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伴11q异常的Burkitt样淋巴瘤（BLL-11q）的临床病理特点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2例BLL-11q，观察组织学形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分析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结果:2例BLL-11q患者均为男性，发病年龄22岁和15岁，Ann Arbor分期ⅠA期和ⅣA期。镜下淋巴结结构被破坏，肿瘤细胞中等大小，弥漫浸润，“星空”现象易见。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20、CD10、bcl-6阳性，C-MYC少量弱阳性，bcl-2、MUM1、CD3、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TDT）阴性，Ki-67阳性指数>95%，EBER阴性。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MYC基因断裂阴性，同时特征性出现11号染色体长臂异常（11q23.3位点发生扩增，伴11q24.3位点发生缺失）。其中1例标本行二代测序法检测到包括TP53、GNA13、DDX3X、PCLO、CREBBP、ERBB4、ALK在内的7个相关基因变异。2例患者依据Burkitt淋巴瘤NCCN指南进行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后均获得完全缓解，无病生存期分别为31个月和17个月。结论:对于MYC重排阴性的高级别Burkitt样淋巴瘤，需考虑到BLL-11q新的实体亚型。该疾病在组织形态、免疫表型及临床过程上与经典Burkitt淋巴瘤相似，但具有独特的分子遗传学特征，基因突变谱可能不同于Burkitt淋巴瘤。

目的:评价围术期认知功能紊乱(PND)小鼠海马蛋白质组学的变化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C57BL/6小鼠，15月龄，体重30~3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9)：对照组(C组)和PND组。采用异氟烷麻醉下行胫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构建PND模型。分别于术前1 d和术后1、3、7 d时行Morris水迷宫实验、旷场实验和条件恐惧实验。分别于术后1、3和7 d时，P组处死每次认知功能测试最差的3只小鼠、C组随机处死3只小鼠，取海马组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筛选差异表达蛋白，并对差异表达蛋白进行Gene Ontology生物学过程富集分析(GO分析)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KEGG分析)。 结果:与C组相比，P组术后各时点逃避潜伏期延长，靶象限停留时间百分比降低，场景恐惧记忆实验僵直时间百分降低( P<0.05)。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筛选出21个差异表达的蛋白，其中有12个蛋白表达上调，有9个蛋白表达下调。GO分析结果表明，差异表达蛋白参与了代谢、信号传递、生物过程的调节等过程，构成了细胞器、突触等结构，并与结合、运输等分子功能有关。KEGG分析结果表明，MAPK信号通路、ErBb信号通路、AMPK信号通路、SNARE蛋白囊泡运输等存在差异。 结论:PND小鼠海马存在21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这些蛋白参与了神经炎症反应、突触结构异常、线粒体功能异常、自噬能力下降等可能与PND有关的病理过程。

Background::Thymic carcinomas (TCs) and thym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TNENs) are two aggressive subtypes of thymic malignancy. Traditional therapy for advanced TCs and TNENs has limited outcome. New genomic profiling of TCs and TNENs might provide insight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reatment approaches.Methods::We used gene panel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to investigate the genetic aberrations of 32 TC patients and 15 TNE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urgery at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between 2015 and 2017. Patient samples were sequenced using a 324-gene platform with licensed technologies. In this study, we focused on clinically relevant genomic alterations (CRGAs), which are previously proven to be pathogenic alterations, to identify the pathology-specific mutational patterns, prognostic signatures of TCs and TNENs.Results::The mutational profiles between TCs and TNENs were diverse. The genetic alterations that ranked highest in TCs were in CDKN2A, TP53, ASXL1, CDKN2B, PIK3C2G, PTCH1, and ROS1, while those in TNENs were in MEN1, MLL2, APC, RB1, and TSC2. Progno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mutations of ROS1, CDKN2A, CDKN2B, BRAF, and BAP1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worse outcomes in TC patients, and that mutation of ERBB2 indicated shortene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in TNEN patie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 prognosis-related genes were focused on signal pathways of cell cycle control, chromatin remodeling/DNA methylation,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s (PI3K)/protein kinase B (AKT)/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and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RAS/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signaling. Conclusion::We profiled the mutational features of 47 Chinese patients with thymic malignancy of diverse pathologic phenotypes to uncover the integrated genomic landscape of these rare tumors, and identified the pathology-specific mutational patterns, prognostic signatures,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TCs and TNENs.

目的:探讨宫颈浸润性复层产黏液性癌（invasive stratified mucin-producing carcinoma，ISMC）的临床病理特征、预后及HER2、PD-L1的表达情况。方法:收集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诊治的18例根治性宫颈ISM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同时进行了PD-L1、HER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荧光原位杂交（FISH）HER2检测。结果:患者年龄31~72岁，平均45岁；约占我院同期宫颈腺癌的8%；11例为纯ISMC，7例为混合型，混合成分为鳞状细胞癌及普通型腺癌；1例合并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活检明确诊断3例（3/18）；浸润模式Silva B型5例，C型13例；3例出现区域淋巴结转移；13例患者无病生存，1例合并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患者发生远处转移；15例（15/18）PD-L1综合阳性评分≥1，7例（7/18）PD-L1肿瘤细胞阳性比例分数≥1%；1例HER2 3+和1例HER2 2+，均为FISH扩增阳性；2例HER2 1+，14例HER2 0。结论:宫颈ISMC罕见，形态学谱系广泛，可与其他类型的宫颈癌混合存在，活检诊断准确率极低；PD-L1在大部分ISMC病例中呈阳性表达，HER2在少数病例中过表达及低表达，有望尝试针对PD-L1的免疫治疗及HER2的靶向治疗。

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黄柏通过铁死亡途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A）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通过TCMSP数据库、Herb数据库筛选黄柏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对应的靶点蛋白，并使用Uniprot数据库将靶点蛋白名称转化为基因ID。在GenCards、OMIM、DrugBank、DisGeNET数据库中获取RA疾病靶点。利用FerrDb数据库收集铁死亡在激动物、抑制物和标志物3方面的基因。然后，利用Venny平台获取黄柏活性成分靶点基因、RA靶点基因和铁死亡相关基因的交集基因，并使用Cytoscape 3.9.1软件绘制"活性成分-靶点-RA-铁死亡"网络图。使用String和DAVID数据库进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基因本体论（GO）功能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使用PyMOL、AutoDock Vina软件和RCSB PDB数据库对活性成分与关键基因进行分子对接。结果:共筛选出11个黄柏活性成分（槲皮素、β-谷固醇、苦楝酮、烛毒素A、黄柏呈、掌叶大黄二蒽酮A、黄连宁、鬃毛酮、Kihadalactone A、尼洛替星、豆甾醇）和34个交集基因（PTGS2、AR、JUN、PRKCA、TGFB1、EGFR、CDKN1A、MAPK1、RB1、IL6、TP53、HIF1A、HSPA5、HMOX1、CAV1、IFNG、ALOX5、PTEN、NFE2L2、PARP1、PPARA、GSTM1、MTOR、PIK3CA、MDM2、MAPK8、GSK3B、SIRT1、DHODH、EZH2、AKR1C2、AKR1C1、STAT3、MAPK3）。预测得到TP53、JUN、STAT3、HIF1A、PTEN、SIRT1、EGFR、MTOR、MAPK3、AR 10个黄柏调控铁死亡抗RA的可能作用靶标，介导细胞对氧化应激的反应、对药物的反应、HIF-1、FoxO和ErbB等信号通路调控铁死亡途径，从而对抗RA的发生及进展。对接结果显示，关键基因与其对应的黄柏活性成分间存在分子结合位点。结论:黄柏可能通过铁死亡效应以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多种作用机制治疗RA。

目的:探讨血清甲胎蛋白（AFP）升高伴肠母细胞分化胃腺癌（GAED）患者的免疫表型和分子生物学特征。方法:收集2018—2020年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3例血清AFP升高且伴有GAED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IHC）及二代测序方法对13例血清AFP升高伴GAED患者的病理组织进行免疫标志物和分子生物学特征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 rank检验。结果:13例GAED患者中，男12例，女1例，年龄41～70岁，中位年龄64岁，病灶位置以胃窦部（5例）、胃体部（4例）为主。IHC显示可表达瘤胚胎蛋白（AFP、SALL4、GPC3）、肠上皮分化蛋白（CDX-2、CD10）和一些原始肠上皮表型标志物（OCT3/4、Claudin6），联合应用多种标志物诊断可降低漏诊率。13例患者中，12例存在至少1个基因突变（1个基因突变：1例，2～5个基因突变：3例，6～15个基因突变：8例），1例未检测到突变。突变频率最高的基因是TP53（10例），其他突变基因包括EPHB1（3例）、ATRX（2例）、EPHA5（2例）、GATA3（2例）、LRP1B（2例）和MAP2K4（2例）。13例患者中3例存在基因结构变异，分别为C14orf177-GNAS、AIM1-FGFR3、EPHA6-ROS1基因重排。13例患者均存在拷贝数变异，11例患者存在2个以上基因的拷贝数变异。常见的扩增基因为IRS2（5例）、PTEN（5例）、GNAS（4例）、CCNE1（3例）、CEBPA（3例）、PCK1（3例）、ERBB2（2例），常见的缺失基因为SOX2（5例）、MYC（5例）。13例患者中，死亡4例，死亡患者中有2例出现肝转移；无病生存患者4例，5例患者病情进展，其中3例出现腹腔转移，2例出现肝转移。血清AFP升高伴GAED患者3年生存率为65.9%，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30.7%。基因LRP1B点突变与预后不良有关（ P＜0.001）。行免疫治疗较单纯化疗的患者预后无明显改善（ P=0.595），但进行术后化疗或术后化疗加免疫治疗较只进行手术患者预后好（均 P＜0.05）。 结论:血清AFP升高伴GAED是一种具有高度侵袭性的肿瘤，有独特的分子特征，往往同时伴有多个分子事件，TP53突变是其最常见的基因突变类型，此外，部分患者伴有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扩增和基因重排。

探讨卵巢成熟型囊性畸胎瘤（MCT）恶变为鳞状细胞癌（SCC）和原发性卵巢鳞状细胞癌（POSCC）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回顾性分析5例卵巢鳞状细胞癌（OSCC）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和预后，并对其中1例POSCC进行二代测序（NGS），分析其分子遗传学特征。5例OSCC（4例卵巢MCT恶变为SCC、1例POSCC）患者年龄为43~68岁。累及双侧卵巢者1例，左侧者1例，右侧者3例。肿瘤常规镜检组织学示4例由卵巢MCT和浸润性SCC等两种成分构成，1例仅见SCC成分，周围未见伴发病变。免疫表型示5例癌组织p40、细胞角蛋白5/6（CK5/6）、p63均为阳性，2例p53阳性，增殖细胞相关核抗原（Ki-67）指数为30%~50%。1例POSCC的NGS检测存在12个体细胞突变，其中3个具有明确或潜在临床意义，包括BRCA1基因（p.G263fs）、TP53基因（p.R273C）、ERBB2基因（拷贝数扩增）。4例患者行卵巢癌减灭术，1例行卵巢癌根治术，术后辅以铂类药物为主的联合化疗。随访3~10个月，3例死亡，1例存活，1例失访。OSCC发病率低，主要来源于畸胎瘤恶变，POSCC罕见。OSCC治疗以完整手术切除为主，术后辅以铂类药物为主的联合化疗，临床进展迅速，预后差。

患者女，40岁。2019年10月，患者自己发现左乳有一大小约2 cm×2 cm肿物，质硬，活动度差，无其他伴随症状。3个月后，自觉该肿物较前明显增大，遂至外院就诊。2020年1月21日超声检查显示，左乳探及范围约4.5 cm×2.4 cm低回声，边界清，内有丰富血流信号，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reast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BI-RADS)4a类。医师建议手术治疗，患者拒绝，后自行至非正规医疗机构行中药及针灸治疗，治疗期间左乳肿物仍持续增大。7月，因行火针治疗导致肿块表面皮肤破溃。12月，皮肤破溃处开始出现菜花样赘生物，患者遂再次至外院就诊。乳腺超声检查显示，左乳非均质占位，乳头周围可探及不规则囊实性回声，较厚处约11 cm，内有丰富血流信号，BI-RADS 5类。2021年1月12日，患者于外院行左乳肿物粗针穿刺术，病理诊断为间叶组织来源肿瘤。免疫组化结果：广谱CK(-)、CK5/6(-)、P63(-)、ER(-)、PR(-)、c-erbB-2(0)、E-cad(-)、Ki-67(30%阳性)。

目的:基于临床因素及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建立预测肺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列线图模型并验证。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14例肺腺癌[男59例、女55例，年龄(60.0±10.8)岁]患者的临床资料[吸烟状态、肿瘤位置、临床分期及癌胚抗原(CEA)水平]、 18F-FDG PET/CT代谢参数[SUV max、肿瘤代谢体积(MTV)及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及EGFR突变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训练组(80例)及验证组(34例)。在训练组中，采用单因素分析(两独立样本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选取EGFR突变组与野生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计算方差膨胀系数(VIF)删除存在共线性的变量后，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构建最优logistic模型的列线图模型。在训练组及验证组中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校准度及决策曲线分析(DCA)等评估模型效果。 结果:114例患者中，EGFR突变型56例、EGFR野生型58例。在训练队列中，EGFR突变组与野生组间性别(男/女：14/26与25/15; χ2＝6.05， P＝0.014)、吸烟状态(有/无吸烟史：4/36与22/18; χ2＝18.46， P<0.001)及SUV max[5.72(3.90，8.32)与8.09(4.56，12.55)； W＝1 045.50， P＝0.018]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54, χ2值：0.20和0.20， W值：921.50和983.00，均 P>0.05)。性别、吸烟状态和SUV max的VIF均小于10，同时由3种因素构成的列线图模型具有最小AIC(90.06)。模型在训练组中C-index值为0.798(95% CI：0.699~0.897)、灵敏度为85.0%(34/40)、特异性为70.0%(28/40)、准确性为77.5%(62/80)。在验证组中C-index值为0.854(95% CI：0.725~0.984)、灵敏度为13/16、特异性为14/18、准确性为79.4%(27/34)。模型具有良好的校准度，DCA示模型在较大的阈值范围内(训练组：0~0.59，验证组：0~0.65)能使患者临床获益。 结论:基于性别、吸烟状态及SUV max的列线图模型能够协助临床便捷预测肺腺癌EGFR突变状态。

目的:探讨可手术的肺腺鳞癌（LASC）患者的驱动基因突变状态和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LASC患者的临床和病理资料，对患者手术切除标本均进行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Kirsten大鼠肉瘤（KRAS）基因测序。分析患者驱动基因EGFR、KRAS突变分布情况，比较各临床因素分层患者间基因突变分布差异；用Kaplan-Meier法分析各临床因素分层患者无病生存（DFS），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结果:共纳入106例患者，其中男性64例（60.4%），女性42例（39.6%），年龄（58±10）岁。全组中EGFR、KRAS基因突变患者占38.7%（41/106），其中EGFR突变患者占33.0%（35/106），KRAS突变患者占5.7%（6/106）；EGFR突变位点包括19del、L858R、L861Q和20in，KRAS突变位点包括G12A、G12D、G12C和G12V。年龄≤65岁、女性、病变位于左肺下叶、病理成分非鳞状细胞癌为主、吸烟指数<400年支患者中EGFR、KRAS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大，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TNM分期、T分期、N分期患者间EGFR、KRAS基因突变患者占比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中位随访51个月（范围：14~96个月）。不同N分期患者间D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N 0期DFS均优于N 1、N 2、N 3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N 0、N 1、N 2期中位DFS时间分别为44.4、17.5、23.9个月，N 3期仅1例，其DFS时间为8.7个月；而不同TNM分期患者间DFS有存在差异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60）；不同病理成分患者间D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77）；无胸膜侵犯患者DFS有优于有胸膜侵犯患者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52）；驱动基因EGFR、KRAS是否突变患者D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09），进一步行亚组分析显示，突变患者中不同TNM分期患者D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84）。 结论:早期LASC患者驱动基因EGFR、KRAS突变较常见；DFS与TNM分期和N分期可能相关，但与EGFR、KRAS基因突变状态和病理类型、胸膜是否侵犯可能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