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结核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感染，以及共感染患者的CD8 +T细胞耗竭状态。 方法:纳入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和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所收治的HIV感染和(或)MTB感染患者87例，其中HIV感染18例，活动性结核(active tuberculosis, ATB)34例，潜伏性结核(latent tuberculosis, LTB)19例，HIV感染合并ATB 7例，HIV感染合并LTB 9例，同时纳入11名健康对照者。收集所有受试者的外周血，进行全血细胞表面染色和细胞内染色，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8 +T细胞上的活化分子CD62配体、CD44、CD127，转录因子脱中胚蛋白(eomesodermin, EOMES)、T细胞因子1(T cell factor 1, TCF-1)、T盒转录因子(T-box expressed in T cells, T-bet)、B淋巴细胞诱导成熟蛋白1(B lymphocyte-induced maturation protein 1, Blimp-1)，抑制性受体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 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 3, Tim-3)的表达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曼-惠特尼 U检验。 结果:HIV感染组活化分子CD62配体、CD44的平均荧光强度(mean fluorescence intensity，MFI)低于健康对照组，而抑制性受体Tim-3则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31.00、1.00、0.00，均 P<0.010)；HIV感染合并LTB组CD62配体、CD44的MFI低于LTB组，而PD-1、Tim-3则高于LT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4.00、26.00、6.00、3.00，均 P<0.010)；HIV感染合并ATB组CD62配体、CD44、CD127的MFI低于ATB组，而PD-1、Tim-3则高于AT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9.00、40.00、45.50、28.00、7.00，均 P<0.010)。HIV感染组的终末效应CD8 +T细胞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而中枢记忆CD8 +T细胞则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15.00、33.00，均 P<0.010)；HIV感染合并LTB组的终末效应CD8 +T细胞表达水平高于LTB组，而中枢记忆CD8 +T细胞低于LT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7.00、20.00，均 P<0.010)；HIV感染合并ATB组的终末效应CD8 +T细胞高于ATB组，而中枢记忆CD8 +T细胞低于AT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U＝7.00， P<0.001)。HIV感染组PD-1 +Tim-3 +T细胞的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HIV感染合并LTB组PD-1 +Tim-3 +T细胞的表达水平高于LTB组，HIV感染合并ATB组PD-1 +Tim-3 +T细胞的表达水平高于AT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21.00、6.00、5.50，均 P<0.001)。HIV感染合并LTB组的转录因子EOMES和TCF-1的MFI低于HIV感染组，而T-bet的MFI则高于HIV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3.00、4.00、9.00，均 P<0.001)；HIV感染合并ATB组的转录因子EOMES和TCF-1的MFI低于HIV感染组，而T-bet和Blimp-1的MFI则高于HIV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11.00、14.00、7.00、22.00，均 P<0.050)。 结论:合并HIV感染的MTB感染患者其免疫功能更为低下，CD8 +T细胞耗竭程度更高。此外，合并LTB和ATB感染的HIV感染者较单纯HIV感染者的CD8 +T细胞耗竭程度更高。

人类活动强度(Human Activity Intensity,HAI)是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作用程度的客观指标,植被作为生态环境变化的综合指示器,对人类活动变化十分敏感,深入探究HAI与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归一化植被指数)时空分异及其关联性,对维稳自然环境、合理控制人类活动以及协调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为研究区域,使用夜间灯光、人口密度及土地利用数据表征人类活动强度,分析2000-2020年HAI与NDVI的时空分及其关联性.结果显示:(1)2000-2020年黄土高原HAI整体变化较缓(年均速为1.39％),空间呈现"七点一圈一带"的分布格局,呼包鄂榆及晋中城市群HAI强度变化较频繁,高强度区向西北方向呈集中分布态势.(2)2000-2013年NDVI增速较快(2.11％/a),2014-2020年增速放缓至0.82％,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分布,高植被覆盖区域向西北移动且多方向扩张.(3)HAI与NDVI相关性空间分异明显,且在关中、呼包鄂及晋中城市群呈空间聚集分布.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作用具有双向性,高强度人类活动致使植被覆盖锐减,退耕还林等工程有效抑制植被退化,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研究结果可为精细量化人类活动强度、黄土高原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及生态环境修复与维稳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与参考.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敏感脆弱、不稳定,其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以放牧为代表的人类经济活动影响显著.高强度放牧是造成草地退化的重要原因,草地退化又是影响草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因素.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牲畜量量化放牧压力,并选取合理的模型探究放牧对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健康的影响,确定合理的放牧强度和策略,以实现草畜平衡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基于"活力-组织力-弹性-生态服务"(VORS)模型,构建起包括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指标体系,评估了 2000-2015年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生态健康系统水平,并采用Moran's I探讨放牧压力和生态系统健康指数的空间相关性,并从普通最小二乘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时间加权回归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选择最优回归模型,揭示放牧压力对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放牧强度格局高值区域主要为内蒙古草原地区,低值区域主要为陕西高原地区.(2)2000-2015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区域整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和一般健康状态.(3)全局双变量Moran's I结果显示在2000-2015年呈现负相关影响关系,但影响力度在变小.(4)多种回归模型相比较,GTWR模型表现最优.2000-2015年,正向驱动空间集中在内蒙古、辽宁以及山西省区县;负向驱动空间集中在陕西省、甘肃等区域,同时影响强度持续增强.研究通过不同区县、不同的草原的反应状况,提出放牧政策的不同实施建议,致力于实现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健康.

人类活动是威胁当今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难民物种"受人类活动干扰被限制在了次优的栖息地.以我国受威胁情况较为严重的珍稀物种仰鼻猴为例,基于地形变量、人类活动变量、气候变量及古今分布点(历史时期:20世纪前;现今时期:20世纪至今)数据,利用MaxEnt模型对其古今生境开展预测,结果表明:古今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仰鼻猴丧失了我国东部921756km2的适宜生境,保留适生区内的生境质量下降,新增适生区分散且破碎,仰鼻猴重新适应了历史时期的次适生区甚至不适生区.古今以来,仰鼻猴对气候变量适应能力的改变远小于对地形变量,与可以自由选择适宜生境时相比,现今时期的仰鼻猴生境内的海拔更高、地形起伏度更大,最冷月最低温以及年度气温变化的适宜范围相比更窄,仰鼻猴提高了对多种环境因素的适应能力,但同时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升高,并面临着种群隔离度增加等风险,已无法占据最佳生态位.建议关注现有适宜生境附近的人类活动强度,尽可能减少与仰鼻猴产生空间或资源的竞争,加强对该物种的保护.

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关该物种在我国的当前分布和栖息地生态学的资料非常有限,不利于其保护管理策略的制定.2021年10月至2023年8月,作者在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技术监测调查了小灵猫的分布,采用核密度函数和Vanderploeg & Scavia资源选择指数分析了小灵猫的活动节律和栖息地选择.本次调查在区内50个位点共布设了 120台红外相机,总相机工作日累计24,778天,获得独立有效照片6,250张,调查期间在13个位点获取了48次小灵猫独立有效探测,证实小灵猫在该区域稳定存在.小灵猫的活动节律为典型的夜行性,日活动曲线呈单峰分布,活动高峰处于22:00前后.区内小灵猫对于人类活动在时间层面呈现明显回避(重叠系数△=0.04),与同域分布竞争物种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之间存在时间生态位上的分离(P＜0.001).在栖息地选择上,小灵猫偏好利用食物资源丰富的杧果(Mangifera indica)林、乔木郁闭度中等(50％-75％)、干扰强度中低的生境.本调查研究填补了海南岛小灵猫分布及生态信息方面的空缺,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也为更多区域野生小灵猫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随着人类活动逐渐增加,自然生境向人工基质的转换已成为全球野生动物生存的严重威胁,准确识别荒野地的空间范围对生态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利用较高精度的新型数据,考虑区域尺度上的地理特征构建指标模型,并识别国家尺度荒野地的实践还较少.从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的视角出发构建荒野地识别模型,首先考虑微观视角下人类活动对复杂地理环境的响应特征,构建多要素综合的人类非持续性活动强度计算模型;引入新型数据源,构建空间特征提取算法并建立人工环境和光污染影响指标,明确人类长期活动区;刻画可能的荒野地空间范围,并定量评价其荒野程度.对中国陆域荒野地的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人类活动视角构建的荒野地识别模型可有效模拟中国陆域范围内的荒野度分布,其大致呈现"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2)中国荒野地占中国陆域面积的22.47％,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等地区;(3)结果与基于人类足迹法的荒野地数据对比,重合率超过80％,表现出良好的识别能力,且为部分区域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识别结果.

中国致力于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目标贡献力量.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变化是造成碳排放的主要原因之一.四川省森林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和重要的生态地位,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区域之一.为从土地管理的角度为中国的碳中和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在顾及土地利用强度和生态-经济权衡的情景下预测了四川省2030年的土地变化,提出了顾及土地利用强度的陆地生态系统未来碳储量估算方法,并估算了四川省2030年的碳储量.结果表明,四川省若能在未来平衡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在2030年同时实现经济生产总值(相对于2020)增加约34％和碳储量增加约3％.为实现上述目标,四川省未来具体需加强西北部高原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和高原亚寒带半湿润地区的林地和湿地的保护与扩张,并促进以成都为核心的四川省东南部中亚热带湿润地区城市的均衡发展.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人类工程活动,而人类工程活动又会对青藏高原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基于能源工程、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路网等数据,结合青藏高原科考实地考察情况,旨在建立一套县域尺度下的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及专家打分法,结合各类空间分析方法对各指标因子赋权,并以县域为单元探讨青藏高原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时空变化,全面科学地评估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以能源工程建设强度、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度3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建立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反应研究区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异.2)评价表明,2000-2020年间青藏高原整体人类工程活动强度呈增强趋势,且增速不断加快;3)青藏高原人类工程活动强度东西部差异明显,受资源配置和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西宁和拉萨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人类工程活动强度方面呈以"西宁-拉萨"为轴线的中心区域向外不规则递减的空间格局;4)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的增加与青藏高原地区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和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能源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长,使得人类工程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不断增强,表明其对生态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在大力开发能源和建设工程时应重点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

土地利用变化是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量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土地利用方式,进而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作用.因此,研究人口流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及生态效应,能为合理调控区域人地关系,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基于长时序高空间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以具有典型移民现象的四川省凉山州为研究区,针对移民驱动下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诱发的生态效应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受人口迁移影响,凉山州土地资源的利用结构和程度都发生了相应改变,以耕地、草地、林地及不透水面的面积变化最为显著.在人口迁入较多的西昌、冕宁和德昌等县市内,供人类生活、生存所需要的耕地和建筑用地的数量显著增加;相反,对于大量人口迁出的喜德、昭觉和美姑等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的降低为生态用地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条件,生态用地面积不断上涨.(2)受土地利用类型、地形条件、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凉山州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000-2020年,整体生态环境质量仅下降了 0.36％,总体较为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区域集中于东部的越西、美姑及昭觉等县市,而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的区域主要位于盐源、会里、西昌和德昌等县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与区域移民活动存在紧密联系,其中由移民迁入引发的耕地和不透水面对生态用地的挤占,对生态环境质量退化贡献比重达87.97％,而随着移民迁出为生态工程的实施提供条件,凉山州内生态用地面积共增加775.84 km2.

生态保护修复是维持和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识别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并进行有规划的生态保护修复能够达到抑制生态环境退化的目的.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神经网络自组织映射(SOM)聚类分析法、空间统计、Spearman非参数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簇演化和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特征,识别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探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权衡/协同关系,提出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规划策略.结果表明:(1)2000-2021年浙江省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均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由7279.73亿元降低至6980.28亿元;(2)2000-2021年浙江省人类活动强度显著增加,呈现由西到东、由南到北的递增趋势;(3)2000-2021年浙江省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强度变化Moran's I指数呈现显著负相关性,说明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服务价值两者空间上处于相互制约状态;(4)2000-2021年浙江省90县(区)可划分为4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包括:城市中心簇、农业生产簇、核心生态簇和生态保育簇;(5)基于2021年双变量Moran's I指数聚类结果将研究区划分的5种类型分区作为生态保护修复一级分区,以区域内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簇作为生态保护修复二级分区划分依据.浙江省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划分为4个类型,即面积占比14.83％的生态预防治理区、面积占比19.94％的生态调控建设区、面积占比50.23％的核心生态保护区和面积占比15.00％的生态综合提升区.据此,提出不同类型优先分区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划策略.