早期高拱高有关，晶状体厚、虹膜反向膨隆度大则与术后早期低拱高有关。术后1年内，pIOL尺寸型号、IS、IC以及ICCD持续影响拱高。ICCD、ILCD以及IC可反映后房空间大小；改变pIOL襻的植入位置与受力可影响术后拱高。

患者，男，37岁，因"左眼逐渐视物不清半年余"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史：5年余前曾行双眼角膜屈光手术矫正近视，具体不详。眼科检查：视力右眼1.0，左眼0.8，眼压：右眼13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2 mmHg，双眼角膜周边环形瘢痕，晶状体后囊膜中央区混浊（++），眼底模糊可见视盘界清、色可，动静脉可，视网膜豹纹状改变，黄斑区反光不明。辅助检查：电脑验光示：右眼+0.25DS/-0.50DC×150°，左眼验不出；B超示：双眼玻璃体轻度混浊，轻度后巩膜葡萄肿；角膜内皮镜示：右眼CD2841 CV23，左眼CD2203 CV32；黄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示：双眼黄斑区视网膜各层反射均匀。术前行双眼眼前节照相（图1）、眼轴和人工晶状体（IOL）度数测量（IOLMaster 700）、itrace、前节OCT、Pentacam（图2）检查。临床诊断：双眼白内障、双眼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术后。

目的:探讨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V4c型ICL)植入术后拱高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眼科医院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中度及高度近视行V4c型ICL植入术60例(118只眼)的临床资料。术眼屈光状态为等效球镜度(-11.26 ±3.87)D。观察术后拱高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对比由Orbscan、IOLMaster、Pentacam及UBM所测得的角膜直径及前房深度的一致性。结果:眼前段OCT测量术后1 d、1、3、6及12个月拱高依次为：(0.635±0.201)mm、(0.608±0.194)mm、(0.581±0.195)mm、(0.597±0.171)mm及(0.495±0.158) mm。术后拱高与年龄呈负相关( r＝-0.266， P＝0.004)，与角膜厚度呈负相关( r＝-0.241， P＝0.009)，与前房深度、ICL直径、角膜直径及眼轴长度呈正相关( r＝0.529、0.583、0.405及0.314，均 P<0.05)，与性别、术前眼的屈光状态、是否植入散光矫正型ICL、角膜曲率及是否伴随睫状体囊肿均无相关( P>0.05)。Orbscan Ⅱ及Pentacam术前测量角膜直径的一致性好，Orbscan Ⅱ、Pentacam及UBM术前测量前房深度可互相参考。 结论:V4c型ICL植入术矫正中度及高度近视效果良好，拱高是术后安全的重要因素，术前精确的生物测量及术后定期的随访观察是关键。

目的:观察质量分数0.01%阿托品滴眼液对青少年近视患者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按时完成1年随访的青少年近视患者219例，按照受试者及监护人意愿分为2个组，其中0.01%阿托品+框架眼镜组119例均配戴全矫单焦框架眼镜，且每晚睡前双眼点用0.01%阿托品滴眼液；单纯框架眼镜组100例仅配戴全矫单焦框架眼镜。采用IOL Master测量眼轴长度(AL)、角膜屈光力和前房深度；依据Bennett-Rabbetts公式计算晶状体屈光力；采用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眼压；睫状肌麻痹验光获得近视等效球镜度(SE)；总散光和角膜散光由矢量分解计算获得。均选取右眼数据进行分析，比较2个组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变化规律，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评估近视患者SE变化量的影响因素。结果:治疗后12个月，0.01%阿托品+框架眼镜组SE变化量和AL增加量分别为(－0.47±0.45)D和(0.37±0.22)mm，小于单纯框架眼镜组的(－0.70±0.60)D和(0.46±0.35)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523、9.651，均 P<0.001)。2个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SE和AL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E： F组别＝1.556， P＝0.015； F时间＝12.538， P＝0.002；AL： F组别＝3.425， P＝0.021； F时间＝18.235， P＝0.008)，其中治疗后4、8和12个月，2个组SE和AL均较各自治疗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治疗后8个月和12个月，0.01%阿托品+框架眼镜组SE和AL均小于单纯框架眼镜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治疗后8个月和12个月，2个组总散光和前房深度均较治疗前增加，晶状体屈光力均较治疗前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散光、角膜屈光力、眼压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中，Δ近视SE＝－0.012－2.685×ΔAL－1.002×Δ角膜屈光力－0.656×Δ晶状体屈光力+0.477×Δ总散光+0.363×Δ前房深度－0.060×年龄+0.011×性别，近视SE变化量主要由AL变化量引起( β＝－2.685)，其次是角膜屈光力、晶状体屈光力、总散光和前房深度变化量。 结论:0.01%阿托品滴眼液可有效控制青少年近视患者度数进展和眼轴增长，对散光、角膜屈光力、晶状体屈光力、前房深度和眼压均无明显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延缓眼轴增长来控制近视度数的进展。

目的:比较基于IOLMaster 700新型扫频光学生物测量仪的6个人工晶状体（IOL）屈光度数计算公式的准确性。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收集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接受白内障摘除手术前曾行IOLMaster 700检查的白内障患者599例（599只眼）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08例，女性391例，年龄（69±10）岁。根据眼轴长度分为短眼轴组（≤22.5 mm，100只眼）、正常眼轴组（>22.5 mm且<25.5 mm，375只眼）及长眼轴组（≥25.5 mm，124只眼）；根据角膜屈光力分为平坦组（≤42.00 D，47只眼）、正常组（>42.00 D且<46.00 D，461只眼）及陡峭组（≥46.00 D，91只眼）；根据前房深度分为浅前房组（≤2.5 mm，71只眼）、正常前房组（>2.5 mm且<3.5 mm，436只眼）、深前房组（≥3.5 mm，92只眼）。比较整体及不同分组间Barrett Universal Ⅱ、Haigis、Hoffer Q、Holladay Ⅰ、Holladay Ⅱ和SRK/T公式计算的IOL屈光度数绝对预测误差中位数（MedAE）的差异。统计学分析主要采用Friedman检验。结果:599例患者（599只眼）6个公式间IOL屈光度数MedAE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0.549， P<0.001），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的MedAE值最小（0.35 D），SRK/T公式次之（0.36 D），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除Barrett Universal Ⅱ与Haigis、SRK/T公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均 P=1.000），其余两公式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不同眼轴分组中，6个公式间IOL屈光度数MedAE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8.307，38.779，112.997；均 P<0.01），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在短眼轴组及长眼轴组中MedAE值均最小，分别为0.40、0.31 D，SRK/T公式在正常眼轴组中MedAE值最小（0.35 D）。不同角膜屈光力分组中，6个公式间IOL屈光度数MedAE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2.284，90.924，39.387；均 P<0.05），Haigis公式在平坦组及陡峭组中的MedAE值最小，分别为0.26、0.34 D，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在正常组中的MedAE值最小（0.33 D）。不同前房深度分组中，6个公式间IOL的MedAE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7.389，57.643，52.845；均 P<0.01），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在前房深度各分组中的MedAE值均最小，分别为0.46、0.33、0.31 D。 结论:基于IOLMaster 700扫频光学生物测量仪，6个IOL屈光度数计算公式中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预测性最佳，尤其对于短眼轴、长眼轴及不同前房深度患者预测误差值低；Haigis、SRK/T公式次之。当角膜屈光力≤42.00 D或≥46.00 D时，Haigis公式可能更为准确。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502-511）

目的:比较白内障术前IOLMaster700与Lenstar 900两种生物测量仪测量效率及一致性。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合肥爱尔眼科医院白内障162例(162眼)，由同一检查者分别应用此两种仪器测量眼轴长度、中央角膜厚度、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平均角膜曲率及水平角膜直径，对比两者测量结果及耗时。结果:IOL Master 700与Lenstar 900测量的眼轴长度分别为(23.19±0.91)mm和(23.20±0.91)mm，中央角膜厚度为(534±37)μm和(533±36)μm，前房深度为(2.94±0.41)mm和(2.94±0.41)mm ，晶状体厚度为(4.48±0.39)mm和(4.48±0.38)mm，角膜曲率为(44.29±1.66)D和(44.30±1.69)D。每对参数两两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345，1.839，-1.758，-0.623，-0.366，1.390，-0.641； P＝0.181，0.068，0.081，0.534，0.715，0.170，0.522)，且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r＝1.000，1.000，0.996，0.984，0.987，0.890，0.821；均 P<0.001)。IOL Master700完成单眼数据采集的平均时间为(46.8±12.6)s，短于Lenstar 900的(150.8±68.1)s( t＝-64.12， P<0.05)。 结论:白内障术前两种仪器测得的参数结果除水平角膜直径外其他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IOLMaster700比Lenstar900具有更高的数据采集效率，可以改善临床流程和患者体验。

目的：:研究玻璃酸钠滴眼液对干眼患者及无干眼者生物测量参数及人工晶状体度数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3月1日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眼科门诊就诊患者140例（140眼），根据干眼检测指标分为中重度干眼组、轻度干眼组和无干眼组，其中中重度干眼组40例，轻度干眼组50例，无干眼组50例，均取其右眼数据。所有患者行IOLMaster 700生物测量后，滴入1滴0.1%的玻璃酸钠滴眼液，分别于5 min、10 min及15 min后再次行IOLMaster 700生物测量，比较3组滴入玻璃酸钠滴眼液前后不同时间点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曲率（K）、散光度数（K2-K1）及散光轴位的差异，并分别计算人工晶状体（IOL）度数，采用方差分析或 t检验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点药前，与无干眼组相比较，中重度干眼组CCT较小（ P=0.030），K1、K2较大（ P=0.048、0.041），IOL度数较小（ P=0.018）；轻度干眼组K1、K2较大（ P=0.022、0.011），IOL度数无明显差异。中重度干眼组在滴入1滴玻璃酸钠滴眼液后5 min，CCT及IOL度数有增大的趋势（ t=28.244， P<0.001； t=2.623， P=0.012），K1、K2有减小的趋势（ t=-0.621， P=0.538； t=-2.462， P=0.018），IOL度数增加0.5 D的眼数占总眼数的18%；10 min后，与点药前比，CCT及IOL度数有增大的趋势（ t=7.334， P<0.001； t=4.425， P<0.001），K1、K2有减小的趋势（ t=-4.876， P<0.001； t=-4.179， P<0.001），22.5%的IOL度数增大0.5 D或1.0 D。15 min后，IOLMaster测量参数均回到干预前水平。轻度干眼组在滴药后5 min及10 min，与点药前比较除CCT增大（ t=9.286， P<0.001； t=7.516， P<0.001），余生物测量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点药后15 min，所有生物测量参数较点药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无干眼组在滴后5 min及10 min，CCT有增大趋势（ t=11.618， P<0.001； t=16.785， P<0.001），IOL度数有减小的趋势（ t=-2.641， P=0.011； t=-1.429， P=0.159），IOL度数最大减小0.5 D；15 min后，所有生物测量参数较点药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各时间点中重度干眼组角膜前表面散光轴位变化较其他2组大，滴后5 min，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20， P=0.043）。 结论：:玻璃酸钠滴眼液的使用可能改变生物测量的数据，尤其对于合并有中重度干眼的患者。滴入玻璃酸钠滴眼液后短时间内，角膜曲率及散光轴位发生变化，中重度干眼患者IOL预测值增大、无干眼患者IOL预测值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