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胃癌患者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和微管蛋白β3（TUBB3）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为胃癌的精确诊治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且接受胃镜活组织检查或手术的46例胃癌患者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BRCA1和TUBB3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BRCA1和TUBB3 mRNA在胃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表达间的关系及二者与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阳性率均高于癌旁组织[43.5％（20/46）比16.7％（5/30），65.2％（30/46）比6.7％（2/30），均 P<0.05]。qRT-PCR检测结果显示，胃癌组织中BRCA1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15.5±6.8比5.0±1.6， t＝9.41， P<0.01），胃癌组织中TUBB3 mRNA的相对表达量高于癌旁组织（22.1±6.3比5.7±1.9， t＝3.51， P<0.01）。女性患者TUBB3蛋白阳性率低于男性[15.4%（2/13）比84.8%（28/3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HER2阴性患者[87.5%（7/8）比47.4%（18/38）]，有家族史患者的BRCA1蛋白阳性率高于无家族史患者[85.7%（6/7）比35.9%（14/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胃癌组织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阳性均与胃癌分期、分化程度有相关性（均 P<0.05）。BRCA1和TUBB3蛋白表达相关（ χ2＝33.52， P<0.01）。 结论:BRCA1和TUBB3可能与胃癌的发生、发展有关，且BRCA1与TUBB3、BRCA1与HER2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BRCA1和TUBB3可能在胃癌的诊断和治疗中有一定意义。

目的:探索膀胱平滑肌细胞在外力牵拉作用下功能改变过程中关键基因和通路的作用。方法:运用生物信息学的方法，包括不同表达分析(DEA)、基因本体(GO)/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激酶和转录因子富集分析、基因富集分析(GSEA)、蛋白互作网络(PPI)等，对编号为GSE1595的基因芯片进行分析筛选出相应的关键基因，随后通过构建小鼠膀胱出口梗阻(BOO)及膀胱出口梗阻解除模型和膀胱平滑肌细胞牵拉实验，通过抽签法将小鼠分为对照组，牵拉组和牵拉+释放组，每组8只C57小鼠，提取相应RNA后进行反转录，随后进一步进行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及曼-惠特尼 U检验进行分析验证。 结果:通过DEA分析共筛选出321个目的基因，其中有180个上调基因和141个下调基因，GO分析显示上调基因主要富集在蛋白去甲基化，调控其他基因表达和代谢过程，而下调基因主要富集在多细胞生物发育、细胞分化和Notch信号通路等。并最终筛选出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周期蛋白依赖激酶抑制因子1B(CDKN1B)，拟南芥驱动蛋白2B基因(KAT2B)，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酶2(PTGS2)，S期激酶相关蛋白1(SKP1)这五个关键基因。并且发现在细胞实验中发现与对照组比较，牵拉膀胱细胞组BRCA1，KAT2B，PTGS2以及SKP1表达高于对照组(BRCA1为1.336比1.000， t＝4.221， P<0.05；PTGS2为1.338比1.000, t＝4.222， P<0.05)；KAT2B为1.581比1.000， t＝2.863， P<0.05；SKP1为1.466比1.000， t＝4.300，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小鼠动物模型中，通过进行外科手术操作，成功造模膀胱梗阻模型，使小鼠膀胱持续充盈牵拉，并随后解除梗阻。进一步检验发现，牵拉组BRCA1，KAT2B以及PTGS2表达高于对照组(BRCA1为1.332比1.000， t＝9.421， P<0.05；KAT2B为1.363比1.000， t＝2.478， P<0.05；PTGS2为2.211比1.000， t＝3.403，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牵拉组CDKN1B和SKP1表达低于对照组(CDKN1B为0.856比1.000， t＝2.451， P<0.05；SKP1为0.669比1.000， t＝6.814，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解除梗阻后，解除梗阻组BRCA1，CDKN1，BKAT2B以及PTGS2表达低于牵拉组(BRCA1为0.625比1.332, t＝11.710， P<0.05；CDKN1B为0.598比0.856, t＝3.397， P<0.05；KAT2B为0.928比1.363, t＝2.943， P<0.05；PTGS2为0.511比2.211， t＝4.735，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外力牵拉会导致膀胱平滑肌细胞出现相应的基因改变，另发现一系列可能参与BOO过程的目的基因。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挖掘与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耐药相关的可作为竞争性内源RNA（ceRNA）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并进行临床验证。方法:（1）挖掘与卵巢癌相关的lncRNA并构建ceRNA调控网络：综合应用文本挖掘、数据预测和网络构建等生物信息学方法，建立与卵巢癌耐药相关的潜在ceRNA调控网络，即lncRNA-微小RNA（miRNA）-mRNA调控网络。（2）临床验证：收集2008年6月至2016年10月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卵巢癌患者共95例，其中铂类药物耐药患者54例（耐药组），铂类药物敏感患者41例（敏感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两组卵巢癌组织中lncRNA的表达，分析lncRNA表达对卵巢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并分析lncRNA表达对卵巢癌耐药的诊断效能。结果:（1）文本挖掘初步筛选出25个与卵巢癌发生、发展相关的差异表达lncRNA；亚细胞定位分析发现，有8个lncRNA存在于细胞质中；通过进一步数据挖掘、共线文献分析，预测其中的两个lncRNA分子［即生长阻滞特异性转录因子5（GAS5）和HOXC基因座转录因子（HOTAIR）］可作为关键ceRNA分子；构建ceRNA调控网络，GAS5与miRNA（即miR139-5p、miR-24-3p）及mRNA［即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肿瘤蛋白p53（TP53）、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B细胞淋巴瘤2基因（BCL-2）、细胞癌基因（FOS）、H-Ras蛋白（HRAS）］组成ceRNA调控网络，HOTAIR与miRNA（即miR-30a-5p）及mRNA［即磷酸肌醇3激酶调控亚基2（PIK3R2）、TP53、丝蛋白（VIM）］组成ceRNA调控网络。（2）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显示，与敏感组（设为1.0）比较，耐药组卵巢癌组织中GAS5的表达水平为2.1±1.6，HOTAIR的表达水平为3.5±1.9，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1， P<0.01）；Cox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GAS5、HOTAIR表达为影响卵巢癌患者无病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GAS5与HOTAIR联合检测诊断卵巢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71，显著高于GAS5单独检测和HOTAIR单独检测（AUC分别为0.678、0.863），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GAS5与HOTAIR高表达与卵巢癌耐药密切相关，可作为卵巢癌化疗反应的潜在预测指标；GAS5与HOTAIR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具有一定的诊断效能。这种利用ceRNA调控网络预测关键分子的方法，为卵巢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相关的环结构域蛋白1(BARD1)基因多态性与肾母细胞瘤易感性的关系。方法:选取确诊为肾母细胞瘤的患者108例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中心健康儿童300例为对照组。两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测定两组BARD1基因上rs7585356、rs6435862和rs3768716位点的基因多态性，并分析其与儿童肾母细胞瘤易感性的相关性。采用 χ2检验比较病例和对照之间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基因型分布的差异。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计算比值比( OR)及其95%置信区间( CI)。 结果:调整性别和年龄后，在rs7585356位点上，与野生纯合子基因型GG比较，突变纯合子AA显著增加肾母细胞瘤的发生风险[ OR(95% CI)：2.04(1.09～2.93)]。遗传风险评分(GRS)1～3分组人群发生肾母细胞瘤的风险是0分组的1.94倍(95% CI：1.11～3.34)，4～6组人群发生肾母细胞瘤的风险是0分组的2.64倍(95% CI：1.23～5.62)。 结论:BARD1基因多态性可增加儿童肾母细胞瘤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3′－脱氧－3′－ 18F－氟胸苷(FLT) microPET/CT显像评价沉默乳腺癌易感基因1(shBRCA1)表达对MDA－MB－231乳腺癌裸鼠模型的放疗增敏作用。 方法:将24只BALB/c裸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每组6只)，分别为阴性对照(NC)组、NC+放疗组、shBRCA1组、shBRCA1+放疗组，分别于放疗前和4次放疗结束后24 h对裸鼠行 18F－FLT microPET/CT显像。比较4组肿瘤治疗前后SUV max的变化，并分析治疗后各组肿瘤总增殖体积(TPV)。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肿瘤组织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的表达情况。采用配对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异 t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数据。 结果:成功构建了靶向BRCA1的乳腺癌细胞。放疗前，NC组、NC+放疗组、shBRCA1组和shBRCA1+放疗组的SUV max分别为1.034±0.137、1.031±0.152、1.028±0.169和1.026±0.1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00， P＝0.999)；4次放疗结束后24 h，4组的SUV max分别为1.367±0.100、0.781±0.079、1.306±0.213和0.597±0.1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4.77， P<0.001)，其中shBRCA1+放疗组的SUV max较NC+放疗组更低( t＝2.98， P＝0.014)；NC+放疗组和shBRCA1+放疗组的SUV max均较治疗前降低( t值：5.82、5.44， P值：0.002、0.003)，NC组和shBRCA1组的SUV max则均较治疗前增加( t值：－4.47、－3.98， P值：0.007、0.011)。shBRCA1+放疗组较NC+放疗组相比TPV更小(0.48±0.03和0.61±0.07； F＝25.36， t＝3.82， P＝0.003)。Ki－67在shBRCA1+放疗组中表达少于NC+放疗组(0.286±0.072和0.476±0.093； F＝15.73， t＝3.61， P＝0.007)。Ki－67表达与SUV max呈正相关( r＝0.83， P<0.001)。 结论:18F－FLT microPET/CT显像可以评价shBRCA1表达对MDA－MB－231乳腺癌裸鼠模型的放疗增敏作用。

目的:分析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基因(ATM)rs1801516、rs1800054两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蒙古地区散发性乳腺癌(SBC)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SBC患者102例(汉族72例、蒙古族30例)作为病例组，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女性102例(汉族72例、蒙古族30例)作为对照组，采集受试者静脉血2 ml提取细胞核脱氧核糖核酸(DNA)，根据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库(dbSNP)数据库选取出ATM基因高度多态性rs1801516和rs1800054位点，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及直接测序法检测两位点多态性，分析两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内蒙古地区SBC易感的相关性，并分析内蒙古地区SBC患者临床病理因素与ATM基因多态性的关系。结果:ATM基因rs1801516位点检出野生纯合子GG、突变杂合子GA及突变纯合子AA型，rs1800054位点仅检出野生纯合子CC型。各基因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在蒙古族乳腺癌组与汉族乳腺癌组、蒙古族对照组与汉族对照组、蒙古族乳腺癌组与蒙古族对照组、汉族乳腺癌组与汉族对照组中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等位基因G是内蒙古地区SBC的易感基因( OR：1.775，95% CI：1.04~3.03， P＝0.04)。ATM rs1801516多态性与乳腺癌肿瘤长径≤2 cm和(或)不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乳腺癌患病风险增加有关(均 P<0.05)。 结论:ATM基因rs1801516和rs1800054位点基因多态性可能与内蒙古地区SBC患病风险无明显相关性。rs1801516位点可能与乳腺癌肿瘤长径≤2 cm和(或)不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乳腺癌患病风险增加存在相关性，基因G可能是内蒙古地区SBC的易感基因之一。

目的:探究微小RNA(miR)-125b可否通过调节乳腺癌易感基因相关蛋白1(BAP1)调节胰腺癌细胞的发生与发展进程，探讨其在胰腺癌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印迹检测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21例在我科接受手术患者的胰腺癌组织、癌旁组织和胰腺癌细胞系中miR-125b和其靶蛋白的表达水平。通过细胞克隆实验、流式细胞凋亡检测技术、划痕实验以及细胞侵袭实验检测转染前后胰腺癌细胞增殖、凋亡、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miR-125b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上调(2.48±0.46比0.68±0.15， t＝13.991， P<0.01)。过表达miR-125b组的BAP1的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465.57±11.28比933.80±15.46， t＝5.894， P<0.01)。过表达miR-125b组Panc-1和BxPC-3A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214.56±8.45比78.43±5.15， t＝3.482， P<0.01)。过表达BAP1组Panc-1和BxPC-3A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明显低于对照组(30.85±4.48比220.63±16.17， t＝3.956， P<0.01)。 结论:miR-125b可以通过靶向负调控BAP1的表达促进胰腺癌的进展。

目的:分析DNA错配修复(MMR)蛋白缺陷(dMMR)和完整(pMMR)的结直肠癌(CRC)患者相关基因体细胞突变差异。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手术治疗、术后常规免疫组化检测报告为dMMR的93例CRC患者石蜡病理组织行二代测序技术检测。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93例CRC患者肿瘤组织中4种MMR蛋白(MLH1、MSH2、MSH6和PMS2)的表达情况，依据美国病理学家协会(CAP)标准对免疫组化检测结果进行重新判读。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93例CRC患者石蜡病理组织中41个基因的体细胞突变情况，采用Fisher精确检验分析组间基因突变差异。结果:依据CAP标准重新判读后，93例CRC患者中pMMR组31例，dMMR组62例。dMMR组基因突变中位数为9.5个，高于pMMR组(3.0个， P<0.001)。dMMR组和pMMR组中17个基因存在体细胞突变差异，分别为乳腺癌易感基因1(BRCA1)、BRCA2、MLH1、PDGFRA、PIK3CA、APC、ATM、KIT、MET、PMS2、MSH6、POLE、MSH2、PTCH1、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TP53和ERBB2基因。dMMR组致病体细胞BRAF、MLH1、MSH2和MSH6基因突变率高于pMMR组[分别为21.0%(13/62)和9.7%(3/31)，9.7%(6/62)和0(0/31)，21.0%(13/62)和0(0/31)，22.6%(14/62)和0(0/31)，均 P<0.05]。BLM N515fs、BRAF V600E、PTCH1 R1308fs和KRAS G13D位点突变率在dMMR组和pMMR组CRC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22.6%(14/62)和0(0/31)，19.4%(12/62)和3.2%(1/31)，11.3%(7/62)和0(0/31)，16.1%(10/62)和3.2%(1/31)，均 P<0.05]。在MLH1和PMS2共同缺失的dMMR患者中3个不常见位点BLM N515fs、MSH6 F1088fs和PTCH1 R1308fs的突变率分别为28.2%(11/39)、15.4%(6/39)和15.4%(6/39)，与pMMR患者[均为0(0/3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dMMR结直肠癌患者有更多的相关基因发生体细胞突变。BRAF V600E突变与dMMR密切相关。KRAS G13D、BLM N515fs和PTCH1 R1308fs突变位点也与MMR蛋白的表达有关。

目的 分析食管鳞癌(ESCC)中乳腺癌易感基因 1 相关环指结构域蛋白 1(BARD1)的表达及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方法 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本院收治且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 114 例ESCC患者,免疫组化EnVision两步法检测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BARD1 的表达情况并比较BARD1 阳性率,分析BARD1 表达与ESCC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ARD1 表达对ESCC淋巴结转移的影响,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BARD1 表达对ES-CC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结果 114 例ESCC组织中BARD1 阳性 78 例、阴性 36 例,对应癌旁组织中BARD1 阳性 23 例、阴性 91 例,ESCC组织的BARD1 阳性率为 68.42%,高于癌旁组织的 20.18%(χ2=53.769,P＜0.001).BARD1 表达与ESCC患者的T分期、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其中淋巴结转移组织的BARD1 阳性率为 80.36%(45/56),高于未转移组织的 56.90%(33/58).经Phi系数分析发现,BARD1 表达与ESCC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r=0.276,P=0.003).BARD1 阳性是ESCC患者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OR=3.099,95%CI:1.339～7.175,P=0.008),且BARD1 表达对ESCC患者淋巴结转移具有一定预测价值(AUC=0.636,P=0.020).结论 BARD1 在ESCC中高表达,其与ESCC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BARD1 阳性会增加淋巴结转移风险,在评估ESCC淋巴结转移上有一定价值.

DNA损伤引发细胞启动一系列DNA损伤应答(DNA damage response,DDR),包括DNA损伤修复、细胞周期检查点激活、细胞周期阻滞、各种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的活化和细胞凋亡等.DNA损伤修复(DNA damage repair)是细胞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DNA损伤修复途径主要包括:碱基切除修复(base-excision repair,BER)、核苷酸切除修复(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NER)、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HR)和非同源末端连接(non-homologous end joining,NHEJ)等,分别在DNA单链断裂(sin-gle-strand break,SSB)或双链断裂(double-strand break,DSB)等损伤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DNA损伤修复缺陷与肿瘤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肿瘤治疗的重要靶点.DNA损伤修复通路的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 polymerase,PARP)与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2等存在合成致死(synthetic lethality)作用,使PARP抑制剂(PARP inhibitor,PARPi)成为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上市的肿瘤治疗合成致死靶药.PARPi在卵巢癌及多种实体瘤治疗中疗效良好,使DNA损伤修复及相关DDR通路的合成致死靶药研发成为热点,其他在研靶点主要包括: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蛋白(ataxia telangiectasia-mutated protein,ATM)、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与 RAD3 相关蛋白(ataxia telangiectasia and Rad3 related protein,ATR)、DNA 依赖性蛋白质激酶催化亚单位(DNA-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catalytic subunit,DNA-PKcs)、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 1(checkpoint kinase1,CHK1)、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2(checkpoint kinase 2,CHK2)、阻止有丝分裂的蛋白质激酶WEE1等.PARPi与其他DDR靶药、抗血管生成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联用,有可能成为克服PARPi耐药、提高疗效的有效手段和发展前景.本文针对DNA损伤修复及相关DDR通路的关键分子和潜在肿瘤治疗靶点进行综述,阐述了 DNA损伤修复相关通路的合成致死靶点研究及在卵巢癌的应用和前景,为基础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